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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和华盛顿犯下的罪行，以及随后美国宣布的“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虽然引起了政治阶层的同仇敌忾，但这种也许是暂时的团结掩盖不了以下事实，那就是美国长期以来缺乏一项由政治阶层整体承担的外交总战略。
苏联瓦解以后，美国的实力意识有所增强，而与此同时，以往在对外政策上保持一致的美国领导精英却出现了涣散。因此美国对外政策可能出现摇摆，而其结果是遭到削弱。近十年以来，美国对外政策比过去更多地受到具有意识形态倾向的群体和智囊团的影响，目前突出的是那些被误导地称为新保守主义者的极端帝国主义分子。他们对于世界政治的实际情况和内在联系的了解和判断力很有限，远远比不上他们那种要肆无忌惮地运用美国军事优势的意图；他们目前对五角大楼的影响比对有外交经验的国务院的影响显然大得多。令人注意的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提出过警告，要警惕他称之为军工联合体的强大。今天这个警告并不适用于居领导地位的军人，而是更适用于美国政府里面居领导地位的文职官员，特别是适用于五角大楼领导层里面的文职官员。小布什上台以来，美国对外政策明显的军事化正是源于这些人，而不是那些稳重、谨慎得多的将军们和参谋长们。如果这种影响继续保持下去，从长远看有可能削弱美国对西方世界的领导能力，因为无论是欧洲的公众舆论还是欧洲的政治家们都不愿意长期追随美国奉行的军事实力政策。
西欧有经验的政治领导人当然知道，美国对“基地”组织作出的军事反应所引起的同伊斯兰世界的全球性冲突（不同文明的冲突）是不能用军事手段来取胜的。但迄今为止，他们没有反驳美国新保守主义分子那种煽风点火的文章和言论，而只是限于用委婉的外交辞令来反对黩武主义对美国战略决策的影响。如果欧洲人继续采取这种机会主义的观望态度，那么当前美国那种极端片面仰仗军事优势的世界政策就会长此延续下去。这样，欧洲就可能产生来得虽晚、然而却更加激烈的反应。
从长远看，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性有可能退居到对内政策的后面，其原因在于美国社会的人口发展。到21世纪下半叶，西班牙裔美国人和非洲裔美国人将构成选民的多数。在本世纪中叶以前，他们提出的种种要求，如改善医疗养老保险、教育培训机会均等、享受晋升提拔和最广义的福利政策等等，将改变美国政策内部的比重。
最后还要指出一个因素，它虽然只是间接地、然而却持久地危及美国世界政策的连续性，那就是：只有能为竞选募集到巨款的人才有可能当选总统。据2004年４月初美国媒体报道，现任总统小布什为自己的竞选和７个月以后的总统选举已向经济界募集到了1。7亿美元，此后几个月内他还要继续募捐。他的竞选对手当然也会作同样的努力。这里姑且不论这种做法的民主性是否有问题，毕竟在我们德国也有极其可疑的私人资助竞选的情况。至于高度依赖这种捐献可能造成的令人不快的意外事件，我也只是顺便提一下。关于那些竞选资金如何使用以及用于何处的问题，我倒认为值得简单审视一下。
竞选人需要用钱主要是为了在大众媒体上、尤其是在电视里做宣传。美国社会很少有人看报，电视是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和施加影响的工具。大量地方的、地区的和超地区的私营电视频道靠广告收入过日子。广告的效果取决于收视率、节目编排以及评论员和新闻广播员的名望。电视编辑和他们的上司通过消息的选择以及报道的方式，对美国的公众舆论产生很大影响。电视这个最重要的大众媒体在美国的影响比在西欧国家要大得多。
任何一个大众社会都容易受各种气氛、有时也受各种癖好和心态的感染。电视可以引发人们的气氛，搞电视的人自己都可能被这种气氛所左右。50年代我经历过美国参议员麦卡锡煽起来的对所谓共产党人的疯狂迫害，当时广播起了很大作用，后来才被电视所取代。30年之后我经历了德国和平运动所制造的恐惧心理，这种恐惧心理主要是通过电视传播的。近几年我们看到，意识形态的时髦用语如何左右着美国社会大部分人的思维。诸如“无赖国家”、“邪恶轴心”、“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等精心打造但又简单的概念，要是没有电视就远远发挥不了如此巨大的群众影响。最近一个政治简单化的例子就是，要求把一个不参加伊拉克战争的国家看作美国的敌人。由于法国拒绝参战，几十年来在美国被称为french fries（法式薯条）的炸薯条被改称为liberty fries（自由薯条）。
当然，美国的大众社会并非惟一能被电视误导的社会。其他民主国家也容易受民族主义蛊惑的感染。早在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就是如此。但具体到美国来说，鉴于美国的历史发展，人们有理由希望实用的理性将最终取胜。
第二部分：美利坚帝国美国的战略选择（1）
