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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后，西方输出价值观运动的一个主要缺陷是这样的假定，即西方如此作为的良好意愿必将产生美好的结果。这就是我在关于波尔布特一文中引用马克斯·韦伯一段话的原因，韦伯指出：“善意仅仅得自善意，邪恶仅仅得自邪恶。这不真实，相反的结论通常也是真实的。任何这么说的人在政治上的确幼稚。”价值观从一个社会或文明传播到另外一个社会，其道德上的复杂性在冷战结束后已经使西方知识界的道德信仰陷入迷茫。但是，早前几代西方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了这种道德复杂性。正如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所阐释的：
将我们的权力扩展到遥远大陆的同样力量已经……使我们陷入一个巨大的历史网络之中，在这个网络里，他者的意志间接或与我们形成对照的方向而运行，与我们所热诚渴求的目标不可避免地相互制约或相互抵触。即使在我们坚信我们的道路具有“人类福祉”的前景之时，我们同样不能完全拥有自己的道路。
20世纪90年代结束之际，关于亚洲价值观的争论显然已经沉寂无声了。东西两方都从争论中尴尬地抽身后退了，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两方都有些过分。对于亚洲方面而言，几个活力四射的东亚经济体遭受引人注目的挫折之后，对曾经自信地谈论亚洲崛起产生了懊悔的真实想法。许多密友在这样不幸的关头奉劝我不宜再版本文集，对此我并不感到惊讶。时机的选择看起来尤其不吉利。
但是，这些文章并非是为任何短期目的而打算的。亚洲文明达到西方文明的发展水准，那仅仅是个时间问题。在亚洲新观念中，东亚的现实是充满自信地深信他们的时代即将来临，即便在此之前，他们必须遭受一次、两次或多次的挫折。现在，许多亚洲理念已经跻身于西方文明的最高层次，在科学技术、商业和管理、艺术和文学等领域均是如此。在这些层面上，大部分亚洲理念已经繁荣昌盛。业已苏醒的亚洲精神近期内不可能再度沉睡。当亚洲社会再次腾飞之时，一个新的话语将在东西方之间开始出现。
这个话语出现时，他们将会回顾20世纪90年代关于亚洲价值观的争论，以此作为将持续若干世纪的话语使用的第一回合。在过去几个世纪历史的时间点上，无论是殖民统治的尖峰时刻，还是冷战终结之后的历史阶段，西方都体验了许多支配性时光。他们据此产生了一种自负感，认为人类最终都会融入到西方文明的网络之中。V。 S。 纳伊珀，一个西方的亚裔孩子，激烈地坚持这个信念，他声称西方文明是惟一的普世文明。的确，对于过去几个世纪的大多数人而言，任何其他的看法似乎都是难以想像的。不适当地称为亚洲价值观争论的主要历史贡献是呼唤关注这种可能性，那就是：其他文明也能像为人类发展与进步大有作为的西方文明那样做出同样的贡献。这是本文集出版的一个根本原因。为了确保历史事实的准确性，所有论文都是原文再版。因此，在某些基本观点上，读者可能会看到一些重复。
我出生于英国附属地的新加坡，孩童时曾经向英国国旗致敬，我幸运地经历了许多历史的变迁，清楚地了解到所有国家的潮起潮落。历史决不会停止或终结。在我们这个正在缩小的星球上，东西方关系越来越紧密，许多古代文明之间将直接和谐交往，这在以前的人类历史上是无法看到的。
预测文明间密切交往的后果是愚蠢的。虽然亨廷顿“文明冲突”的观点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但是那也必须严肃对待。但是，正如某些有幸经历亚太崛起年代的人那样，我绝对坚信：未来取决于文明间的融合之上。这是1994年9月“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温哥华年会上，我的演讲所要阐释的观点。该研究所的月刊《生存》出版了编辑后的演讲文本，题目是“太平洋动力”。该文被收集到本文集中。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还发表了关于其他话题的文章。其中一些再版于本文集。只要我依旧相信亚太地区继续成为世界经济的力量中心，我还将撰写几篇关于该地区若干问题的文章。我也准备再版“漂泊的日本”（写于哈佛）、“亚太共识”以及“关于亚太安全的七个悖论”。
我同样是来自东南亚的一个学生。东南亚已经显示出是世界上最为和平和繁荣的地区，这简直就是一个历史奇迹（东南亚在人种、语言、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多样性甚至比欧洲的巴尔干还要显著）。如此现代奇迹委实令人费解。为了向日本听众解释之，我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东盟的魔力”，该文发表于日本外务省的官方月刊上。
