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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日子，单田芳的笔记心得写满了十几本，翻开每个本子、每张页码，都能听到他艺术上拔节抽穗的声音。遗憾的是，这批宝贵的资料终究没能熬过“文革”，造反派一把大火，纸灰乱飞，什么心血啊、精神财富啊，全都没了，烧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当然，这是后话。
很多听众可能会“误读”单田芳，认为他是曲艺界的“老人儿”，除了表演传统评书之外，还有什么更出色的本领呢？不错，传统评书的主要构件就是才子佳人、江湖剑侠。英雄气短也好，儿女情长也罢，都属评书的一大题材，但绝不是惟一的。其实，在“古战场”纵横驰骋、叱咤吟啸的单田芳，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直接参与了全国性的“新书运动”，称得起是最年轻的“革新派”人物。
鞍山市第一个响应号召的评书演员是杨田荣，他被市曲艺家协会委任为“新书研究小组”的组长。文化口的领导当然不会错过单田芳，第一号谈话对象就是他。上边表达的意思很明确：“你年纪轻，有文化，悟性高，反应快，这次‘新书运动’可得响应号召，带个好头儿啊。你把传统评书放下，创作新的吧。”单田芳毫不犹豫，痛痛快快地答应了。
说干就干，马上着手另起炉灶，当然，背后撑腰的还是他的师兄杨田荣。哥儿俩仔细地研究底本、认真地切磋套路，时间不长，就可以公开演出了。好在，新评书人物不多、情节简单，把故事顺个大概，上台就说。从处女作《平原枪声》讲起，一直到《红岩》、《草原烽火》、《红色保险箱》，甚至还把国外的题材拽过来，前苏联的侦破小说《看不见的战线》也搬上了评书舞台……这样忙碌了一个阶段，居然成绩可观，他们先后创作出的“新书”足有三十多套。
与此同时，市曲协开始收编社会上的个体演员，把这些人归拢起来，组织成立了鞍山市曲艺团。收入由个人与茶社分账，上缴管理费之后，全部归自己。这时候，曲艺团也开始发工资了，单田芳的月薪标准是八十四元。
可怜，这个曲艺团生不逢时，刚落地就吃不饱饭，那些响应政治号召的“新书”叫好不叫座儿，靠说传统评书积攒起来的家底眼看就要花光，谁也不知道入不敷出的状态究竟能维持多久。曲艺团的头头儿们个个儿愁眉苦脸，再不想办法改变局面，恐怕连基本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其实，单田芳心里早就结上了疙瘩：
一、团里养着成批的闲人，很多部门光吃不干，甚至连话都懒得说。
二、劳动与报酬严重脱节，自己冲锋陷阵，即使挣来金山银山也多拿不到一分钱。
中国人就有这么个倔脾气，“不患贫，而患不安；不患寡，而患不均”。年轻气盛的单田芳一度心态失衡，他不想叫别人养活，也不想平白无故地养活别人。旧社会也好，新社会也好，艺人从来都是靠本事吃饭，问心无愧；但是，长期为一群不相干的人“做稻粱谋”，他始终想不通，也说服不了自己。
与此同时，妻子正和他闹别扭。听谣传，单田芳和一位漂亮的女同事“关系过密”，本来这是一条捕风捉影的“花边新闻”，可头脑简单的王全桂竟连个招呼也不打，就把这点儿事儿直接捅到了曲艺团领导那里，结果弄得鸡飞狗跳，满城风雨。两口子粗脖子红脸地打离婚，如果不是领导出面干预，恐怕，他们的婚姻早在三十年前就已经结束了。
王全桂很拧，一半生曲艺团的气，一半生丈夫的气。怒火上来，管他什么后果？首先，辞职，也不管组织同意不同意，拉上孩子就走了。她从弥漫着煤烟味儿的鞍山，一口气跑到了草原深处的海拉尔。遥遥千里，劳燕分飞，好端端一个家，就这样被拆得七零八落。
对峙了一些时候，最终，妥协的还是单田芳。他给团里支应了一声，随后，拎起铺盖卷儿，北上海拉尔。
少了这根台柱子，鞍山市曲艺团就更没有主心骨了，满指着单田芳创收哩，怎么忽然间抬脚走人啦？为了“招安”他们夫妇，领导还专程追到了海拉尔，好言好语地许诺“加薪”、“调级”，但是，这一切都毫无意义了。
对于单田芳来说，拉弓没有回头箭。面对能言善辩的“说客”，干干脆脆就是一句话：“不回去！”领导也急了，想，这两口子真是犟得没道理。回到鞍山，团里死死地控制住他们一家的户口和粮食关系，在那个时代，没有这两件东西，就等于是“黑人”，有钱你也没地方买吃喝去。鞍山抄了单家生存的后路，在外漂了一年多，单田芳终于沉不住气了，他磨破嘴皮开导王全桂；孰料，执拗的王全桂，做了不悔，悔了不做，她气哼哼地说：“我就是不回去。回去，也没有好果子吃。”
知识分子往往顾虑很多，心事都比较重。单田芳也不例外，他更多地考虑将来的生存，尤其是子女的升学、就业问题。权衡利弊，还得回去。单田芳果断决定，回迁鞍山。王全桂却为此埋怨了丈夫一辈子，直到1992年去世。因为，团里只接收了单田芳，她却成了“化外之民”，哪儿也不要了。
