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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西方文化传统来说，鲁迅选择了摩罗诗人谱系做为自己精神的偶像。他的诗人气质表现了与摩罗诗人的一致性。他对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裴多菲这个诗人系列，不仅是一种理智上的介绍，更是一种感情上的相通。鲁迅后来 说，“他们的名字，先前是怎样地使我激昂呵”，以至多年以后，还时时在他的“眼前出现”《坟·题记》。；五四以后，他还清楚记得怎样读了拜伦的诗而“心神俱旺”《坟·杂忆》。；爱国诗人裴多菲和复仇诗人密茨凯维支更是他所“敬仰的诗人”，“在满洲政府之下的人，共鸣于反抗俄皇的英雄，也是自然的事”《集外集·〈奔流〉编校后记》。。甚至多年后还在《希望》这篇散文诗中以裴多菲的作品来抒写自己内心的诗情。这内在情绪的“激昂”和“心神俱旺”，以致诗感上的相通，绝非仅仅接受一种精神影响，而包含了更多的诗歌感情与气质上的交流的。气质是一种属于内心世界的东西，有不易改变的凝固性与稳定性。虽然在五四以后，鲁迅没有青年时代那种“慷慨激昂”了，又由于关注病态的社会与人生，努力揭示社会的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在艺术创作方法上转向了现实主义。然而艺术方法的转变和拓宽不等于个人气质的更新或消失。就气质与精神来讲，鲁迅的性格和作品中，我们仍然可双寻找到摩罗诗人灵魂的强大的影子。摩罗诗人的精神和形象汇进了鲁迅整个精神气质。由“狂人”战斗的呐喊，经过坚韧跋涉的“过客”、永远举着投枪的“这样的战士”，到屹立于全部杂感背后凝聚着大爱和大憎的“民族魂”的形象，可以说都闪烁着拜伦式的摩罗诗人的精神光辉。这些精神“所鼓吹的是复仇，所希冀的是解放”，不仅“在二三十年前是足以招致中国青年的共鸣”《集外集·〈奔流〉编校后记》。，就是在几十年后鲁迅的精神与气质中仍然燃烧着这复仇与解放的烈火。艺术方法的拓展性与精神气质的不变性，在鲁迅身上得到了明显的表现。
就中国文化传统来说，鲁迅同样表现了大胆的否定和大胆的吸收的统一。他从自己的气质和民族的命运的视角来选择传统的文化层次。历代反抗诗人首先进入他的视野，引起他的深爱与共鸣。孔孟之道的书他读得最多，对此他表现了从理智到感情上的反叛。相反，“由于遭遇上的同感和对社会的大胆的叛逆的同情，与乱世时代的诗人们起着精神上的共鸣的”冯雪峰：《鲁迅与中国民族及文学上的鲁迅主义》。。他同中国文学上具有伟大社会热情和叛逆精神的诗人们有着深刻的精神上的联系。
在东京弘文学院读书时，屈原的《离骚》和拜伦的诗、尼采自传、希腊罗马神话一起，成为鲁迅最喜爱的作品。屈原的崇高人格与整体精神，和被鲁迅誉之为“托讽的杰作”的《离骚》中许多诗句，引起鲁迅精神气质的极大共鸣，成为寻求真理愤怼现实的一种寄托。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明显看到鲁迅在屈原身上寻找与西方摩罗诗人精神共性点的努力。此外，魏晋诗人陶渊明、嵇康、阮籍，晚唐皮日休、陆龟蒙代表的讽刺小品，以及沐浴鲁迅长大而反转来他又对之抱有深厚情感的浙东富于反抗复仇和爱国精神的先贤们，都曾引起他的敬仰和情感上的共鸣。他最理解陶渊明在宁静的诗风背后存在的“刑天舞干戚”的“猛志”。他视嵇康和阮籍是他们那个时代最有骨气的诗人。曹聚仁甚至说“鲁迅可说是千百年来嵇康阮籍的第一个知己”曹聚仁：《鲁迅评传》。。冯雪峰也认为，从鲁迅青年时代和他后来偶作的旧体诗句看来，他和远古的屈原及魏晋诸大诗人，精神上“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冯雪峰在阐述这一论断时特别注意到气质的侧面。他说：“关于中国人传统的优良气质这一点上，看见鲁迅又特别反映了他故乡——浙东人气质上的某种优秀的传统，即由大诗人陆游，明末浙东诸文人，清末和民初的浙东诸革命先进和烈士所表现着的那种爱国的富有特征的气质的。”冯雪峰：《鲁迅和俄罗斯文学的关系及鲁迅创作的独立特色》。
那么，在鲁迅诗人气质的形成过程中，从西方摩罗诗派和中国乱世诗人的两种文化系统中吸取了什么共同的东西呢？也就是说，这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在什么样的汇流点上与鲁迅诗人的气质发生共鸣，引起了怎样的变异呢？
