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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不管你的思想如何了得，文章不容易明白就不会有成功的机会。”
听后我想，艾老从来不召见学生，这次隆重其事地召见我，就只是说这几句话，秘笈无疑也。我当时又想，自己是中国人，二十多岁才开始认真地学英语，要成为一个英语文豪是不可能的了；不得已而求其次，单学写清楚明白的文字
就算了。
决定了要做什么，就把心一横地去做，是我天生的个性吧。但要学写清楚明白的文章，可不是我事前所想像的那么简单。其中的一个困难，是要“戒除”自己历来为文的坏习惯。这些坏习惯倒非所我独有，虽然当年我有的可能特别
多。于今回顾，我当时的坏习惯有下述五点。
其一是花拳绣腿，往往跳一下草裙舞。清楚明白的文章是要有话直说。从“花拳绣腿”改为“有话直说”，是困难的改进——即使到了今天，久不久我还是觉得自己有“花拳绣腿”之弊。
其二是喜欢用深字，比如几个有同样表达能力的字以供选择，我当年就喜欢选用较深的一个，以为（误以为）可以此而向读者表现一下自己是个读过书之人。自从决定写清楚的文章后，凡有字（或词）的选择，我就取其最浅的一个。
（话得说回来，有一些特别的文字——例如三次介绍弗里德曼——为了要加点学术气氛来过瘾一下，我就选用深字，花拳绣腿一番。这样做，听众或读者究竟明白与否——只要他们知道我是在大读弗老——则无伤大雅了。）
其三是用长句。清楚的文字要用短句。不仅句子要短，分段也要短。一句说完就用句号或分号；一个小小的论点，说完就要立刻分段。清楚的文字，是不能拖泥带水地写的。好些人像我当年那样，认为懂得用长句才算是文章高手。这
是不对的。
其四是着重文法。我不是说文法不重要——更不是说英语的文法不重要——而是下笔写初稿时要置文法于度外。文法的对或错，是应该在有了初稿之后才修改的。
如果一下笔就重文法，分了心，“清楚”的问题就打了折扣。（是的，文法错了的文章有时也可能很清楚。即使在今天，我写英语文章的初稿，文法往往欠妥，而且错字连篇。自己时间不足，就乐得依美国的惯例，请他人代为改正。）
其五是以为读者可以明白。好些时，为了文字之美，我们会写些有欠清晰的、以为读者仔细阅读一下就会明白的文字。但我们却忽略了读者读文章不是下象棋，肯大费工夫研究你在说什么。行文之中，认为读者可能不明白的，就要修
改、浅化。好些时，为了达意，宁可多用几个字，虽用得不大“美”，还是“化算”之举。
兹谨答覆读者问及Elements of Style 一书之优点如下：这本小书摆明车马，一、二、三、四……列出规例，英语怎样写可取，怎样写不可取，不作解释，没有哲理。例如，小书上说，一句之中，重要的字要放在句首或句尾，不要放
在中间。此规其妙无穷也。类似的规则，小书中凡数十，记着即可。对于像我这种懒得研究文字而又想文字写得像样的人来说，它是没有捷径的为文之道中的“捷径”了。
人类所知道的社会体制其实一共只有三种
作者：张五常
先生、女士们：
1979年伦敦经济事务研究院邀请我写一篇500字左右的文章，谈谈“中国可能的变化”。为此，我于当年访问了广东省。访问之后我就开始思考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问题。但是要写一篇只有500字的文章来预测中国将来会发生什么，这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我对他们说不行，我不愿意给你们写这篇文章。但他们一直督促我，希望我能够给他们写一点东西。大约在1981年的四、五月间，我写完了文章的初稿，这个初稿大大超过了500字，达到约2万多字。在把这篇
文章送交伦敦经济事务研究院之前，我把它寄给了我在美国的一些同事，想听听他们的意见。芝加哥大学的舒尔茨教授，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劝我不要发表这篇文章，因为他认为经济学理论根本没有办法来预测中国。弗里德曼教
授，另一位很有名的经济学家，虽然没有说不要公开发表这篇文章，但是他认为我恐怕是世界上对中国的前途最有信心的经济学家了。还有另一位著名的教授是华盛顿大学的巴泽尔，他认为我的结论可能不对，但是他认为我的理论和逻辑
非常正确，里面没有任何的错误，所以他说从学术角度来讲，应该把这篇文章公之于众。有很多人看过我的初稿，但只有一位教授同意我下的结论，这位教授就是科斯。于是大约在1982年2月我把这篇文章寄给了伦敦，他们出版了一本小
小的书。在这本书里我非常肯定地预测了中国一定会实行市场经济，并且中国会有类似于私有产权的市场经济出现。到了1983年、1984年的时候，中国出现了一些现象，显示中国确实有可能转变为市场经济。因此，1984年时我的这本小书
就变得非常有名了。
