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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但数之不尽的朋友很欣赏，每年总有几个周末到那里花点钱。听说美国东岸的大西洋赌城也办得不错。
今天，拉斯维加斯是美国发展得最快的一个城市。游客每年数千万，销展及国际会议触目皆是，而据说赌场三分之一的收入，是来自我们亚洲人。治安可人，而到那里散散心的多是有识之士，是有分量的道德判断者。
是的，像澳门那样的赌城我反对，像美国华盛顿州近十年来在印第安人的土地上设立的赌场，搞得不伦不类的，我认为没有意思，不办算了。近乎拉斯维加斯那样现代化的、以消闲为重而又能引来举家大小的游客光顾的赌城，香港不
妨客观地考虙一下。
建议香港开赌的一位朋友提出大屿山为地点，甚有见地。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搞基建，是应该多加利用的。香港是有条件把一个小赌城办得很好的。慎重衡量，没有信心办得好才放弃，是上策。
赌城的成或败、好或坏，历史上的档案有的是。我们的财政司长是不难找到可靠的资料及顾问的。有了可靠的资料，我个人有三个建议。
其一，政府不要向管制牌照数量而多赚牌费那方面打主意。政府不要赚生意所得税及地价以外的钱，要让赌场带来的利益地流到市场上去。其二，要尽可能向国际的大庄家招手。我们引进外资的同时，也要引进设计与赌法，务求国际
化。
其三，外地的经验告诉我们，成功赌城的重点不是赌，而是娱乐。今天中国大陆的歌星、舞星不计其数，菲律宾的历来都有看头，所以要办赌城，政府是要大量放宽这些艺员的进口的。
反对香港开赌场的权威人士，有责任到拉斯维加斯去考察一次。
评钱俊瑞的香港观点
作者：张五常
在我有机会会遇见过的中国经济学家中，最令我欣赏的是钱俊瑞。他的英语比我的国语好得多，使我们容易交换意见；他言论坦率，跟我开门见山的性格相似；他和我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佛利民。佛利民到中国时，钱先生招待过
他。我对钱先生因此有点亲切感——虽然我们只有一夕之谈。
君子和而不同！我肯定钱先生会同意这句孔夫子说的话。他离港回国后对香港所发表的意见，我大部分是不敢苟同的。
钱先生认为香港今日在经济上的骄人成就，英国的贡献只是次要的，其他因素才重要。这些“重要因素”，包括1。香港地理位置得天独厚。2。多年来香港能保持稳定发展，因而能得外国人的大量投资，及在韩战与越战期间发了他人的
“国难”财。3。香港中国同胞的辛勤。4。中国大量供应物资。
港口优越性不及上海作为一个港口，香港地理位置优越是无可否认的，但这优越性却不及上海。后者近港口且位于长江口，既能成为中国货物的吐吞口，而又比香港接近日本及北美。解放前上海比香港繁荣得多，这是重要理由之一。
若中国能尽量发展自由市场——像香港那样自由——则香港会遇到难以取胜的竞争对手。目前上海的经济地位，与香港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唯一原因就是经济制度不同。
在大学念书时我会写过一篇有关鸦片战争及南京条约的文章（可惜现无存稿），在抨击英国的结论中，我不能不赞赏她当时能看重海盗多如牛毛的香港的先见之明。用武力强迫开放贸易的行为已成历史陈迹，但若不是角京条约，中国
何时才会发现香港的优越地理位置，还是一个疑问。
至于钱俊瑞提出香港因久享太平而得的特殊好处，我以为他是忽略了较重要的一点。这就是香港军事费用较其他国家低。但香港并不太平。五六年及六七年的暴动，及在几个期间大量难民涌至，都不是太平盛世应有的事。战后三十多
年来，香港居民暴增十一倍！撇开提高生活水准不谈，单就处理治安及难民福利徙置等问题，手续之繁，费用之巨，都超出一般人的想像。
发“国难财”谈何容易
外国在香港的投资，不是因为和平安定之故，而是因为在不安定的环境下，香港仍能保持自由竞争，在大量供应徙置及廉租屋的政策下仍能保持低税率，使投资者能估计香港的风险负担，比起其他国家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仍较为优
胜。
我从不相信外地战争能导致本港的繁荣。少数人发“国难财”是可能的，但整个社会因外地战争而在经济上大蒙其利的，很难有实据。当然，无战事的地方总比有战事的地人好得多。但与其希望日本和台湾开战而使香港从中发财，倒
不如希望他们国富民安，跟他们交易而获利。这不是因为为我们应有仁慈之心，而是因为要在他人的困境中赚钱，并不如小说上所说的那么容易。香港经济发展最快的几年，并不是韩战、越战或文革动乱期间，而是这些不幸之后的一九七