苏联的威胁消失以后，美国的军事经济实力使美国的外交行动有了高度的自主性。当前和今后几十年，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俄罗斯或中国，还是哪个欧洲或亚洲国家，都不可能拥有类似美国那样高度的全球行动自由。这种状况在今后几十年内仍将保持下去。但美国的行动自由也绝不是无限制的。以下例子证明了这一点：中东危险的混乱局面；美国从索马里撤退，不干预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还有美国虽一口咬定朝鲜进行核导弹装备，却未能加以阻止。
美国政治家们到90年代才逐渐意识到自己新拥有的实力以及各种可能的选择余地。起初他们只是犹豫地开始评估和权衡种种可以设想的选择。直到2001年初小布什总统上台，才把这种全球优势的意识带进了政府。“9·11”事件引起的巨大震动，使得人们不可能理性地讨论美国的总体战略问题。这个阶段在美国一直持续到伊拉克战争以后，更准确地说，直到人们明白单凭军事上战胜萨达姆还不能给中东带来新秩序，甚至还不能使伊拉克平静下来。与此同时，美国人开始怀疑，这场在可疑的前提下打起来的战争是否能对付得了伊斯兰恐怖主义。无论是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公众舆论，还是中、俄、法、德等国的政府，都在战争准备期间就加以反对。他们开始公开讨论美国的军事单边主义，尽管是压低了调门的，但那时在美国国内还不可能进行这种讨论。
美国2004选举年不能为原则上明确美国总体战略的目标和方法提供特别有利的条件。虽然竞选斗争中不仅会冒出一些片面的夸大之词，而且也会出现一些明智的见解，但看来很可能要在选举过去以后才开始就美国的总体战略问题展开仔细而广泛的讨论。美国的总体战略迟早必须从目前这种几乎完全固定在对付恐怖主义的做法中摆脱出来。整个中东使美国面临种种问题和决策，而这些问题和决策将对全世界产生影响。但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的美国必须予以回答的复杂问题，这些答案将大大影响到今后几十年的世界历史进程。
下面我想简要谈一些领域，在这些领域里我认为美国不可回避地必须于近期内作出原则的、总体战略的决策。所有这些决策需要先做分析，然后权衡各种可能的选择和这些选择的效果和风险，最后再本着美国的长远利益加以评估。只有在对事情进行了理性的深入研究之后，方可作出决定。
我们从世界史中知道，有许多后果极其深远的决策是由个别人临时决定的。即使像美国这样三权分立的现代民主制度，也有可能由于某一突发事件而被迫立即作出一项具有原则性和长远意义的决策。有能力临时作出如此责任重大的决策，这正是人们要求美国总统所具有的领导素质的一部分。2001年的“9·11”事件就是迫使人们迅速决策的一个突出例子。政府和国会对突发事件预防得越好、越全面，就越不需要临时作出原则性的和具有长远作用的决策。但历史也表明，一系列单个的小步骤最后也可能构成一项根本性的决策。美国对苏联的核军备均势战略（也称“恐怖平衡”）即是一例。无论美国将来的总体战略决策以何种方式、在什么时候、由什么人来作出，有一点是肯定的：美国在许多领域正面临原则性的决策。
最重要的决策之一涉及以下问题：美国是否愿意继续承认《联合国宪章》，还是愿意单边行动？在老布什执政时期，这一点几乎是毫无疑问的。但后来在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就多次违反了多边行动的原则。当时的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克林顿的一名对手、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走得最远。2000年1月，他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厅的一次讲话中说：如果联合国要把它自以为是的权威在没有得到美国人民同意的情况下强加在美国人民头上，就将导致对抗并“最终导致（美国）退出联合国”。
2001年初小布什政府上台伊始，就以多种方式摆脱和违反多边条约体系。2002年9月，小布什发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声明，明确要求可以不顾《联合国宪章》禁止使用武力的规定先发制人地发动战争。如果说在这个文件里面明确提出了美国在军事上永远称霸的要求，那么仅此一点还不一定就是违反《联合国宪章》。但由于同时强调了有必要对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迄今主要是核武器）的国家打先发制人的战争，这份令人惊讶的声明就不仅表达了单干的意志，而且还为今后可能进行单边战争以巩固自己的霸权，从而违反《联合国宪章》预先进行了辩护。
可以想象，今后的美国总统及其政府即使是不同意这个文件的极端含义，也很难从这个文件后退。但也可以设想，他们甚至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