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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的根源在哪里？读过鲁迅早期的科学译作和一些谙熟科学知识的杂文、小说，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与他是一个具有现代科学思想的觉醒的青年人有关。现代科学思想的一些特征已经汇入他的诗人气质，成为他思想感情和思维方法的培养基。现代科学思想的熏陶，在鲁迅的气质上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他在最早的时候就表现了他的思想上的超越”冯雪峰：《鲁迅和俄罗斯文学的关系及鲁迅创作的独立特色》。。我理解这种“超越”不只表现为一种清醒的思想家的远见卓识，也表现为一种热情的诗人的敏锐深彻。
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极大地影响了鲁迅的社会观和历史观，也在很大程度上浸染了他的诗人气质。鲁迅最早接触西方现代科学是阅读严复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他是在一个诗的氛围中踏进这一片陌生而崭新的国土的。他几乎能够背诵其中许多篇章。他不仅在现代科学思想中接受了一种心灵的洗礼，也为那些富于诗意的境界和语言，那些富于想象力的描述，得到了一种感情上陶醉和气质上的共鸣。这部著作先进的科学思想和诗情的译述语言相结合，成为鲁迅思想和气质自我铸造的楷模。难怪直到仙台学医时，他还曾有“昨夜读《天演论》，故有此神来之笔！”的戏言产生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杂谈名人》。。可见此书对于鲁迅的思想乃至气质的影响之深了。
鲁迅留日之后，由《说》，到《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等，算是他对人类科学发展史由原始细胞到最新现代科学成果的了解和认识。鲁迅是从改革社会的角度来接近和介绍现代自然科学成果的，因此，他重视的不仅仅是这些科学成果本身，而是获得这些成果过程中人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法的变革及其对于整个社会进步与个人气质的影响。他赞美科学上一种新元素的发现，可以达到“辉新世纪之曙光，破旧学者之迷梦”，以实现“吐故纳新”的结果《集外集·说》。。而整个科学的进步，则是一种照亮世界的“神圣之光”、“人性之光”，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动”《坟·科学史教篇》。。
在论述科学家创造思维的特征时，鲁迅特别强调想象力和灵感的重要性。他认为科学家的责任，就是依靠富于想象力的创造型思维去探索自然现象的“深微”与“大法”。一个科学家最可贵的精神，不在“摹前有”而在“探未知”，以追求真理为惟一目的，“扩脑海之波澜，扫学区之荒秽”。他说：“盖科学发见，常受超科学之力，易语以释之，亦可曰非科学的理想之感动，古今知名之士，概如是矣”《坟·科学史教篇》。。大诗人兼科学家歌德就是如此：“凭理想以言，又尽根于事实，而识见既博，思力复丰”，才在科学上有所发现《坟·人之历史》。。这里讲的“理想”指的是科学家创造性的幻想力和想象力。鲁迅又引述赫胥黎的话说“发见本于圣觉”，与个人的能力无关。这里的“圣觉”指的是科学家创造发现新理论或规律的灵感。鲁迅认为，“理想”和“圣觉”这两大要素，是科学家发现创造的必具的思维条件，而且引申开来断言：“即其他事业，亦胥如此矣”《坟·科学史教篇》。。
科学的发现和诗人的创造是两个不同领域的精神劳动。即使诗人在自身的创造中思维方法的特征也因人而异。鲁迅对于这一点是清楚的。他没有混淆科学与文艺或诗的界限。但在介绍现代科学的过程中，他所注视的是伴随科学成果而同时存在的科学家思维活动的特征，不能不说对他有深刻的影响。前面谈到的以想象和灵感，证之以事实，以此探自然深微大法，“扩脑海之波澜，扫学区之荒秽”。这里就包含了科学家思维的特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敏锐感、想象力和洞察力。在介绍中对于这种思维特征的赞赏与肯定往往也成为一种吸收。了解是吸收的前提。“其他事业，亦胥如此”，鲁迅从事文艺事业更需要培养自己的想象力和敏锐感，具有“扩脑海之波澜，扫学区之荒秽”的气概。鲁迅的介绍在自己的气质上引起某种变异和共鸣。鲁迅早期的科学介绍活动与他文学活动之间，外在救国精神是一致的，内在精神特征的熏陶上也是相通的。敏锐的感受力、丰富的想象力和深刻的洞察力成为鲁迅精神活动和诗人气质的一个重要特征。