不是说好马不吃回头草吗？单田芳却不得不默默地咀嚼“回头草”。虽说鞍山市曲艺团没有对他最后封死大门，然而，有过“前科”的人总是招人怀疑。出走，只是其中一件。还有，单永魁的历史问题。他曾暗中资助过“反革命”，并坐过六年监狱，仅此一件，单家的子孙都要跟着背黑锅。即使单田芳的业务再硬、贡献再大，也卸除不了这个沉重的历史包袱。什么“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反右派斗争”……政治上一有风吹草动，单田芳就得站出来交代问题。
二罪归一，团里的领导几乎都戴着“有色眼镜”，远远地打量单田芳：“此人，只能利用，不可重用。”那个红极一时的青年评书演员，一下子在政治上被判了死刑，他永远变成了“灰色”，或者更深的颜色，从此万劫不复。尽管你拼命干活儿，有些名气，但是，一涉及到个人的实际利益，比如入党、晋级、提干等等，就没你什么事儿了，甚至，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样的无职无权的头衔都得不到。他惟一的“功名”就是鞍山市曲艺家协会会员——仅此而已。
《且听下回分解——单田芳传》 第二部分迁居被围难避祸 束手就擒可蒙荫（1）
第七回 迁居被围难避祸 束手就擒可蒙荫
● “大批判”的火药味儿直刺鼻孔，恐怕这次是在劫难逃了。单田芳心里乱成了一锅粥，好在眼神儿还清楚。他非常震惊，那些揭批自己的“活跃分子”，不是私下的老熟人，就是单家的座上客。当初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纷纷剥去了温和的伪装，一律换作了“横眉冷对”、“金刚怒目”的模样。
● 在众目睽睽之下，像战俘一样举手投降。这一瞬，成了单田芳毕生的伤痛。他永远也忘不了那段狼狈不堪的历史——时间是： 1968年4月13日，午夜。
1966年，毛主席戴着“红卫兵”的袖标神采奕奕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文化大革命”缓缓地拉开了序幕。全国各地都行动起来，城市、乡村、工厂、学校……无不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文革”迅速演变为一场规模空前的全民运动，在运动刚开始的日子里，很多人热情高涨，那些年轻学生纷纷组织起来，擎起大红旗、勒上红袖标、晃着红宝书……在铺天盖地的口号声中，投身于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
政治运动又来了。一提这几个字，单田芳就头疼，他可是鞍山曲艺界老牌儿的“运动健将”——不管你多么敬业、多么忠诚、多么无辜，只要政治上出现一点儿风吹草动，绕来绕去，最后倒霉的还是你。经历了那么多事情，这个结果几乎变成了铁定的规律。
每当运动临头，单田芳心里就敲小鼓，他暗自埋怨：“中国的运动太多了，一个接一个，何必呢？把‘人整人’的劲头儿用到本职工作上、用到国家建设上，多好。”
想归想，在实际工作中还得“随大流”。历史大潮面前，没有谁能抗拒得了，当局者能保持相对清醒的思维，已经很难得了。
“文革”全面展开之前，辽宁省辽阳县的唐家房子是曲艺团搞“四清”的点儿，当时，队员们正清得来劲儿，忽然，鞍山的指示到了，召所有“四清队员”火速回城，参加新运动。
什么运动呢？集中学习，批判“三家村”。矛头一致对准了并不相识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先是文化局派的工作组领着读材料，然后再集思广益，反复讨论；随后，开始“引火烧身”，说白了就是自我检查，交代问题。
这次，风头儿很紧，文化局的头头脑脑都把行李搬到曲艺团，住下了。团里的人被分成多少拨儿，一个接一个同领导谈话。当然，运动气氛被渲染得格外神秘，哪怕个别谈话也要像瞧妇科病似的，紧闭房门、拉严窗帘，彼此一脸阶级斗争地秘密进行。谁也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只有领导小组那几个核心人物掌握谜底。
谈话阶段结束，便开始张贴大字报。文化局、曲艺团的大院里立刻热闹起来，你贴我一张，我贴你十张，而且越贴越上瘾，越斗气儿越足。时间不长，大字报就臭街了，形形色色的揭发、诋毁、谩骂……铺天盖地，乃至曲艺团大院里根本就找不着抹糨糊的地方，甚至连厕所里都罩得严严实实。单田芳苦笑了一下，想，挺好，拉屎撒尿都不耽误政治学习。
据说，书法家启功先生正在北京，他也在运动中被抽调出来，专司书写大字报。事后，他对人调侃：“有的是笔墨纸张，有的是豪言壮语，抓过来就写呗。我的字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