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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错误地吸取教训可能要比完全不吸取教训糟糕得多。在历史进入新千年之际，正确地吸取教训更加至关重要。变迁的频率正在加速。只有具备竞争优势的社会才能取得更快的进步，而没有如此优势的社会将会更快地落后下去。
找到合适的“软件”并不难。成功的社会就会存在这些“软件”。好的表现是可以观察到的。为什么不全盘照搬？毕竟亚洲已经这样干了，并因此改善了“硬件”。但是，即使成功的社会也不会理解真切的“硬件”会促进他们的成功。通常以良好的动机，给发展中世界的建议是极为简单的：成功的主要因素是民主和自由市场。力图不断转型到民主政体的社会，其中包括主要大国，总是难如人意。没有建立正确制度框架而尝试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那些社会同样如此。更深刻的原则可以解释发达社会成功的原因。像我这样的短文当然不能给出所有的答案。但是，我将提出可能找到的成功“软件”的三个主要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精英治理”。当欧洲19世纪摧毁封建主义的时候，贵族统治为精英政治所取代。资本主义的本质要素是“创造性毁灭”，它孕育了一批新的精英。民主为清洗旧势力提供了制度过程，新的精英阶层相应艰难地诞生了。因此，资本主义和民主并不纯粹是其本质目的（即使他们的意识形态崇拜西方理念）。在大多数时间里，这同样是激发新才智，同时避免旧式势力影响的功能性工具（旧势力是亚洲失败的主要原因）。如果每个亚洲社会允许最好的观念存在和发展，亚洲就会较好地起飞。但是，保守的社会政治力量拒绝变革。大量的亚洲天赋遭到浪费。
全球化可能会在保守力量衰败的地方取得成功。新兴的经济力量正在亚洲艰难前进，并激发出聪明才智。超过一半的美国50万外国留学生来自亚洲。美国大学教育系统是最先进的精英教育体系。亚洲人在这里的成功显示亚洲具有与世界分享的最大人才资源库。从表面上看，这对亚洲是有损失的。大多数亚裔学生毕业后不会立即返回亚洲。但是，最终他们会回来的。中国台湾的经济成功就得益于留学生。印度软件业的高速成长同样得益于“流失的智囊”的回归。从银行业、咨询公司到富有活力的信息技术新企业的跨国公司也在吸引并培养亚洲人才。这些人才是垂死的亚洲社会复兴的催化剂。
第二个原则是“和平”。当然，在欧洲成长期间，和平至少是重要的基础。欧洲发生了两次你死我活的战争，在这些愚蠢无知的战争中，许多最好的欧洲理念遭到遗弃，因此他们抛弃了几个对抗的世纪。两次大战的一个简单解释是精神与物质环境之间相关的时间间隔。20世纪上叶，即使战争工具对其权力的削弱越来越显著，将战争看作追逐权力的合法工具这样的封建理念残余在欧洲依然还大有市场。荒谬的是，核武器的出现可能最终打破了这个时间间隔。
包括许多主要政策制定者的理念在内的亚洲观念还是停留在封建时代。他们将国际关系看作是一场零和游戏。但是，他们必须吸取战后日本和德国已经吸取的教训：应该和平地追求权力和繁荣。如果其领导人认识到和平是现代世界追求增长和繁荣的根本条件，那么西亚、南亚、东南亚和东北亚的政治活力将更加如意。战争赶走了投资者，封杀了人才。和平却能取得相反的效果。在任何两个亚洲大国之间，仅仅一场大战就能使亚洲后退到19世纪。邓小平曾经指出，应该由未来的人们来解决今天的领土争端，亚洲的确应学习这位智者的至理名言。
第三个原则是“诚实”。这听起来有些陈腐可笑，但是这是关注亚洲最不体面的腐败的礼貌方式。成功的社会拥有一批发挥积极作用的精英。他们对社会的付出要大于他们的所得。失败的社会则有许多腐败的精英。即使像蛀虫一样苟且偷生，他们也是本性难移。亚洲的民主社会和非民主社会都存在腐败现象（其他社会同样如此）。为了有效地根除这一丑恶现象，法制就必须有力地嵌入到亚洲社会。因为很难证明它，像费迪南多·马科斯这样最惊人的案件例外，因此腐败的确是一个害处多多的问题。腐败在各个层面上繁衍，而其危害并不纯粹体现在经济方面。腐败的危害也体现在社会和精神方面。腐败现象孕育了玩世不恭和自我觉醒，这就导致了亚洲沉沦的恶性循环：什么时候才有变革的希望？为什么不试一试？
这里提出一点亚洲必须与之妥协的最可怕的事实。亚洲并未因为殖民主义而衰退。他们也没有因为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力量而衰落。外部原因只是外部的，通常也是良性的。在过去500年里，亚洲落后于欧洲的真正原因十分简单，那就是，亚洲人自己造成了亚洲的落后。