中外摩罗诗人精神的凝聚点是：反传统反常俗的战斗精神和气质。鲁迅称赞拜伦代表的摩罗诗人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争天拒俗，反对一切伪饰陋习，敢于抒“两间之真美”，拒绝歌咏“顺世和乐之音”。他称颂易卜生“据其所信，力抗时俗”。以真诚反虚伪，以革新反保守，就是这种摩罗诗人精神的精髓。正是在这一点上，鲁迅与中国屈原以及魏晋以来的乱世诗人的诗人气质相通了。他以反常俗作为衡量中国诗歌“伟美之声”的标准，肯定了屈原“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的叛逆精神，而对于他“多芳菲凄恻之音”又表示不满。他称颂竹林七贤“差不多都是反抗旧礼教的”，他们不承认“世界上从前规定的道德”和“传下来的礼教”，嵇康和阮籍则是这种反传统精神的代表。鲁迅认为嵇康的论文“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由于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非汤武而薄周孔”，终被当权的司马氏所杀害了《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从历史与现实的教训中得出，“蔑视古训”始终是一项刻不容缓的战斗任务。晚唐的皮日休、陆龟蒙的小品敢于对于上至皇帝下至习俗进行嘻笑怒骂的嘲讽，因而被鲁迅称之为“几乎全部是抗争愤激之谈”，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鲁迅作为一个旧礼教旧传统叛逆者的诗人气质，接受了来自两个系统的文化思想的熏陶。他的诗人气质，具有明显的中国民族的血脉。在爱国主义思想与文学家的人格这方面，鲁迅和中国文学史上以屈原为代表的壮烈不朽的诗人，“连成一个精神上的系统”冯雪峰：《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接触拜伦代表的世界上伟大抒情诗人精神系统的影响，又使得鲁迅的诗人的天才和气质“开始赋有着近代思想的性质”冯雪峰：《鲁迅和俄罗斯文学的关系及鲁迅创作的独立特色》。。因此可以说，在鲁迅诗人气质形成的过程中，就表现了他蔑视传统和继承传统的统一，历史意识与当代意识的统一。在这一点上，说鲁迅“是一个受过西洋教育而不失其华夏灵魂的现代中国人”苏雪林：《〈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是确然无误的。就气质来讲，鲁迅是“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的民族诗魂的代表。
《鲁迅其人》第二部分鲁迅诗人气质的形成与中外文化（3）
四
鲁迅是一个偏于内向的人。他“在性格上是内倾的”，“喜欢驰骋于思索情绪的生活”李长之：《鲁迅批判》。。怀着强烈的爱国之心，他在思索和寻求“什么是最理想的人性”这个萦绕心中的最重要问题的时候，便自然与西方的个性主义的社会思潮发生了强烈的共鸣。他努力用这一思潮来调整中国思想界流行的崇尚“物质”与“多数”的偏颇。鲁迅的诗人气质同时受这一思想的熏陶，便产生了一种追求自省与趋内的精神特征。
家境的变迁，父亲的久病，鲁迅饱尝了世态炎凉带给自己内心的创痛。他自少年时代起就形成了内向的气质。这种气质发展成现代诗人的抒情的世界需要文化的熏陶。在鲁迅踏进文化活动之初，就面临着西方现代文化思潮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两种价值系统的选择。最热烈的感情世界中进行着一场最冷静的思索。鲁迅清醒地比较了东西文化思想的歧异，鲜明地表示了自己感情世界的趋向。
鲁迅认为，西方精神界的明哲之士，其精神在“延颈方来”，他们“神驰所慕之仪的，日逐而不舍”；而中国以老子为代表的爱智之士，其精神在“眷恋旧有”，他们“心神所注，辽远在于唐虞，或迳入古初，游于人兽杂居之世”《坟·摩罗诗力说》。。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价值系统。中国古来不少诗人墨客，沿着这种道家的思想而走上消极遁世之路。鲁迅与此种精神表现了格格不入的态度。他洞观世界发展的大势，进行权衡较量，确认克服西方世界重物质和“众数”之偏颇的19世纪末兴起的尊个性而张精神的新思潮，乃是拯救社会堕落、推动社会发展的思想“新宗”。“新宗蹶起，特反其初，复以热烈之情，勇猛之行，起大波而加之涤荡。直至今日，益复浩然。”《坟·文化偏至论》。鲁迅认为，这种重个人的思潮，带来了人的自我价值的认识和尊重，影响至于诗歌和小说中多以桀骜不驯人物为作品的主人公。这并非一两个文人想象构思的结果，而是社会文化思潮发展的必然的产物。“久浴文化，则渐悟人类之尊严；既知自我，则顿悟个性之价值”。可见在这崛起的思想“新宗”中鲁迅最重视的思想核心乃是对人的个性的自觉和尊重。他把人的自觉与个性视为精神世界解放的最高尺度，看做是达到自己民族解放的惟一途径：“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坟·文化偏至论》。鲁迅这种当时无疑是最进步的精神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诗人气质吸取的思想渊源和发展趋向。
就哲学观与社会观来看，鲁迅的选择是庞杂的。叔本华的主观唯心主义，尼采的超人学说，易卜生的个性主义思想，都纳入他“新宗”的系统。就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