六至一九八二年！
钱先生又认为，香港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中国同胞辛勤所致。这观点对了一半，错了一半，为甚么呢？因为他们忽略了经济制度的决定性。撇开众所周知的中国人在中国并不勤劳的困窘问题不谈，制度对勤劳还有两个要点。第
一、若只要辛勤就可带来繁荣，那么繁荣实在是太容易了！辛勤要有所值，而市值是经济繁荣最准确的量度。若不是基于私有产权的制度，劳力是不可能由市值带动的。第二、勤于知识投资，与勤于生产同样重要。前者也必须基于市价的
指引才有客观的收获。
大恩不言谢上下交征利
我以为近来关于香港繁荣的各种言论中，最容易被忽略的是香港人的知识资源。在香港，不仅专业人士众多有目共睹，就是工商管理有方的杰出青年，也是屈指难数。这现象，绝非二十年前的香港所可比。
钱俊瑞提及的最后一个有关香港繁荣的因素，是中国以优惠的价格大量将物品供应香港。这观点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同样地，其他国家向香港供应汽车、石油、电器用品及种种食用品，应有尽有。而香港也供应外地各种产品。在金
融上，香港提供的服务更使内外商人减低交易费用。
大恩不言谢，是市场的黄金定律。这定律自一七七六年经阿当．史密斯指出后，从未有人能成功地否定过。“上下交征利”是任何经济繁荣的主因。在市场上，无论价格如何优惠，买家从不怀疑供应者有利可图，而生产出售者也从不
否认是为图利而供应。
钱俊瑞认为港英在香港的贡献是“搞了港口、码头、道路、通讯等基础建设”。他可能不知道，这些建设中较有成就的，不少是私营企业，即由资本家管理。其他政府经营的发展，见仁见智，但绝不单是香港政府才能办到的。
港兴盛英衰败的原因
港英对香港繁荣最主要的贡献，是建立了香港的经济制度。我将这制度的设施及保护的功劳归功于港英，就是因为我不相信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能有其他执政者可取代港英的地位而能保持香港市场自由竞争的激烈性。究竟港英是幸运还
是明智并不重要，因为成功只能以效果来衡量。一个能使经济繁荣的制度，是知难而行更难的。
经济学家都是善于批评政府的。说实话，在某种程度上我是以此谋生——香港政府的各种政策都是论文的好题目。我与钱俊瑞先生在观点上的基本不同，就是我以为制度对繁荣的决定性要比钱先生所指的各种因素大得多。而我和某些
香港经济学者有所不同，就是我以为制度的优劣只能以比较方式来衡量。香港的经济制度，虽然可批评的地方仍多，但在我们所知的局限下，它对繁荣的贡献是史无前例的。
在私下谈话中，钱先生提出近来常听到的问题——既然港英能将香港的经济辨得好，为甚么英国本身却办得一团糟？这是一个困窘的问题，政治上的问题，我无从作答。
可以肯定的是，假若英国在战后没有改走福利主义，使国营企业激增、工会林立，她当年在世界上的经济雄风，是绝不会在二三十年间被日本取而代之的。（原载《信报》，1983年12月6日）
——摘自：张五常，1995年，《卖桔者言》（第21版），信报“张五常论衡”集，信报有限公司
清楚的文章
作者：张五常
前些时发表《古文今用》一文，说自己的中文水平有所不逮，于是套用少小时背诵下来的古文、诗、词以补不足，救了我。臧老兄文仲读该文后，不同意古文救了我的观点，但又大赞我的文章了得。臧老兄认为，我的中文可读是因为
我的英文也可读之故。天下为文之道，殊途同归，这点我当然没有异议。我也同意臧老兄的论断：一个通双语的人，不可能一语写得好而另一语却一无是处。
我收到好些记者及读者的来信或电话，希望我能细说一下为文之道，以及介绍一下我提及过的Elements of Style那本小书。
说实话，我的文章没有什么了不起，而唯一感到欣慰的，就是可以写得清楚明白。这“清楚明白”的一技之长，在国际学术界也算是略有小名的。但我却没有什么特别的天分——二十九岁之前，我喜欢卖弄文笔，文章写来九曲十三
弯，使人读来有天旋地转之感。
是二十九岁某一天，我敬佩的老师艾智仁（Armen Alchian）召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对我说：“我们指（他和其他的老师）绝不怀疑你是可造之材，不过，你的文章不容易看得懂。为文之道只有一个重点，那就是要写得清楚明白。要记
着，不管你的思想如何了得，文章不容易明白就不会有成功的机会。”
听后我想，艾老从来不召见学生，这次隆重其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