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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再说，大家同意。到了王各庄先住店，我们展开群众工作，我做小孩的工作，教他们唱歌。因为日本鬼子到过那里，问日本鬼子好不好，要不要反对日本鬼子。他们喜欢我，就往家里拉。其他的人也去找我，要我唱戏。唱了一段，他们也高兴了。第二天，他们为我们拉场子演戏。演的节目中有一个叫《放下你的鞭子》，还有一份讲演稿，说苏区的情况。观众中有沈鸿烈的海军，说我们演得好。要约我们去驻地，大家不敢去，我说我去。我赶快跑到村外，把剧本藏在坟碑下面。我们共去4个人。他们说国共合作如何好，还送我们回旅馆，又送吃的。原来这是上海暴动后跑出来的沈鸿烈的部队，其中有共产党员，还有党支部。沈鸿烈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后来转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们在这个村子住了几天，走时群众都来欢送。我们到了别的村子，没钱，饿着肚子到处跑。公共汽车在山口，都跑了，受不了，最后坚持的只有两三个人。知识分子下乡困难，挤上车子要票，说没有钱，车到青岛还给你，不干，旅客讲情，说不能把他们留在这里。下车到处找朋友还钱。这事印象很深，我一直忘不了。
“在青岛，主要听闻一多的课，也选读诗歌、小说、戏剧。那时杨振声校长是小说《玉君》的作者。还有女讲师，叫方令儒，都是美国留学生。我写的小说在全班第一。当时老师称赞我，说我像谢冰心。还有个教员是男的。作家沈从文很欣赏我，要我每周写一篇短篇小说。最主要的写了个剧本，可能是1931年的下半年，标题是《谁的罪》。母亲生病，儿子是革命者躲出去，警察来抓，折磨母亲，儿子又回来看母亲，被捕，母亲死了。我老师赵太侔兼这门课，叫我去。说你很爱写，你写的这个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我说什么叫共产党、国民党？他看我是个大傻瓜，就不解释了。老师认为我的剧本还是不错的，说独幕剧太短了，最好发展成三幕。从此我想，什么叫国民党、共产党？开始观察了。他是国民党的组派，当时不知道。‘九一八’以后，我去请愿，他说我捣乱。他到树林，猜他一定是国民党。他是少数民族，他自己没读好多书，我以后不受他接济了，自己找事做。他说李小姐，你写的强盗太斯文了，他骂人的时候你用的是‘该死’，其实强盗是不会这样骂人的。从此我不去听他的课。
“沈从文通过他妹妹沈舟舟找我，要我每周写一篇故事，他给我改。我就不去。
他们知道我家里穷，想让我给他织毛衣，给较高工资，我拒绝了。我听说她在北京法国学校读书，学费很贵，每学期500大洋……”
我坐在旁边，真是越听越糊涂。她在青岛一会儿是县立女子小学，一会儿又是艺校，老师怎样都扯在一起了？开始听来是，但是过后再一琢磨，江青说家史也好，学历也好，都经过一番思考的。她描写一些具体细节虽并不动人，但可以让维特克从其中了解她的性格特点，她从小就培养出自己的革命性，至于拉到许多名人名作家，当然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份，说明自己从来就不是个无名小辈。江青自己编织的故事并不美妙，却也可以说是用心良苦，很难听得出头绪的。难怪老陈她们说没法儿记。
第八部分第95节：江上有奇峰 偶尔露峥嵘（1）
这一天谈话已换了地方。这里是一所较新的庞大建筑物，大院四周种满米兰树、白兰树，栏栅是茉莉花，这些花夏天开得特别茂盛，随手可以采摘。当我们走进大楼时，一看屋顶好高，四周是北方少见的落地大玻璃窗，除了门口放着四张椅子，供警卫人员休息外，整个大厅空荡荡的。忽然从左侧走出来一个身穿西式服装的女服务员，她领着我们，走过长廊上到二层楼。又过了一条长廊，进入一间大会客厅，大厅的一边摆放着沙发。这间大厅四窗紧闭，室外的热浪被完全隔绝了，使人有舒适感。
吃过晚饭，江青带着维特克及其他人，慢慢走着又转了几道廊子，来到另一间大房间。参谋已经带着维特克先进去，宾主在沙发那边坐下。
江青突然一声叫：“小张，你今天给北京打长途电话了？谁让你打的？”
“这是规矩，我们随外宾去外地，是要每天向北京汇报情况的。”我回答。
“我的事不用汇报，向北京打长途是我的事，不用你管。以后不要再打了。”