预测或解释一个经济体系的演进，这比解释市场经济中的一些现象要难得多。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有些经济学家，如舒尔茨，坚持认为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制度的变迁问题。我的一位学生诺斯教授，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他就想要解释经济史中经济制度的变迁，但是我不知道在那些书里他到底想说什么。还有另外两位很有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一位是斯蒂格勒，另外一位是贝克尔，他们已经工作了很多年，希望能发展出一种关于制度的理论以解释
经济体制的演进，但是我觉得他们并没有真正达到目的。因此，当我被要求来回答刚才那个很大的问题——中国怎样变化时，我知道我首先必须在恰当的领域寻求理论的主题，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我自己心理不是很有数，我
一定能够回答得了这个问题。我们也知道在我们这个专业里面，也有很多人喜欢出来预测各种各样的事情，如果他们说错了，以后没有任何人会记得他们，但是如果他们说对了，他们一下子就成名了。所以我想我也可以试一试，随便瞎
说，如果说对了的话一下子就可以成名了。1929年有一个人恰好正确地预测了美国的经济大萧条，他因此而一下成名，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一看他的历史，你会发现这个人在过去的十年中，每年都在谈论经济大萧条问题。
由此看来，有一件事非常值得经济学家们去作，那就是你出去瞎说好了，而且要一直说下去（只要你说对了一次，你就可以成大名）。当然，我当时并不是很想要成名什么的，我只是一直在琢磨，我怎样才能发明一个理论，以试图来
解释中国的未来。
在1981年夏天的某一个晚上，我正在想着这些问题。突然之间，当我把交易成本分成两个部分时，我就意识到这个理论诞生了。我当时的结论是，只要邓小平坚持把中国的大门一直敞开，那么中国就一定会走向资本主义。因为，我们
所说的交易成本有两种，其中一个就是我们不知道别的制度的运作信息及所带来的成本，当打开国门之后，就可以很容易地了解到其他经济系统的运作信息，那么这方面的交易成本就可以大量地降低。我今天不想花太多时间谈那本书，只
是提一下，在那本书里，有一个非常长的章节来探讨这个有关制度变迁的基础理论问题。
1983年11月，香港的中文报纸邀请我写一些中文的文章，把经济学的道理介绍给中文读者。由于我以前从来没有用中文写作过任何东西，所以当时有人笑话我，他们认为我的中文文章都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加之我对现代话即白话的
中文不是很熟悉，所以我在我的文章里放了很多古汉语的东西，把它跟现代汉语揉和在一起。因此我逐渐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写作风格，很多人非常喜欢这种风格。有不少学生就问我为什么会这样写，我说，那只是因为我不会现代白话
文，所以我才这样写。我的中文文章不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是自己直接写成中文的，当然这也得益于我太太的帮助。对一个从来没写过中文文章的人来讲，每个星期写两篇，而且每篇有2500字，这可不是件很容易的工作。
我的第11篇文章是发表于1984年2月初，那篇文章在香港和大陆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效应。当这篇文章在报纸上出现以后，当天打到我办公室的电话整天未停，那篇文章的中心是想解释为什么大陆不允许大家听邓丽君的歌。1983年中国
的各个大城市都在播放她的歌，但政府是不允许播放的，因为他们认为邓丽君的歌会污染中国人的精神。按照马克思的定义，邓丽君并不是一个资本家，她是一位工人。但是她只需工作一个小时，就可以赚好几百万元钱。她也没剥削任何
来听她歌的人，也没有剥削任何买她歌唱会票的人，所以那些资本家或公司管理人员都恨不得给她下跪和他们签约，所以就要问了那个剩余价值到底在哪里。当然在卡尔·马克思那时，英国著名的披头士乐队也不存在。也正是因为这么多
人对邓丽君的歌有这么大的反响，我才决定用中文写写这些现象。
这之后我就开始专门写一些关于中国发展变化的文章。但是他们要记住，我是在1981年我的这个理论框架已经基本成熟之后，才开始写这些文章的。所以，1984年、1985年我开始分析中国问题的时候，我其实用的是1981年就完成了的
那个理论框架。到现在为止，我大概已经写了100来篇文章来解释和预测中国未来的走向。因为我的推测是建立在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