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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严复是中国
历史上最有名的翻译大师，而《原富》这个译名实在好。然而，可能因为我看不到“皇帝的新衣”，单从《原富》的译文来评品，我认为严复的功力并不怎样。
《原富》的英语原作是我读过的所有书籍中唯一令我产生畏惧之心的作品。是经济学的第一本巨着，但二百多年来，没有另一本经济论着可与它平起平坐。小字印来千多页，注脚千多个，哲理纵横，观察入微，博学多识，文笔如长江
大河，滔滔不绝——这样的书怎可在十二年间写出来的？
重于泰山的书当然有好几个版本，而被邀请为之写序或引言的是极高的荣誉了。我最欣赏一九三七年Max Lerner为《原富》所写的《引言》：文气如虹，纵论大势。作学生时我为了学英文而背诵过这篇《引言》，兹仅试译首两段以飨
读者：
“像所有巨着一样，《原富》不仅是一个伟大脑子的表达，而且是整个纪元的倾诉。写这本书的人有学问，有智慧，有文字的天分，但同样重要的是，持这些天赋他站在一门新科学的黎明和欧洲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他写的是表达一些
动力，正在他下笔之际，工作去制造那奇异而又可怕的新品类：模式经济人，或可说是现代世界的经济人。我采用这一词的意思，可不是经济理论家所发明的没有生命的抽象人物，用以刺杀任何改变社会的建议，但到头来却刺杀了他们自
己。我说的是那活生生的商人，经济学者为了要保护而下笔的，而又为了他的利益而发明了那没有生命的抽象人物。当时欧洲所有创造这商人的动力，以及这商人快要控制的社会，都在创造一个思想及体制的架构，让史密斯在其中写他的
书。而这本书，好像知道好运滚滚来，本身变为巨大的影响力，增加了那些动力的运作。于是，这本书是历史的一部分了。一个新社会，在旧壳中冒出来，创造了一个架构，让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或艺术家去做他的工作，而这工作最后粉碎
了社会的旧壳，完成及坚固了那新社会的轮廓。马基维利的《帝皇术》如是，史密斯的《原富》如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也如是。
“这解释了为什么所有学者的辩论，挣扎去找寻史密斯的创新之处，都是白费心思的。没有任何一级脑子，其思想概括了时代而又影响了跟而来的社会动向，是纯真地有创见的。无可置疑，《原富》是现代经济思想的中流砥砫。但若
把这本书分拆开来，你会发觉其中没有一点未经前人提及，而它的所有论点，在大程度上都被后来的论着刺破了。然而，重要的可不是某些学说是否曾经新得发亮，或者是经得起时间的蹂躏。重要的是论着的整体；它的范围、概念、完
成，使它活动起来的精神以及它在历史上的位置。”
没有谁读过《原富》会不觉得自己是渺小的。洋洋近百万言，其博学多才是我平生仅见。但它的基本论调简单不过：人不可以单靠亲朋戚友的帮助而生存；归根究底他总要靠自己。可幸的是，为自己、图私利，对社会大有好处。这是
因为专业生产然后在市场交换，上下交征利，大家所得的会比自供自给富裕得多。史密斯当年可没有想到，在我们今天的世界，因为专业生产而在市场交易所带来的财富，比自供自给的增加，以千倍计。
我不同意Max Lerner的地方，是史密斯的所有论点都被后来的论着“刺破”了。说史氏在细节上有错，是对的，但他的主要论点的整体，不仅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且越来越对。大思想家就有这样的能耐：分拆开来好些地方都错，但
合并起来的整体却是对了。
我可以举自己深知的一个实例。作学生时我写《佃农理论》，发觉史密斯的佃农分析及附带的土地使用制度的演变分析的细节，错处颇多。但他的土地制度演变分析的没有明言的主要基调，是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这不仅是对，而
且极为重要。后来这基调影响了达尔文！
大智的人可以在细节上错得颇多，但重要的基调却对得精彩。小智的却相反：细节都对，但加起来却是错了。
林行止的《原富精神》，是以二百多年前的史密斯基调来看今天的世界。像史前贤一样，他的细节有错处，但其整体却是对的。这是大智了。
是为序。
我也看金庸
作者：张五常
2000。1。13
