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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8月的一个星期天的早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新闻报道让我感到非常兴奋。在这篇报道中，密歇根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理查德·奈斯比特博士通过实验研究，发现东亚人的思维方式与美国人存在差异。在该研究中，奈斯比特博士观察到：“亚洲人更注重‘整体’，对环境显示出更强烈的关注，更为容忍分歧，更少依靠逻辑；而西方人则更为重视‘分析’，化解矛盾，专注于那些脱离其背景的目标，以及更为依赖逻辑。”
我还没有看到奈斯比特博士的研究结果，该项研究的结论似乎只是初期成果，它不能因此得出任何明确的结论。但是，这些发现的确证实了我一直持有的源自我人生经历的一个直觉，那就是：在某些问题上，亚洲人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的确不同。在文化方面，精确的事实是不可更改的，但思维规律却可以改变。因此，某些价值观也是可以变化的。
半个世纪之后，再回顾我的人生，我感到非常幸运，能够体验各种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时代。孩童时，我是移民到新加坡的一个印度家庭的成员之一。我的邻居都是马来穆斯林。新加坡的国内社会由华人占主导地位。我出生于英国的一个附属地，并成了一个马来西亚公民，两年后的1965年，有了新加坡公民的身份，我接受的基本上是英语教育。此后，在我的生活中，我一直同时在东方和西方游历。正是这样的人生经历孕育了我在这些文章中阐释的思想。
本书所选择的题目“亚洲人会思考吗？”决不是偶然的。从本质上看，这个题目提出了两个可以糅合在一起的问题。首先，是向我们亚洲同胞提出的问题：“你们会思考吗？为什么亚洲社会丧失了一千年的时间，远远落后于欧洲社会？在上个千年开始时，它们已经遥遥领先了。”这无疑是一个刺耳的问题。第二版的头两篇文章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主要是针对我的西方友人的，那就是：“亚洲人会为自己而思考吗？”我们实际上生活在一个不平衡的世界上。反映了西方主导世界五百年的观念传播依然是单向的：即从西方到东方。大多数西方人并未认识到，他们向整个世界妄称自己是道德的“高原”（high ground）。但是，其他人能够看到这一点。
与此同时，西方的知识精英坚信：与已经硬化的亚洲观念和文化相比，他们的观念与文化是开放的，并具备自我批判的特性，因此不存在任何“圣牛”（sacred cows）（“圣牛”比喻不可妄加评判的人、事物或思想――译者注）。在我的成人生活中，令我最为震动的发现是认识到所谓“圣牛”同样存在于西方人的观念中。伴随着冷战终结的是西方人抱有必胜信念的时期，紧紧环绕在西方知识阶层的是一个精神上自命不凡的巨大泡沫。
即便这些文章的某些内容（尤其是统计数据）可能有些过时，但我相信提出的观点还是站得住脚的。通过在西方出版物上对这些当代问题的传播，这些文章为自我欣慰的甜蜜感觉提供了注脚。好几个美国教授告诉我，这些文章充斥着空谈，并对主流观念产生了冲击。
假如我的直觉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将在五百年中首次开始了解到，东西方间的观念交流从本世纪开始就是双向流动的。当西方观念不再主张西方文明是世界上惟一的普世文明时，这个世界将会更加繁荣和丰富多彩。将这个西方观念能够从其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的惟一方式是，首先构思西方观念同样存在自身局限性的可能性。
最后，我要强调的一点是，本书所包含的任何观点仅仅代表我个人，并不代表新加坡政府的官方看法。
序言序言（2）
亚洲人会思考吗？从过去若干世纪亚洲社会的记录判断，答案应该是“不会”——或者说，最多是“不是很好”。葡萄牙人冲出其狭小的疆界若干世纪之后，从巴西到安哥拉、从莫桑比克到果阿、从马六甲到澳门，整个世界遍地都是它的殖民地。亚洲社会依然停留在昏睡或停滞的状态。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直到15世纪前后，曾经多多少少与亚洲文明等量齐观的欧洲文明已经取得了跨越式的领先地位。不能认为花费几个世纪苏醒的社会是擅长思考的社会。对于亚洲人来说，否认这个痛苦的历史事实是愚蠢的。