鲁迅的全部创作活动卓越地表现了这一精神特征。他的创作中融合了内心的热情和冷静，锐敏和深刻，充满了诗人气质应具的想象和灵感。他对民族文化与国民精神思考的历史的深度和识见的精微，是具有现代科学的敏感气质的诗人思想的产物。《狂人日记》就凝聚了现代科学家的冷静和反封建战士的热情，表现了对于历史文化认识超于常人的锐敏与深邃。散文诗《火的冰》和后来扩展成《野草》中的《死火》，又是鲁迅自己“冷藏内热”的象征。这里包含了更多的诗人气质。他对病态社会的解剖，他所进行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有思想家和诗人的敏锐、深刻和想象力。许寿裳先生说鲁迅的“观察很敏锐而周到，仿佛快镜似的使外物无所遁形”，他的文章和谈吐都充满了丰富的机智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仙台学医》。。张定璜称赞鲁迅冷静的头脑和尖锐的眼光往往能由表面的细微看到事物的“根本”，揭示出在极其普通极其平凡的人事里含有的“一切的永久的悲哀”张定璜：《鲁迅先生》。。冷静是鲁迅气质的外在表象，出于热烈的爱憎之心而对生活的敏锐和洞察，在普通平凡的人事里揭出事物的“根本”和“永久的悲哀”，才是一个诗人气质浓重的伟大文学家和思想家独具的精神特征。鲁迅具有如冯雪峰所说的一个伟大作家和诗人必须具有的政治思想的和诗的双重敏感与深邃。
《鲁迅其人》第二部分鲁迅诗人气质的形成与中外文化（2）
三
鲁迅踏上文学道路的起点，就表现了他对中外文化传统中具有浪漫主义精神特征的诗文一种特殊的情感和兴趣。他编译的《斯巴达之魂》传达了一个热血青年炽热慷慨的内心诗情，极富浪漫主义色彩。他译介雨果的《哀尘》为被损害者的灵魂发出不平的呼叫，充满人道主义精神。他的《自题小像》一诗是青年爱国者血的誓言，旋流着中外传统中的反抗与献身的诗人的声音。他生活在一个需要浪漫主义诗人的时代气氛中。对于祖国和民族命运的热烈关切，对于人民不幸生活的深挚同情，这两个方面相互联系的内在精神的追求，使得鲁迅与时代的要求和气氛相一致，选择了西方以拜伦为代表的摩罗诗人谱系作为自己呼唤精神界战士的思想武器。这种选择，符合时代最进步思想潮流的需要，也契合和激发了鲁迅自身的诗人气质。这种摩罗诗人的精神，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相应的潮流相融化，构成了鲁迅诗人气质精神系统的另一个更重要的侧面。
鲁迅对于人类精神世界存在的诗感的普遍性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不认为诗感是少数天才独有的奇物；认为诗感是人人心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情感形态，“凡人之心，无不有诗”，“诗不为诗人独有”《坟·摩罗诗力说》。，人们对诗人的作品产生共鸣和感动，就是这种诗感作用的结果。诗人的责任就是怎样以自己的创作，来拨动人们情感的共振。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鲁迅建立了“诗人者，撄人心者也”这样诗歌观念的核心。鲁迅的诗人气质和审美追求，就是以这种理解为智性基石的。
鲁迅在比较中审视了中国传统和西方传统中同样存在的两种对立的诗歌观念，探讨了这种诗歌观念与传统道德伦理体系的关系，从而确定了自己艺术选择的基点：力。就内面看，他以反抗挑战特征最强的摩罗诗人精神为参照系统，对中国几千年的诗歌观念的传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断然否定了老子“不撄人心”的奴隶哲学和儒家倡导的“无邪敦厚”的诗教传统，努力在屈原、陶渊明、魏晋文学及至浙东先贤代表的爱国愤世诗人系统中寻找一种反抗挑战的伟美之力。就外面看，他对西方以柏拉图代表的维系人类普遍观念中传统的道德与秩序为标准的诗歌观念也作了否定：“柏拉图建神思之邦，谓诗人乱治，当放域外”，中国传统诗教的“无邪之说，实与此契”。鲁迅认为这两者都是毁灭诗的“权术”。在这种双重的否定中，鲁迅选择了中外摩罗诗人代表的叛逆精神和诗歌观念。
应该说，鲁迅的这种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充满智性和热情的选择。然而鲁迅内在的感情和诗人气质的共鸣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鲁迅留学之初写下的《自题小像》不仅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精神，也透露了他丰富的浪漫主义诗人气质。他青年时代慷慨激昂的革命激情和这种丰厚的诗人气质相汇流，使他自然地与中外敢于反抗挑战的浪漫主义诗人谱系产生了一种精神上和诗感上的共鸣。鲁迅后来说：“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生器么，别人也必须是发生器，才会共鸣。”《热风·随感录五十九“圣武”》。摩罗诗人精神引起鲁迅内心精神和诗人气质上的共鸣，是一种自然的事物。
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