北京作家王朔，于去年十一月一日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我看金庸》一文，痛骂“老金”，称其武侠小说为“四大俗”之一（其他三俗为成龙、琼瑶、四大天王）。文坛谩骂历来无足轻重，但查大侠竟然下笔回应，而且是两次。戴
天等高手群起而出，拳打脚踢，文坛一下子热闹起来了。
查先生的两篇回应写得好我是写不出来的但我还是同意朋友的观点，认为查先生不应该回应。他应该像自己所说的：“八风不动。”王朔的文章没有什么内容“人之易其言也，无责耳矣。”（我翻为：胡说八道的话，不足深
究。）查老在文坛上的地位，比我这个“大教授”高一辈。但他显然六根未净，忍不住出了手。前辈既然出了手，作为后辈的就大可凑凑热闹，趁机表现一下自己在武侠小说上的真功夫！
首先要说的，是王朔之文大有“葡萄是酸的”味道。“四大俗”畅销，赚大钱王先生说是资产阶级的腐朽。批评赚钱作品不容易自圆其说：收入多少与欢迎程度之间是有一个等号的。“俗”有数解，其中“通俗”这一解是好的。说
金庸作品通俗，是对的。王先生所说的“俗”不知何解，但肯定大有贬意。另一方面，要找到四个大受市场欢迎的“不是好东西”，绝不容易。
说金庸作品畅销，不大正确。金庸是一个现象。他的小说平均每本超过一千版（最多是二千一百二十四版），总销量（连收不到钱的）达一亿！然而，金庸现象的重点，不单是一亿这个数字，而是他的作品几历半个世纪而不衰。有好
事之徒作过统计，在文革期间，《毛语录》的销量，竟然比圣经历来的总销量还要大。于今看来，老毛的世界纪录将来可能被老查破了。
我对王朔先生的主要批评，是他不懂武侠小说。他捧出一本《水浒》，但看来不知道还珠楼主那类作品，评武侠小说就不免少了一点基本功。
说金庸，我们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说起。“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当时是一个无可奈何的社会，今天不论明天事，过得一天算一天。市场的取向，是在不知去向的日子中找点刺激。黄色刊物大行其道。广州出
了一个雷雨田，其漫画刻划时代，也因为够“抵死”而销得。
还珠楼主乱放飞剑，牙擦苏与黄飞鸿斗个不休，而写到外国，我们有《陈查礼大战黑手党》。老外当时的文化也差不多。从美国运到香港的电影，要不是《原子飞天侠》，就是《铜锤侠大战铁甲人》。
在上述的文化环境中，好些到香港来的外江佬要写稿为生。其中两个比较特别：一个是梁羽生，另一个是金庸。他们谈历史，说艺术，论诗词；为了生计他们发明了“新派”武侠小说。
大概是一九五二年，梁羽生在报章上连载《龙虎斗京华》，跟是《草莽龙蛇传》。一九五四年左右，当梁羽生推出他最好的《七剑下天山》的同时，一个叫金庸的在《新晚报》（？）连载《书剑恩仇录》。《七剑》与《书剑》各擅胜
场，打个平手，而又因为面目全新，有故事，我们就不再看还珠楼主或黄飞鸿了。
想当年，金庸为了糊口下笔，争取读者是重要的。但一九五八年我在多伦多追读他的《射雕英雄传》时，就对文学专家王子春说：“如果《水浒》是好文学，那么金庸的作品也是好文学了。”
我认为在多类小说中，新派武侠最难写得好。作者的学问不仅要博，而更重要的是要杂博易杂难也。历史背景不可以乱来，但正史往往不够生动，秘史要补加一点情趣；五行八卦要说得头头是道；奇经穴道、神药怪症，要选名字古
雅而又过瘾的；武术招数、风土人情，下笔要像个专家；诗词歌赋，作不出就要背他一千几百首。
是的，像金庸那类武侠小说，高人如钱钟书是写不出来的。你可能说钱大师不屑写武侠，但“不屑”是一回事，要写也写不出来是另一回事了。
杂学不容易，要加起来更困难。风马牛不相关的事，要有超凡的想像力才能合并得顺理成章。武功本身多是虚构，并之以杂学是另一重虚构了。一般小说的虚构可信，但武侠小说是不可信的。事实上，可信的武侠不好看。但太离谱
的取人首级于千里之外的也不好看。新派武侠小说的成功之处，就是读者明知是假，但被吸引而用自己的想像力，暂作为真地读下去。
打打杀杀的故事，像美国的牛仔片那样，是不容易有变化的。引进旁门左道的杂学，加之以想像力，而又把故事人物放在一个有经典为凭的历史背景中，从而增加变化，是一项重要的小说发展。然而，能如此这般地写得可以一读再读
的作者不多。梁羽生在《白发魔女传》之后的变化就越来越少了。
王朔大事抨击金庸的文字，使我莫名其妙：“老金大约也是无奈，无论是浙江话还是广东话都入不了文字，只好使死文字做文章，这就限制了他的语言资源，说是白话文，其实等同于文言文。”
古今并用的文字是最好的文字，中外皆然。我认为查先生的中语文字，当世无出其右！
我只用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