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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安全领域，西方社会超出其他世界的一大优点是它们间的战争似乎已经成为过眼烟云了。其原因是复杂的，但是其中之一是在西方部族中，其数量远少于世界的其他地区，他们之间具有种族亲和感以及归属共同文明的感觉。当然，历史上频繁的战争让他们筋疲力尽，这可能也发挥了作用。欧洲的战争次数（确实属大战）举不胜举，英国人、法国人以及德国人彼此之间相互鏖战（包括20世纪的两次），但是今天联合王国、法国和德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这同样意义非凡。这是重要的文明行为，反映了人类历史已经大踏步地向前迈进了。但是，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或者朝鲜半岛南北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是“零”吗？如果答案是“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等于零”的话，那么亚洲观念（或亚洲社会的观念）并未达到西方一样水准的主张是不是合理的？
第四，亚洲在社会领域面临着严峻挑战。根除欧洲文化的封建残余（经济自由以及之后的社会自由）产生了工业革命导致的社会断层；这是正确的。与此同时，不清楚的是，东亚类似的经济革命是否会对亚洲社会产生同样的革命性影响。遗憾的是，一些封建残余，尤其是宗族排外和裙带关系严重制约了亚洲社会的发展，难以实现真正的精英治理机制，在这种机制下，单个公民才能仅凭个人能力而不是出身、社会关系或种族背景就能获得发展。
最后，或许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亚洲理念是否能够发展出东西合璧的价值观，即在保存一些有益的亚洲传统（比如，重视家庭、服从社会利益、节俭、保守的社会道德观念、尊重权威等）的同时，吸收西方社会先进的合理观念（强调个人成就、政治经济自由化、尊重法制和基本的国家制度等）。这将是一个复杂的挑战。
某些西方评论家对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迅速反应（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反应）是：认为该危机基本上反映了亚洲价值观的失败。如果没有其他任何企图，如此迅捷的反应就说明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关于“亚洲价值观争论”刺痛了西方心灵的敏感神经。西方人埋葬亚洲价值观的渴望体现了“争论”期间给他们造成了真切的痛苦。
真正检验亚洲价值观的生命力和合理性的不是理论演绎，而是实践检验。试图将遵从亚洲价值观与金融危机直接挂钩的那帮人可以找出许多的客观事例，因为东亚社会对危机做出了形式各异的反应。韩国和泰国属于受到危机冲击最大的三个国家之列（它们被迫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帮助），西方观察家因为两国推动民主化进程而加以高度评价。而受危机冲击最小的三个开放的经济体，即中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则具有完全不同的政治体制。简言之，政治体制和金融脆弱性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迄今为止，此二者之间惟一清晰的联系是良好治理与危机期间灵活性间的关系。良好治理与任何单独的政治体制或意识形态之间并没有关系，但是与政府发展经济、社会和行政体制的意愿与能力是相关的，具有弹性的治理体制能够应付我们现在进入的新经济时代的各种挑战。中国提供了这样一个极为生动的范例。其领导人并未寻求理论上完美无缺的政治体制。相反，为了推动社会的进步，他们寻求的是脚踏实地的现实方案。中国民众支持这样的现实主义，因为他们同样感觉到中国该到了追赶西方的时候。从传统上看，中国人一直在寻觅一个好政府，而不是一个小政府。日本在适应新的经济环境中遭遇巨大困难的事实（在西方人眼里，日本是东亚最自由民主的社会）说明，政治开放并不必然是一个关键变量。
西方理解到亚洲重新发现亚洲价值观的努力不是仅仅或主要寻求政治价值观，这是相当重要的。亚洲价值观象征着亚洲观念中的一套复杂的动机与渴望：一种复兴与过去历史之间联系的渴望，其历史因为殖民统治以及西方世界观随后主导全球而遭割裂；一种寻找到培养其年轻人在传统与现代间保持正确平衡的努力，以便他们在新技术时代相互联系的全球领域保持开放的态度，并根基于和意识到其祖先的文化；以及一种界定其自己、社会与国家认同的要求，在其祖先从潜意识里曾经认可他们低西方人一等的世界上，这种方式可以促进他们的自尊意识。总之，20世纪90年代重新主张亚洲价值观体现了一个复杂的再生和重现的过程，这是社会复兴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
