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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近的水平，他们乐意立刻出版。只看一章，不用评审，而出版社又那样大有名望，这回应朋友们都说是奇哉怪也。
其二是寄到大名鼎鼎的《美国经济学报》（American Economic Review）。过了两个月，编辑的回信是评审员认为文章不错，但众所周知，佃农分成的百分比是由风俗、习惯决定的，所以我要修改，以风俗习惯定分成率为依归。我
想，要是我那样改，整篇文章就废了。我又想，那样大名的学报，主编和评审员怎可以没有大学一年级的水平？那是我在学术生涯上唯一的文章不被立刻取录的经验，而又因为这经验，我后来对“名”学报与不知名学报一视同仁，漠不关
心。可不是吗？一篇有分量的文章，写后埋在地下三尺，总会有人发掘出来。
也是在六六年十二月，我在长堤奇怪地收到E。Domar寄来的邀请咭，要我在新年除夕到他家里聚会。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在经济发展学说上很有名，当时他在洛杉矶加州大学邻近的兰克公司造访一年。Domar的大名如雷贯耳，但
他怎可以知道我这个人？依约赴会，见到的都是教授或兰克公司的人，学生只有我一个。独自在厅上一角喝酒，会到中途，听到Domar大声说：“谁是史提芬，请站出来。”我回应后他带我到厨房去，说：“赫舒拉发把你论文的一章给了
我，我读后认为你不属于长堤。要不要到麻省来碰碰运气？”
过了几天收到Domar的信，说麻省理工没有空缺，但他已把我那一章寄给芝加哥大学的D。G。Johnson；他又说芝大每年有一个博士后的奖金，是要到芝大一年的，促我申请。Johnson是当代的农业经济大师，发表过另一套佃农理论。我
在论文中毫不客气，说他的理论全盘错了，所以不便申请。
到了一九六七年三月，过了申请的限期，赫舒拉发给我电话，要我立刻申请。
赫师的盛情难却，我就寄出一封简单的信。两天后收到芝大经济系主任Harberger的电报，说我获该奖项，要我到芝大一年。不用付税，不用教书，没有任何职责，年薪八千当时极为可观（长堤“教餐死”的年薪，缴税后只得五
千）。Harberger可不知道，只要芝大肯收容，一文不予我也会去的。
后来G。Tolley告诉我，Johnson看了我那一章之后，就不考虑其他的申请人，只等我的申请信。但在那一章，我对Johnson的批评下笔甚重。胸襟如此，使我肃然起敬。三十三年过去了，这样的胸襟我怎样也学不到！
（之四）
六十年代的博士后奖金与七十年代之后的很不一样。六十年代找工作易，找不用工作的奖金难。芝大的那项奖金，在我之前拿得的有阿罗（K。Arrow1921…）、蒙代尔（R。Mundell1932…）等人，是比较特别的了。问题是，我的论文当时
只写了一小半，而该奖说明是“博士后”，怎幺办？
我硬头皮挂个电话到芝大给Harberger，说论文离交卷之期尚远，可否改迟一年。他回应道：“芝大所有教职员都是先生或女士，从来没有谁管你什幺名衔的。”既然“博士”无足轻重，我就没有理由延期。然而，论文没有完工总是
不妥，于是立刻赶工，六个星期后就写好了。
这段“赶工”包括论文最困难而自己又认为是最满意的一部分——出书时的第八章。这章的内容是前文提及过的、六六年暑期我和一位助手从早到晚加加减减的收获，其中验证理论的含意我早就想清楚了的。搁置了近半年，其间天天
想，动起笔来很痛快。
该验证的困难是这样的。在台湾土地改革下，地主的分成被规限为百分之三十七点五。依照我的佃农理论，佃农劳力的边际产量会下降，而土地的边际产量会上升。这样一来，佃农劳力的边际产值会低于自耕劳力的边际产值，而佃农
土地的边际产值则会高于自耕土地的边际产值——这二者违反了边际产值相等的市场规律。问题是，边际产量只能在有控制的实验中出现，在真实世界是看不到的。我找到的所有数据，是土地的平均产量而不是边际产量。
困难的重点明显不过。我要以土地平均产量的转变来证实边际产量的转变，而又要把劳力与土地的边际产量分开。我手头上的详尽资料，是多种农作物的土地平均产量及其转变。要将这些看得到的平均转变来证实看不到的几种边际转
变，是前人没有尝试过的。
这章写好后立刻寄给艾、赫二师，过几天就到加大去问意见。首先见赫师，他当然知道我的来意，说；“不要问我，刚才艾智仁到我这里来，把你验证的那一章捧到天上去。你去见他吧。”我兴高采烈地去找艾师，他竟然说：“我怎
知道你文内的数据资料不是你自己制造出来的？”
赶回长堤，过一天的清早又到加大找艾师，把搜获的资料原版给他看。他竟然又说：“你怎知道这些资料不是台湾政府刻意制造出来的？”我被逼再与台湾的有关机构联络。
