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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告诉我们，一共汇报了六七个小时之久。12月2日，毛主席在这份材料上做了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后来，毛主席就很快决定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要解决罗瑞卿同志的问题。
这次会议是一次既神秘又紧张的会议，从12月8日开至15日。在会议开始前，周总理亲自宣布“不许记录”、“严格保密”等纪律。许多同志到了上海根本不知道要开什么会，连刘少奇都跑去询问别人开会的内容。邓小平、李井泉原来已在昆明，事先在电话里和罗瑞卿联系好在昆明碰头，一起去看三线建设情况。可是罗瑞卿12月9日到了昆明，邓、李二人已被召到上海开会去了。这次会议既不是政治局会议，又不是书记处会议，更不是军委会议，所以只能称为“紧急会议”。
12月10日，中央通知刚到昆明的罗瑞卿到上海开会。毛主席说，罗回来好嘛，全体参加会议的同志都去机场接他。由此可见，毛主席对罗瑞卿还是留有余地的。细心的周总理和邓总书记认为这样做会使罗瑞卿感到突然，提议让我和我爱人谢志成以“东道主”身份去接。毛主席同意了。我当时考虑，这次会议极不寻常，万一罗瑞卿问我开什么会，怎么回答呀？于是便请示小平同志。小平说：“你先不要告诉他开什么会，就说总理和我在住地等着他，到那里会和他谈。”
12月11日，是上海初冬很阴冷的一天，天空一层灰暗的云霭，在去机场的路上，我的心头也蒙着一层阴影。我到虹桥机场去接罗瑞卿时，吴法宪也去了机场。大概是由于同机有一位空军师长一路“监护”，加上吴法宪一改平日低三下四的样子，罗瑞卿似乎觉察到有些不对劲，所以一上车便问我：“阿丕，开什么会呀，这么紧张？”我故意指了指前面的司机和警卫，意思是车上不方便讲话。同时又不能干坐着，于是一路上我只好东拉西扯地谈谈天气啦、庄稼啦，以及工业生产的情况。我和罗瑞卿很有感情，过去见面都很亲切、随便。那天我们一改往昔那种谈话方式，这更引起了他的疑虑。从机场到市区的路显得特别长，我也感到非常别扭。
这次罗瑞卿没有被安排在他每次来上海都住的锦江饭店，而是安排在建国西路的一栋花园洋房里。快进城时，我只好说：“这次锦江饭店住满了，另外单独给你找了个地方。”下车时我才很尴尬地告诉他：“总理和小平同志在里面等着你。”我把满腹狐疑的罗瑞卿送进会客室，便转身到里屋，对面色凝重的周恩来、邓小平说：“总理、小平同志，人已接到了，我告退了。”总理、小平点了点头。
这一趟接机就像演戏，我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事先我和市委主管政法的书记处书记梁国斌商量，对罗的住处采取了一系列保卫措施，拆下了门锁，在楼下铺垫了一些草垫子；在周、邓与罗谈话时，还不时让服务员和保卫人员送些茶水、毛巾等以观察动静，预备好万一发生紧急情况，立即采取措施。
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与叶帅等人分在一个小组。整个会议没有让罗瑞卿到会，搞了“背靠背”。会上印发了李作鹏等人写的关于海军两种思想斗争情况的材料，对“八·六海战”和“一一·一四海战”以后罗瑞卿、萧劲光的表现进行了“揭发”，还有其他人的一些揭发。这次“批罗”，叶群最积极，会上发言，会下串联，忙得不亦乐乎。
会议揭发了罗瑞卿的很多“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林彪，有个人野心和向党伸手；还有就是“不尊重老帅”等。这些问题，今天已完全得到澄清，纯属林彪、叶群等人无中生有，有意陷害，或无限上纲，或有意夸大的。可是在当时那个毛主席威望至高无上、林彪深得毛主席信任的年代里，许多人都信以为真，即使有些同志想为其辩护也无济于事，连罗本人都有口难辩。后来，他以死证明其清白，结果也只落得个“罪上加罪”。林彪之阴险、狠毒，就在于他很懂得抓对手的弱点，采用断章取义、无中生有的恶劣手法上纲到反对毛主席、有个人野心这样一个最能引起毛主席憎恨的高度，又使人家不敢说话。实际上就是“借刀杀人”。所幸的是，毛主席这时对罗还留有余地，毛主席决定“可以把问题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他让罗先回北京，到北京再说。
实际上，罗瑞卿从到上海起就开始被隔离审查了。
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同志考虑十分周全，安排一些与罗熟悉的同志如陶铸、李井泉等去看望他们夫妇（罗瑞卿同志的夫人是后来到上海的），还专门要我和谢志成以“东道主”名义请罗吃饭。总理和小平这种对同志关心、爱护的精神，同林彪、叶群那种把人往死里整的不良用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按照总理、小平的指示，利用会议间隙请罗瑞卿夫妇吃了一次饭，但是由于罗瑞卿夫妇心情不好，这顿饭吃得极为沉闷。我深深地感到，他心里有多少难言之隐和委屈啊。