我是一个新加坡人，如果没有关于祖国的文章，那么本书将是不完整的。能够成为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最为成功的国家的公民，我一直深感荣幸。虽然新加坡成就非凡，但是它不时也有遭受有害新闻的不幸，这些新闻对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所取得的光辉业绩并未给予应有的认可。因此，当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请我撰写一篇关于新加坡发展经验的短文时，我乐于从命。
最后，为了维持这些文章的激情，我决定本文集以一篇煽动性的短文结尾，题目为“9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九大戒律”。这“九大戒律”是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发展会议撰写的，英文、法文和德文版均已出版和再版了。我已经认识到，只有简洁才会广受欢迎。因此，序言部分就此打住，其他的故事就让文章去说吧。
第一部第1节 亚洲人会思考吗？
1997年6月，第七届国际思维会议在新加坡举行。会议需要来自亚洲的声音。当我应邀发言的时候，一个问题突然浮现于脑海，那就是“亚洲人会与其他人一样思考吗？”我发现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次演讲是我回答该问题的第一次尝试。主要目的是在亚洲观念中发起一场讨论。但是，来自其他大陆的人或许也希望询问类似的问题，比如说：“欧洲人会思考吗？”或“美国人会思考吗？”。这是本演讲的最新观点，它以论文的形式发表于1998年夏季的《国家利益》杂志上。
让我感到失望的是，迄今为止，这篇文章并未在亚洲人中激起任何论争，讨论亚洲社会与文明如何以及为什么落后于欧洲文明若干世纪。这个问题当然有许多不同的解释。我本人坚信，亚洲崛起的时间还未来到。大多数亚洲社会（日本和“四小虎”除外）并未达到令人满意的发展水平。当它们达到这个水准之时，这个问题就会不可避免地表面化。
但是，西方人对这个话题的消极反应让我深感震惊。或许其原因是这个问题在政治上是站不住脚的。但是，西方某些人不愿意亚洲人提出关于他们自己及其未来的基本问题，难道这不是事实的本质吗？如果他们愿意这样做，那么亚洲某些社会最终将与西方社会一样成功，这完全是可以想像的。
对于大多数西方知识分子而言，抛弃有些西方人希望亚洲社会继续落后的想法，那是滑稽可笑的。但是，亚洲知识界不能忽视这个问题。东西方间的如此差异表明，世界上的确还存在急需弥补的深刻认识差距。
亚洲人会思考吗？这显然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政治正确性（political correctness）的时代，如果到欧洲或非洲并提出“欧洲人会思考吗？”或“非洲人会思考吗？”这样的问题，那就想像一下由此激起的喧嚷场面吧。如果你是亚洲人，就得质问“亚洲人会思考吗？”这个问题。
鉴于该问题的敏感性，我就解释一下提出该问题的理由及其出台的语境。首先，如果你要询问某个人可能决定全球前景的根本问题是什么，答案或许就是“亚洲人会思考吗？”1996年，亚洲人口已经占世界总人口的70％（在全球50亿人口中，亚洲占35亿）。据保守估计，到2050年，亚洲人口将会增加到57亿，而全球人口将达到98。7亿；与此同时，北美和欧洲的人口则相对维持不变，其人口总量分别为3。74亿和7。21亿。这就意味着北美和欧洲占世界人口的份额将会从20％下降到约11％左右。很明显，过去几个世纪的欧洲以及近期的北美在促进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承担了相对更大的责任。到2050年之前，当欧洲和北美占世界人口的比例由五分之一降为十分之一的时候，其余90％的人民还要期待10％的欧美人民继续肩负如此重责，难道这称得上公平吗？从现实的角度看，其他世界可能继续依赖西方吗？如果亚洲人口在以下50年里翻番，亚洲人能够承担相应的责任吗？
其次，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并不认为单个的亚洲人不会思考。显然亚洲人能够掌握字母表，懂得二加二等于四，并能下棋。但是，纵观历史，亚洲是能够产生杰出人物的社会，但作为集体却经历了许多痛苦和流离失所。这样的例证不胜枚举。其中的经典案例就是犹太人社会所面临的境遇，犹太社会贡献了更辉煌的人类思想，这与它所拥有的杰出人物数量是相称的，从爱因斯坦到维特根斯坦，从迪斯拉里（Disraeli）到基辛格等大量的人杰比其他任何社会都要多。但是，作为一个社会，它们遭受了深重的苦难，这在过去一个世纪左右尤其严重。要强调的是，我不会论及以色列在现代遭受的困苦。我要谈及的是始于公元135年的那段时期，当时的犹太人被迫离开巴勒斯坦，到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际。类似的命运将会降临到亚洲人的头上吗？或者说亚洲人能否擅长思考以确保其更美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