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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南戏四大本——荆、刘、拜、杀
从《张协状元》等早期的南戏剧本中，虽然可以看到我国古典戏剧剧本
的雏形，和曲、白、科三者溶为一体的基本格式。但总的说来，这些早期的
南戏结构还比较松散，语言芜杂粗糙，有的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还有前后不
一致的地方。直到荆、刘、拜、杀四大传奇和《琵琶记》的出现，南戏才真
正趋于成熟，从而为明清传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荆、刘、拜、杀”出现后不久，就成了我国戏剧史上一个十分著名的
熟语。分别代表着元末明初的四本南戏，即过去所谓的“四大本”：《荆钗
记》、《白兔记》、《拜月亭记》和《杀狗记》。现在流传的这四大本南戏，
都是经过明人妄改过的。虽已不是原作的本来面貌，但它们仍然是宋元南戏
向明清传奇过渡的重要作品，在戏剧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荆钗记》，一般认为是宋、元间戏曲家柯丹邱所作。柯的生卒年及生
平事迹均不详。《荆钗记》写永嘉青年书生王十朋，家道贫寒而才情横溢，
被当地贡元钱流行看中，欲将爱女玉莲许配于他。王母无钱下聘礼，只将一
枚荆钗（一种用荆木制成的簪钗，古时贫穷妇女的用物）送去作为凭信。十
朋的同窗，本地富豪子弟孙汝权，也欲聘玉莲为妻。派人送去金钗一对，压
钗纹银四十两。玉莲鄙弃孙汝权的求婚，宁肯嫁给以荆钗为聘的穷书生王十
朋。王十朋中状元后，不忘结发妻子钱玉莲，拒绝了丞相的招赘，因之被派
往荒远的潮州做官。十朋修书一封，派人送往家中报信。孙汝权趁机将王十
朋的家书改为“休书”，哄骗玉莲。玉莲后母也借机逼迫玉莲改嫁孙汝权。
玉莲愤而投江自尽，幸被原温州太守钱载和救起，收为义女，带往福建任所。
十朋得知玉莲投江自尽的消息后，十分悲痛，誓不再娶；玉莲也把一位与十
朋同姓、同科、同职的官员的死讯当作了丈夫的死讯，悲痛欲绝，誓不再嫁。
经过种种折磨，一对饱经患难的夫妻，终于得以团聚。
《荆钗记》不仅赞扬了王十朋、钱玉莲不因富贵贫贱为转移的婚姻爱情，
批判了“富易交，贵易妻”的谬论。而且通过现实生活中一场常见的婚姻爱
情故事，反映出封建社会中各种不同的婚姻观念和社会上不同人物的心态。
剧中的孙汝权，代表着金钱万能的婚姻观念。在这类人物的心目中，金钱是
万能的；只要有钱，就能买到他所需要的一切；土地、房屋、美味、佳肴、
古物、玩好；只要有钱，就能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任何东西；娇妻、美妾、奴
仆、使女、声色狗马，以及高官厚禄，应有尽有。因此，他才不惜以金钗、
重金作聘礼，妄图以此买到玉莲的婚姻。万俟丞相代表的是以权势为基础的
婚姻观念和心态。这类人巧妙地通过与新贵联姻的办法来加强和巩固已得的
权势；这类人，往往是位高权大，把自己的想法作法强加于人，处处事事要
别人按照他们的意志或眼色行事。“富易交，贵易妻”，在他们看来乃人之
常情，理所当然。因此，万俟丞相要招王十朋为婿，就不管他是否已有妻室。
即使已有糟糠之妻，也要让你休妻再娶。王十朋、钱玉莲代表着“贫相守，
富相连，心不变”的婚姻观念。就是说婚姻爱情要不以地位的转变，升沉荣
辱为标准，而应该坚贞不贰，始终如一。为此，作者正面歌颂了王十朋富贵
不忘糟糠之妻，不屈服于权势压力的精神，从而否定了以万俟丞相为代表的
婚姻观念和心态。钱玉莲不贪恋富贵，宁可受屈赴死，也不向恶势低头，否
定了以孙汝权为代表的婚姻观念和心态。尽管剧中有不少地方宣扬了“三纲
五常”，封建说教意味也较浓厚，但仍不失为是一部较好的剧作，具有较深
刻的社会意义。
《荆钗记》以荆钗为线索展开故事，通过一系列的特殊组合、鲜明的对
照和关键性的选择，把人物推向矛盾冲突的焦点，以展现人物的性格和心态。
《荆钗记》结构完整紧凑，情节曲折，曲文本色、清新而又写得逼真。虽经
明人修改、润饰，已非原作旧貌，但仍保持着“倭巷俚语”的民间特色。
《白兔记》，全名《刘知远白兔记》。永嘉书会才人作，名姓不详。写
五代时期刘知远父母双亡，贫无所依，入赘本村富人李文奎家，为李三娘之
夫。岳父一死，三娘兄嫂李洪一夫妇便百般刁难、欺负他们夫妻，并逼迫刘
知远离家从军。知远走后，三娘更饱受兄嫂虐待。“日间挑水三百担，夜间
挨磨到天明。”过着奴隶不如的生活。
刘知远从军后，做了岳节度使家的入赘女婿，并因屡建军功，被任为九