到20世纪结束之际（即葡萄牙人开始对外扩张的500年之后），几个东亚国家（社会）已经开始紧随日本之后成为与西方国家一样发达的社会。此后，它们重复了亚洲历史上的痛苦经历，再度步履蹒跚。1998年初期（正值撰写本序言的时候），扬言亚洲困境如何严峻未免言之过早。但是，奋力追逐西方已经经常遭受挫折，因此，亚洲人有责任思索，并且应该深入地思索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和新千年，自己的前景如何。本书的一个关键目的就是激发亚洲观念，提出有关其未来的若干问题。主要论文的撰写是为亚洲观念而准备的。它们传递给亚洲人的信息很简单，那就是不要认为你们已经达到目的了。反思历史，几个亚洲社会所享有的快速经济成长已经轻易地成为了过去。而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社会、政治和哲学方面的重组将是更为严峻的挑战。这些挑战已经到来。
本书一些文章针对的是范围更大的受众。几乎就在冷战结束的时候，西方国家的首都弥漫着必胜信念的情绪。共产主义已经崩溃。西方已经大获全胜。人类已经实现了“历史的终结”。自此，全球任何角落的任何国家，无论其社会阶段和经济发展水平如何，都将成为西方发明的自由民主社会的复制品。民主从西方输送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被视为一种好事。但是，就像罗伯特·卡普兰在《大西洋月刊》（1997年2月）中所说的，这种全球传播民主的结果并不理想：
虽然那是冷战结束后我们的对外政策主要追求的目标，即便在那些冷战很少触及的地方，我们也没有理由因为苏联的崩溃而向卢旺达以及其他国家施加构建政党的压力。1989年东欧国家的解放，对于民主和先进的工业国而言，具有不同程度的历史和社会前提：无产阶级状态、西方启蒙运动、高教育率、低出生率等等。冷战后，努力将民主带到这些国家是合理的。但是，事实上缺乏合理性的是将枪指向发展中世界人民的脑袋上宣称：“就像波兰和捷克共和国已经经历的西方启蒙运动那样去做吧。就像贵国95％的人民已经自由了那样去干吧。就像你们没有任何流血的种族或地区争端那样去干吧。”
到1997年后期（冷战结束之后8年），源自取胜苏联的狂妄自大情绪已经逐渐消失，一些大胆的灵感应运而生，比如说罗伯特·卡普兰和法立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在质疑冷战后急切输出民主的价值与后果。但是，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时候，本书中的一些文章已经完成，对西方知识界提出的关于民主输出的基本问题没有涉及的余地。
我完全可以自信地论述这个问题，那是因为在那段时期里，我与西方知识阶层有过几次正面接触，从威廉堡到布鲁塞尔，从哈佛到迪奇里（Ditchley），我们都有彼此间的交锋。在这些遭遇中，我是惟一持有不同声音的人，在西方人胜利的时刻向西方民主自由智慧提出挑战，因此我总处于困难的境地。我的经历并不独特。我的几个亚洲朋友也具有类似的经历。这里的悖论是，西方的自由传统声称它欢迎不同的声音。但是，我的个人经历显示：对异议的容忍程度并不轻易涵括对这些自由传统的关键假定提出挑战。
这些遭遇使我确信，必须清晰地提出选择性观点。对于冷战结束后西方的狂妄自大，我的反应是1992年夏发表于《国家利益》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西方与其他世界”（在此，我要声明我获得了该杂志编辑欧文·哈里斯的帮助，他建议采用这个诡诈的题目）。
紧随这篇文章之后，1994年春，我在《华盛顿季刊》发表了“年轻人，到东方去！”一文。这篇文章获得了“西方与其他世界”一样的知名度。“年轻人，到东方去！”是由我的文章“政治发展观察与民主过程的本质：人权与新闻自由”改编而来的，我在1993年1月的一次关于“亚洲和美国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和民主”的亚洲社会会议上发表了这篇文章。或许该文章包含了我对自由传统最尖锐的批判。因此，我决定再次重新发表完整的版本。
“年轻人，到东方去！”之后，作为对萨缪尔·亨廷顿的知名文章“文明间的冲突？”的反应，我相继发表了“波尔布特：道德正确性的悖论”、“衰落的危险：其他世界可以教西方什么？”等文章。亨廷顿决定于1993年夏季发表这篇文章，对我而言真是幸运。我对他的回应几乎从其文章初稿时就全程跟踪了。在出版界，这有益于引起读者的关注。
在20世纪初期，我所发表的这些论文于其他亚洲人以同样的心情发表的文章，有助于在知识阶层开创一个细小的新篇章。这一章“关于亚洲价值观的争论”因为广受欢迎的观点而声名远播。
从本质上看，亚洲价值观这个术语显示了对西方观念的基本误解，即亚洲的声音在20世纪初已经被西方接受。西方的许多人认为，在社会和政治理论方面向当代西方观念提出挑战的那帮人正在鼓吹亚洲价值观的优越性。实际上，大多数亚洲人所要试图表明的要点是亚洲价值观决不是劣等的。他们力图说明：在20世纪90年代知识阶层的新论争中，他们需要一个公平的表演舞台。我们拥有历史后见之明的优势，因此现在可以考虑这些年的得失，了解到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