当我把细说收集资料的方法的台湾回信给艾师看时，他站起来，望出窗外，说：“我们早知你是可造之材，所以要严格一点。现在你知道学术研究是怎样的一回事了。”
毫无疑问，验证理论的第八章最有分量。当我在一九六八年给夏理．庄逊（HJohnson1923…1977）看时，他读到开头说文内要以土地的平均产量转变来证实劳力与土地的边际产量转变，就下评语：“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但到章末，
他再下评语：“这章真伟大！”
然而，《佃农理论》发表历三十年，虽然被引用不下五百次，但除了朋友外，从来没有人提到那第八章。这可能因为一般的学者对验证的方法不感兴趣，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对地方性的现象，如台湾或中国的农业，视若等闲，事不关
己，己不劳心。当然，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什幺地区都同样重要。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那时以统计学发展出来的数量经济学（Econometrics）开始大行其道。我当时是门外汉，但有一位精于该道的同学（J。Pippenger）阅读了我那验证的一章后，说他有点怀疑统计学是否那样重要。后来在芝大
H。Johnson读该章后也是那样说。九年之后，我因为作石油研究而在数量分析与统计学那方面学到不少，或起码知道这些学问的大概。在这里不妨跟后学的人说说有关的问题。
统计学有两个重要的用途，但也有一个弱点。重要用途之一，是好些时肉眼不容易看到的数字上的规律或结论，统计学可以明确地表达出来。当然，有些人的肉眼很厉害：他人看不出的规律，这些人可以一目了然。对那些肉眼平平的
人来说，统计学的用场就倍为重要了。
第二个统计学的重要用途，是这门学问可以把很复杂的规律有系统地处理。当然，在今天，数之不尽的统计低手，舞数弄计，但求表演技巧，把简单不过的验证搞得一塌糊涂的。
统计学的主要弱点，是陷阱太多，其结论不大可靠！事实上，一般而言，统计的技巧用得越复杂、越湛深，其可靠性就越低。高手统计，永远是简单得出奇。
道理是颇为明显的。验证理论，统计学的方法有时可用有时不需要用，但一定先想出可以推翻理论的含意，要想得很详尽。今天后起之秀的困难，是他们认为自己既然统计技巧超凡，就不用去想什幺含意了。他们于是以电脑算出来的
数字规律作结论。这是以事实解释事实——依照马歇尔（A。Marshall 1842…1924）所说，是卤莽而又无耻的。
理论的验证含意是要预先想出来的。有统计技巧的协助，锦上添花。
（之五）
我是一九六七年九月到芝加哥大学去的。当时芝大经济系实力之强，史无先例（恐怕也是后无来者，因为当年的同事，先后有八个获诺贝尔奖！）。从长堤到芝大去，我很有“大乡里出城”之感。
行前的整个暑期，我什幺也不干，半页书也不翻。芝大只给我一年合约，我得好好地利用、学习。我因此多事休息，养精蓄锐。可不是吗？一个在茶寮学艺的人，被邀请到少林寺去深造，若与那里的伙头陀动起手来，怎幺办？想不
到，后来在芝大与那里的方丈大师多次较量，竟然可以打个平手。
我求学时的洛杉矶加大经济系，算是籍籍无名的了。但有两方面很特别。第一，依照赫舒拉发今天的回顾，他平生没有见过我在加大时那幺多的好学生聚在一起。赫氏曾经在哈佛与芝大任教职，这评语应该有分量。因为有七、八个同
学都是上上之选，大家日夕研讨好几年，功力再差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事实上，到了芝大跟那里的“明星”学生研讨时，我发觉他们在价格理论上的功力，不及加大的同学。
其二是在加大时有三位老师，在我离开加大之后好几年变得举世知名。艾智仁是一个，赫舒拉发是一个，宾纳（K。Brunner1916—1988）也是一个。纯从经济学上最重要的价格理论那方面看，在二十世纪是不容易找到比艾、赫二人合
并更好的教导的。
上述的三位老师当年虽然名气不大，但对芝大的高手来说，却是另一回事了。我到芝大后，他们知道我是艾、赫的入室弟子，就刮目相看。
在芝大我住在“国际宿舍”，很简陋，但既然晚睡早起，哪管住得怎样？安居后到芝大出版社找那里的经济学编辑，说论文已写好了。他很高兴，要立刻发表。我跟去找D。G。Johnson，那位曾经发表过佃农理论的前辈，问他应否让论
文立刻出书，还是多花些时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