但是，我不想悲观地结束本文。亚洲还有变革的希望。全球化将在亚洲产生新兴的精英。这同样也会加速亚洲变革的速度。大量的亚洲人正在国内外接受各种教育。信息的全球传播扩展了亚洲人的视野。“无知的面纱”正在揭开。新的学习过程已经开始。所有的这些力量将为亚洲社会创造一个新机遇。但是，亚洲社会必须接受的一个教训是如何创建、贯彻并维持合适的“软件”：精英治理、和平以及诚实（即MPH，在急速变迁的时代，这也许是一个好的、能够记住的缩略语）。
第二部第2节 亚洲价值观
西方与其他世界
从1991年9月到1992年6月，在哈佛大学的这段时间在许多方面开拓了我的眼界。我得到的一个主要见识是生活在西方的那些人并未意识到他们对其他世界具有多大的影响，或者说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其他世界是如何看待西方的。西方人坚信他们了解全世界，因为西方社会对所有的观念都是开放的，决不会拒绝任何观念。这个根深蒂固的想法产生的荒谬结果是
：西方确实没有意识到其了解和理解存在的局限性。发表于1992年夏季《国家利益》杂志上的这篇论文就是要在这个西方观念中打开新的窗口。
在我发表的所有文章中，其中的两篇招致了最坏的名声。第一篇就是本文。第二篇是我对亨廷顿的“文明间的冲突”一文做出的反应。
8年后重读本文，我为我的一些长期预测如此迅速地得到应验而深感惊讶。在该文中，我指出：“在北非人看来，曾经作为划分文明标志的地中海已经变成了一个池塘。如果能够改善其生活状况，什么人不会跨越这个池塘？”
当我撰写本小序时，穿越地中海的非法移民还是细小的滴流。在2000年的今天，滴流已经变成了河流。欧洲报纸对这些偷渡事件不断地示警。但是，他们如何没有看到发展的趋势？2000年中期，19个躲藏在一个集装箱中试图偷渡进入英国的中国人的惨死，提供了远比我的论述更有说服力的证据。
8年之后，我曾经提出的论点还是有效的。二战时荷枪实弹的新加坡守卫者瞄准的方向是错误的，我的这个印象还是准确的：西方还存在构筑壁垒的强烈冲动。但是，西方政治权力的普世主义动力与西方技术推动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的世界之间，还存在尖锐的矛盾。这个尖锐的矛盾爆发时，我希望有些人回顾一下本文的若干观点。
西方赢得了冷战。传统的观点认为，这不是根源于西方的军事优势，而是根源于西方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力量。因此，一个关于西方仅仅在冷战期间维持了稳定的共识很快出现了。这并不令人惊奇。弗朗西斯·福山抓住了这个历史时刻的本质，在极力欢呼西方价值观的胜利。其他世界如果要从历史的“泥潭”中摆脱出来，就必须适应并吸纳西方的各种方式。西方基本上是正确的，并且不会面临任何紧迫的威胁，因此没有必要对自身做出大的调整。
本文将对这些论点提出挑战。本文认为，对于西方而言，“稳固不变”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西方不会面临任何紧迫的军事威胁，与此同时，西方却会面临其他形式的越来越严重的危险；因为冷战结束了，因此西方不会为了拉拢第三世界而付出；在一个收缩的、越来越人满为患的世界上，西方人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因此，它需要一个全方位的新型战略；强硬地向非西方世界输出西方价值观并不符合该战略，这只会恶化各种严重的问题。
由于长达数十年的冷战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习性，即使在良好的环境下制定一个有效的战略将十分艰难。真正的危险是错误地决定和界定各种问题，如此这般，西方的战略视角将会指向错误的方向。对于具有我这种背景的人来说，这个危险性让我回想起了1941年12月新加坡的英军大炮。当日军以自行车和步行的方式悄悄登陆，并悠闲自得地占领新加坡时，自称固若金汤的防御工事中的大炮却信心十足地瞄向大海。这种类比是完全合适的，因为：在新的时代，西方所要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之一同样也是以自行车和步行或类似的方式实现的：第三世界的大量移民导致的挑战。西方精良的军事技术在抵制这些“入侵部队”方面束手无策，因为这些移民是些手无寸铁的穷人和家庭，他们没有使命、没有秩序，通过千疮百孔的边界线而流动和渗透。
一旦这种局面成为事实，那就是一个多重危机的问题，是一个产生于两个因素之间相互结合的危机，即西方对第三世界基本态度的变化，以及一些众所周知的、但难以预测的世界趋势之间相互结合的危机。
西方的退却
在40年的冷战期间，对抗的两方赋予了第三世界以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