会议结束后，周总理安排罗同他、小平一起回京。罗不愿同时登机，提前了半小时登机。12月17日，罗瑞卿夫妇与周总理、李富春等同志同机离开上海回北京，以后由邓小平、彭真、叶剑英三人小组负责审查处理。由于邓、彭对罗采取保的态度，尔后这也成为他们的“罪状”。
罗大将军蒙难仅仅是个开始，随后而来的对老干部的折磨、迫害就更加残酷了。
溪云初起毛主席点“要害”，江青请“尊神” （1）
由于各地报纸在转载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时都在“编者按”里强调是“学术讨论”的性质，所以这颗“重磅炸弹”并没有达到江青等人预先想要达到的效果。特别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恼怒的有两件事：一是姚文发表之后，当时彭真同志主持下的北京市委对它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北京市委专门成立调查组，对吴晗同志的政治历史作了调查，申明吴晗同志历史清白，与彭德怀同志既无工作关系，又无私人联系；北京市委对上海市不打招呼在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北京市一个副市长提出抗议。二是吴晗同志迫于形势，发表了一篇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文中除了违心地承认错误之外，还大量引用史料同姚文元据理力争，并用肯定的语言申述自己“20多年来一直在党的教育、培养、关怀下，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社会各界对吴晗同志的不幸遭遇也深表同情，社会舆论明显地向吴晗同志一边倾斜。周总理曾经对吴晗说：“吴晗老，我给你换个工作怎么样？”由于形势险恶，周总理的保护措施没能得到实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看到形势对他们不利，于是又开始策划新的阴谋，竭力把对吴晗的批判升级。江青密令关锋、戚本禹等悄悄赴沪，与张、姚多次密谈，商量对策；回京后又同康生详细密谋。
1965年12月8日，戚本禹首先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这篇文章打着批判胡适的幌子，把矛头指向吴晗、翦伯赞，与姚文实行“南北夹击”。
12月21日，毛主席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胡绳、艾思奇、关锋、田家英等人谈话。善于察颜观色、圆滑世故的“老夫子”陈伯达早已摸透了毛主席的心理和江青的意图，专门收集那些刺激毛主席的材料，添油加醋地向毛主席汇报了批《海瑞罢官》受冷遇的情况。毛主席批准将《海瑞罢官》印成单行本。在征求订数时，北京新华书店考虑到姚文已登了报纸，再发行单行本销量不大，就只订了几千本，这也成了北京市抵制批判《海瑞罢官》的“罪证”；彭真、邓拓、周扬等人或明或暗地为吴晗辩护，也被陈伯达乘机指责和攻击为“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这些话果然奏效。毛主席异常生气地说：“在北京，我说话没人听了，所以才在上海组织写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姚文元写批《海瑞罢官》时为什么没有点“罢官”这个要害呢？是他没有抓住要害吗？不是。张春桥对此曾一语道破天机。他在一次小会上说：“这‘要害’不要由我们来说，要让主席说。如果我们写上去了，主席不同意这么说，会使我们变得非常被动；不如我们不要这个‘要害’，争取主席的支持，让他说出这个‘要害’，那就不同了。主席威望高，他说《海瑞罢官》是替彭德怀翻案，人家不敢说半个不字，我们就立于不败之地。”他们的居心是何等的险恶！如今毛主席不仅同意批《海瑞罢官》了，而且还把它和政治问题牵扯到一起，这样一来，就可以攻击那些把批《海瑞罢官》向学术讨论方向引的人了。因为学术问题整不倒人，政治问题却可以整死人；在学术上他们是“不学无术”，在政治上抡棍子他们却是“得心应手”。“借刀杀人”是一切阴谋家共同的手法。
溪云初起毛主席点“要害”，江青请“尊神” （2）
天威难测。毛主席一锤定音，批不批《海瑞罢官》一下就是政治问题了。陈伯达为了讨好江青，博得她的欢心，立即把毛主席的谈话转告了江青。江青如获至宝，马上催田家英赶快把毛主席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与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