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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威难测。毛主席一锤定音，批不批《海瑞罢官》一下就是政治问题了。陈伯达为了讨好江青，博得她的欢心，立即把毛主席的谈话转告了江青。江青如获至宝，马上催田家英赶快把毛主席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与此同时，江青于1966年1月21日从上海赶到苏州，与林彪面晤，进行新的交易，用江青的话说就是去“请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江青要借助林彪的支持，攻北京那些“不听话”的人了。
1965年这一段时间，林彪、叶群常住在苏州、上海一带，江青也以搞“现代戏”为名，往返于京沪。此时，他们的来往更加密切起来。1965年3月，江青为讨好林彪、叶群，专门为他们演出《红灯记》。她事先反复交代：“林总和我生一样的病，怕风，场子里的温度一定要控制好。”这样还不放心，林彪来之前，她先到现场检查。她百般挑剔，这不行，那要换，对林彪极尽讨好之意，害得工作人员苦不堪言。在平素的接触中，我们看到的江青是个阴冷、傲慢、目空一切的人，没想到为了接触林彪，她却显得如此热情，如此殷勤。我当时也百思不得其解；直至后来，看到林彪、江青在“文革”中的进一步勾结，才明白江青此次如此重视接触林彪的本意。
更有甚者，在排演《智取威虎山》时，江青还通过张春桥对上海京剧院说：“这个戏要树林总，你们不要小看了一出戏，它的意义很大，现在搞的不是一出戏，而是打一场政治仗。”我们的人民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在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深受人民的爱戴和拥护。江青很懂得争取军队支持的重要性，她早就想介入人民解放军。江青想召开一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邀请罗瑞卿参加，但罗没有搭理她；她要罗发给她一套军装，罗说发军装可以，但不能发领章、帽徽，不能有军籍。江青是一个心地狭窄又阴险的人，而罗瑞卿却是个秉性刚直的人，他对江青一直不以为然，江青对这个不识时务的罗瑞卿早就异常痛恨。如今林彪把罗瑞卿这个“眼中钉”拔掉了，江青的“心头恨”也解了。这次，当江青向林彪提出要召开一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时，林彪立即同意了。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江青到苏州与林彪晤面的第二天——1966年1月22日，林彪即向总政下达了指示：“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在文艺工作方面她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溪云初起毛主席点“要害”，江青请“尊神” （3）
2月2日，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林彪指令总政政治思想和文艺工作方面的负责人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四人参加，不是会议正式成员、在部队没有任何职务的张春桥也天天出入锦江饭店，参加所谓的“座谈”。
这个座谈会按照江青提议的“看电影、批黑线”的方式召开，其实是江青一个人大放厥词，别人记录而已。会议期间看电影三十多部，看戏三出，个别交谈八次，集体座谈四次，由张春桥修改记录完成会议纪要初稿。张春桥那几天对上海的同志说，他好几夜没睡觉，就是搞这个文件，累得要死。这篇纪要毛主席审阅修改了三遍，最后由陈伯达成文。
3月19日，江青将纪要送林彪，林彪为了讨好江青，作了肉麻的批示：“江青是我们党内女同志当中少有的杰出代表。她作过许多重要贡献，不为人们所知，这次文化大革命，她的才华就显露出来了。”他还吹捧会议纪要1966年4月10日，《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由中央批发全党。“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3月22日，林彪将纪要送中央军委，4月10日由中央批发全党。这就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由来。它实际上是林彪、江青互相勾结、进行政治交易的产物，也是两个阴谋集团最早共谋篡党夺权的一个重要标志。