重复一下，断言亚洲社会是否能够融进现代世界并与其历史重新结合起来未免为时过早。两个方面都是巨大的挑战。西方超越亚洲的一个明显优点是他们坚信，他们成功地跃进到现代是其价值观体系与现代世界之间独特地相互兼容的结果。的确，许多西方人相信（有意识地或潜意识地）：如果没有西方价值观体系，就没有任何社会可以真正地现代化。
只有时间知道亚洲社会是否能够作为亚洲本身而不是西方的复制品迈入现代世界。因为判断他们是否会成功地做到这一点的确太早，因此，给“亚洲人会思考吗？”以“也许会”这个答案的主张或许就是合理的。
第一部第5节 结 论
显而易见的是，21世纪以及下一个千年将对亚洲社会构成严峻挑战。在过去5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亚洲在许多方面一直落后于欧洲社会，它们有追赶西方的强烈愿望。当亚洲为此行动时，“亚洲人会思考吗？”这个问题就必须得到回应。直到那时，通过不断地反思为什么这个问题对它们是有益的，亚洲将会从中大受裨益。只有亚洲人才能、而其他任何人则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
第二部第1节 失去千年的亚洲
《亚洲周刊》，2000年1月。
千年是一个欧洲事件。它是标志欧洲而不是亚洲日历的重要转折点。在上一个千年转折的999年，欧洲社会在黑暗之中衰败不堪，没有任何飞速前进的希望。但是，它们做到了这一点，将人类文明带入到了科学技术先进、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一个新高度。如果欧洲没有这样的飞速发展，那么包括亚洲在内的大多数人类，将依然停留在封建时代。可以称刚刚结
束的千年为欧洲千年。欧洲人有充分的理由欢呼这个历史性时刻。
对于亚洲人而言，这却应该是反思的时刻。一千年前，亚洲社会看来更有前途。中国正在经历宋朝的荣光。当时世界上最大且最繁忙的城市是东南亚的吴哥窟。尽管具有前景美好的环境，但是亚洲社会还是衰退了。它们丧失了整个千年。即便现在，也只有一个亚洲国家已经完全赶上了欧洲，那就是日本。
本文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警醒亚洲人：在历史上，他们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刻开发其潜力，与此同时，激励他们更勇敢地实现其抱负和期望。如果他们共同行动，亚洲社会可能会再次笑傲群雄。
但是，走出昏睡的千年并非易事。亚洲人需要询问自己几个严肃的问题。本文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在千年开启之际，如何看待亚洲应该追问自己的几个问题。他们如何丧失了一个千年？他们还会失去下一个千年吗？在新千年里，他们必须应对的挑战是什么？为《亚洲周刊》纪念新千年而撰写的本文试图清楚地说明亚洲社会面临的主要挑战。
“在这个历史性时刻——欧洲的优越地位正在如此迅速地走向终结，亚洲正在壮大和复活，因此20世纪的主题注定是东方和西方之间全方位的冲突——未来将转向太平洋，理解任何问题必须以此为出发点。”
亚洲必胜信念大约从1995年开始？不！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说是1935年。亚洲显然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区域。它已经丧失了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甚至第二个千年的大部分时间，欧洲以及后来的美国在人类发展进程中遥遥领先，它们对全球进行了殖民统治并支配着世界经济。但是在上一个千年开始的时候，形势看来是非常不同的。中国在宋朝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世界上最繁忙的城市出现在东南亚的吴哥。印度和阿拉伯社会在学习方面领先于欧洲。亚洲的前进脚步延续了几个世纪。从此以后，在过去5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亚洲社会停止了学习的进程。
为了避免丧失下个千年，亚洲必须恢复已经中断几个世纪的学习过程。他们应该无情地分析其历史。比如，他们必须懂得为什么如此之多的亚洲国家遭受了小小欧洲国家的殖民统治。问题出在哪儿？他们必须深入了解西方的优异之处在哪里。许多人确信欧洲的成功纯粹是在物质因素方面，即它在过去500年科学技术的主导地位，欧洲的精良武器征服了庞大的亚洲大众。但是，仅仅考虑“硬件”而无视推动欧洲社会发展的“软件”是错误的。错误地吸取教训可能要比完全不吸取教训糟糕得多。在历史进入新千年之际，正确地吸取教训更加至关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