转过身，江青走近维特克，立刻换了声调；微笑对着维特克：“这里空气新鲜，又凉快。我要生活在20℃至22℃的恒温中，这才不感冒，我不喜欢空调的冷气，所以需要常常换房子。我未来之前，这间客厅的空气和温度已经调换好了。”
江青像是对着维特克说的，又像自言自语。小沈正在左顾右盼，像是没有听见江青的话，也不翻译。她心里对江青这种卖弄享受很是反感。江青瞪了小沈一眼，也没好说她什么。
宾主相对坐下，江青又讲开了：
“现在说上海。到上海的第一夜，住朋友家，在一个剧社，可能与苏联有关，上演《怒吼罢，中国！》，是进步的，苏联刚与我们建交。朋友请我去先施公司吃夜宵，有两件事印象很深。我是以群众组织的关系到上海去找党的关系的，通过田汉找党。我知道有个‘春秋剧社’是左翼的。田汉住哪里不知道，只能通过社会关系，这是冒生命危险。头天晚上在先施公司吃夜宵，听下边吵吵嚷嚷，往下看好像有人打架，朋友说别看了，是野鸡拉客人。第二件是他们要我参加演出《怒吼罢，中国！》，演一个角色，我不能不答应。每天找‘春秋剧社’，我一句上海话也不会讲，也听不懂，但很快找到了春秋剧社。我到那里就说是北方来的戏剧工作者，要找田汉，把党的关系藏起来了，但这样也有被捕的危险。田汉有两个弟弟老三和老五。老三来了，这是很不好的人，但他带我去见了田汉。带到母亲的家，什么路记不得。田汉叫我哪儿也别去了，就住在他家，要弄清问题。因他们认识我在青岛的一个同志，我说了这个人的名字，他们就信任我了。过几天，田汉、周扬、阳翰笙三人共同跟我谈话，他们说青岛现在中央知道了，要我放下关系，党的关系可以接上。他们问我想做什么工作，当时有两个电影公司靠拢我们，还有剧社，问我上不上舞台，甚至问上不上银幕，我拒绝了。我要求做群众工作，基层工作。这样他们同意，叫我到北新‘晨更工学团’。那里很荒凉，陶行知在大场办‘山海工学团’，他是很有名的资产阶级教育家。重庆时他的地位与闻一多一样。大场很大，‘晨更’与陶有关系。我们募捐，有时找陶。他对我很好，陶也是留美学生，学杜威的。他原叫陶知行后改行知。他在南京办晓庄师范是很有名气，他提倡思想自由。在他那里学习的有一批共产党员、青年团员，被捕时排队唱着《国际歌》被杀头，是很壮烈的。陶很爱护青年，我是被爱护者之一。‘晨更工学团’是义务学校，主要教工农子弟，还办店员补习班我去时，田汉派他的弟弟老五与我同去，他忽然间对我起好感，不顾那样的环境，老在屁股后追着，弄得大家都议论纷纷。田汉有个名字叫老大，这不完全因他是第一个孩子，而是上海流氓。龙头老大，码头二哥，插花三爷……直到老九，当时不知道。我冒险写了封信给田汉，请他把弟弟调走吧，否则我不能工作了。他是官僚主义。谁敢批评他呀，从此我倒了霉了。他弟弟是调走了，我的党的关系也不给解决了，因我的关系都在他们那里。晚上我在街上走，很危险。碰上廖沫沙，他的妻子是我们一个老同志的女儿，他们住在小亭子间，有个小桌子，叫我睡在小桌子上。他诉苦，说风声紧了，有人要逮捕田汉，田汉已经搬家了，但他没有钱搬不了。我第二天清早就到大夏大学去。我到上海前一年那里曾经是我党堡垒，但王明路线左得那样厉害，举着红旗去示威，大批学生被捕，并不都是党员，但党员都给搞掉了。1933年夏秋之交，夏天去的，后来据说国民党特务那里有几十，都有手枪。我去找一个同乡女同学，她对我很好。我问她：我想向你借一点钱。她问：多少？我说20元。她说刚交了学费。但看我很为难，说还有饭费、零用费，借给20元。我回到廖沫沙那里，给他要他赶快搬家，但钱一定要还我，因为我是借的。结果从此以后，既未见他们，一个钱也未见，我怎么还钱呢？到中学兼课，教国语。一个钟头多少钱记不清了，除了车费都攒下来，我还了，我赌咒再不见左翼戏剧家联盟的人。我在群众中定会找到党，党也会找我的。当时上海有文总、左翼作家联盟、社会主义文学会联盟、青年团左翼教联，都找了。我什么都做，凡是革命工作都做。
第八部分第96节：江上有奇峰 偶尔露峥嵘（2）
“红军北上抗日，募捐。1932年十九路军打了一仗，群众知道要抗日，不知道红军。五一、五四、五七、五九、五卅都要上街示威，飞行集会，飞脑袋去。1934年什么节日，可能纪念‘九一八’，这时我有党的关系了，党找了我，去示威，要我担任沪西区的指挥，临时交给我一队不认识的女工，尽管她们有的衣服比我穿得还好，但我这样子一看就不是女工。我在这儿演《婴儿杀害》，还有《锁着的箱子》，演完从后门走了。去看示威路线，空着肚子，想到左翼的人平常去的白俄餐馆吃罗宋汤，想碰见熟人或向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