这篇纪要首次提出“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它不仅否定了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成就和主流，也否定了三十年代我党所领导的左翼文艺革命的成就，为后来否定“二月提纲”，打倒彭真、陆定一、周扬以及文艺界一大批干部、作家、演员提供了理论“武器”。“黑线专政”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扩大到其他领域，为全国大动乱、大造反、大夺权推波助澜，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江青后来在谈到这个座谈会时说，这个座谈会和纪要“是请了你们的‘尊神’，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为什么这么有威力呢？就是因为有军队支持”。从这也可以看出，这个座谈会和纪要，实际上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步骤，从理论上、舆论上为发动“文革”先行做的准备。
溪云初起二次充当“信使”，“二月提纲”挨批
1966年2月10日，彭真同志从武汉飞到上海，他把一份材料交我转江青。我第二次充当了“信使”。
彭真同志对我说：这是“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给党中央起草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在北京经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并专门到武汉向毛主席汇报过的，要作为中央文件发给全党。他说：“你和曹荻秋同志可以先看看，然后交给江青同志。”我提出是否让华东局书记兼秘书长魏文伯也看看，彭真表示同意。我们三个人认真地看了，觉得这个文件写得很好。这个汇报提纲要求把《海瑞罢官》的讨论限制在学术讨论范围之内，置于党中央领导之下，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它贯彻和体现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对当时的学术讨论有重要指导意义。
这份文件后来被称之为“二月提纲”。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在1964年7月起草“九评”过程中，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成立的。组长为彭真，副组长为陆定一，成员有康生、周扬、吴冷西。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发表后，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关锋等人根据康生、江青的秘密旨意写文章，开始把矛头指向北京市委书记邓拓。为了不使事态进一步朝恶性方向发展，彭真召集会议，对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等问题进行讨论。在这个会上，彭真强调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并根据调查，证明吴晗与彭德怀没有组织上的联系和直接联系，不是政治问题。对此，除了心怀叵测的康生不动声色不表态外，其他几人都赞同彭真的意见。会后，中央宣传部的许立群、姚溱根据彭真的意见起草了一份给中央的《汇报提纲》；2月5日，由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并决定由彭真同志去武汉向毛主席汇报，之后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党内公布。
2月7日，《二月提纲》以电报形式发给在武汉视察工作的毛主席；2月8日，彭真带领包括康生在内的“五人小组”全体成员乘专机到武汉，直接向毛主席汇报。在汇报过程中，毛主席问：“《海瑞罢官》同彭德怀翻案是否有联系？”彭真当即据实回答：“根据调查没有发现他们有联系。”听了这话，毛主席说：“我说过吴晗文章的要害是罢官，这是康生向我讲的，是康生的发明权。”康生连忙“谦虚”地插话：“不，不是我的发明权，是毛主席的发明权。”毛主席肯定地说：“是你康生的发明权！”说吴晗的《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明明是老奸巨猾的康生1964年向毛主席进的谗言，这时他却加以否认，其目的就是要窥测方向，伺机而动。这和他后来“揭发”《二月提纲》也是背着他搞的卑劣做法毫无二致。大凡阴谋家总是要说谎，要出尔反尔的。
整个汇报过程中，毛主席并没有说不同意《汇报提纲》。因此，彭真到上海时才把这份文件给我，并请我转江青。我和魏文伯、曹荻秋阅后，即在当天下午四时以前送给了江青，并告诉她彭真同志准备晚上同她面商。当时江青正在那个林彪委托她召开的座谈会上，她后来还责怪我：“你也没个条子说明和手续就把‘提纲’送给我看。”
2月12日，《汇报提纲》作为正式文件发向全党。这个提纲并不像康生、江青他们宣传的那样是背着他们、背着毛主席搞的，康生直接参加了提纲的讨论和向毛主席的汇报，江青也在提纲作为正式文件下发前就已经看到了。只不过《二月提纲》使他们处于不利甚至非法的地位，所以必欲否定而后快！他们的手法又是当面说假话。造谣和说谎是他们惯用的伎俩。
溪云初起因病休养，风暴骤起
1966年3月1日，我因患鼻咽肿瘤而住院治疗。上海市委为此专门向党中央作了报告，中央也正式下文批准我进行治疗休息。从这时起，曹荻秋同志实际上处于一线，负责上海市委、市人委的工作。我虽然因病住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