州安抚使。三娘在磨房中生下一子，取名咬脐郎，托老家人窦公送往军中抚
养。十六年后，咬脐郎打猎追赶白兔，在井台上与汲水的生母李三娘相逢，
说明情况后，全家终得团圆。
刘知远的故事很早就在民间艺术中流传。如宋人《新编五代史平话》中
的《汉史平话》就已具关目；宋、金时期的《刘知远诸宫调》，虽系残本，
但《白兔记》中的不少情节都与之相同。《白兔记》显然是在它们的基础上
改编创作的。剧中的李三娘是一位受尽非人生活折磨而又坚强不屈的妇女形
象。她原本是一位富家小姐，只因嫁了一个贫困的丈夫，便为兄嫂所不容。
除被迫与丈夫分离，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外，还要在狠毒残暴的兄嫂的魔爪
下，过着一般人所难以忍受的精神上、肉体上的折磨。剧本采用民间文艺中
惯用的夸张手法，把李三娘的不幸和遭受的折磨、痛苦描绘得淋漓尽致：白
天挑水三百担，水桶是两头尖橄榄形的，站不稳、歇不得，一肩直挑至厨房。
水缸是钻了眼的，永远也装不满；夜间推磨到天明。磨房低小，连头都不能
抬；磨房产子后，只得用牙咬断脐带，用衣服擦干婴儿的污秽，立即将他送
走。此时此刻，李三娘精神上的痛苦是不难想像的。是谁造成李三娘如此的
不幸和折磨痛苦呢？是李洪一夫妇吗？不，不完全是。应该说是当时险恶离
乱的局势。有这样一首诗写道：“自从大驾去奔西，贵落深坑贱出泥。邑号
尽封元亮牧，郡君却作庶人妻。扶犁黑手翻成笏，食肉朱唇强吃荠。只有一
般凭不得，南山依旧与云齐。”（《刘知远诸宫调》）在这种天翻地覆的社
会变革、离乱中，对广大人民来说，始终是灾难。这才是造成李三娘不幸和
痛苦的直接原因。李洪一夫妇，只不过是一对帮凶而已。试想，如果不是社
会离乱，就不可能造成李三娘一家的妻离子散；刘知远也不会投军发迹，入
赘岳府，致使李三娘受苦16 年。因此，《白兔记》虽然描写了李洪一夫妇处
处事事虐待、迫害李三娘的情节。尖锐地批判和鞭挞了李洪一夫妇。但却没
有把他们看作是造成李三娘夫妻悲剧的全部根源。是否可以这样认为：《白
兔记》是通过对李洪一夫妇贪婪残忍的揭示、批判，控诉了造成妻离子散、
民不聊生，几人升迁，万众离乱的社会现实。揭示出酿成李三娘精神肉体上
受折磨的社会根源。这样，剧中那位忍辱负重，受尽折磨，勤劳善良而又坚
强不屈的李三娘，更能激起人们的同情，和对邪恶势力的憎恨。
剧中的刘知远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作者既描写了他潦倒穷困，横遭
欺凌，风餐露宿，受苦挨冻的苦难生涯；同时也勾画了他的某些流氓相和发
迹变泰后有负于三娘的卑劣行为和庸俗思想；刘知远入赘岳府，停妻再娶的
行为，作者没有进行过多的谴责，更没有把他描绘成王魁式的人物。而是从
另一角度写了他对李三娘的思念和歉疚。既揭示出刘知远思想性格的复杂
性，也为后来的重新团聚奠定了基础。
《白兔记》具有民间文艺语言质朴，富于生活气息的特色。尤其保存了
不少古代农村风俗的场面。如“报社”、“祭赛”等出中所表演的色彩斑烂、
热闹非常的歌舞、杂要场面，是一般南戏中很少见的。衬托手法的运用在剧
中也很突出。如用刘知远的软弱和入赘岳府，衬托李三娘的宁肯为奴，誓不
改嫁的坚强；以刘知远的变泰发迹，步步高升，衬托李三娘漫长而艰辛的苦
难生活；以窦老的急公好义，急人之难，不辞辛劳，千里送子的高贵品质，
衬托李洪一夫妇凶狠残忍，贪婪奸猾，嫌贫爱富的卑劣行径等。增强对人物
的褒贬、抑扬、爱憎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拜月亭记》，又名《幽闺记》。《南词叙录》题作《蒋世隆拜月亭》。
作者相传为元末施惠。施惠，字君美，杭州人，以坐贾为业。“诗酒之暇，
惟以填词和曲为事。有《古今砌话》。”（《录鬼簿》）此剧是根据关汉卿
的杂剧《闺怨佳人拜月亭》改编而成的。改编的原本也未流传下来。现在流
传的南戏《拜月亭记》是经过明人加工修改过的，更名为《幽闺记》或《重
订拜月亭记》。故事发生在金朝末年。蒙古军队大举进攻金都中都（今北京），
金主昏庸，杀害主战的左丞相陀满海牙全家。海牙之子陀满兴福侥幸逃脱，
被书生蒋世隆搭救，结为兄弟。不久寄迹绿林，占山为王。中都落后，书
生蒋世隆和妹妹瑞莲；尚书王镇的夫人张氏与女儿瑞兰，都相继在逃难中失
散。在相互寻找亲人时，世隆与瑞兰邂垢相遇，在患难之中，结为夫妻；蒋
世隆的妹妹瑞莲与王瑞兰之母张氏也不期而遇，被张氏认为义女。战争宁息
之后，尚书王镇在归京途中，恰与失散的女儿瑞兰相遇。当得知女儿已与穷
书生蒋世隆结为夫妻后，便强行将女儿带走。在孟津驿，又遇夫人与义女瑞
莲，全家一起回到京城。
瑞兰思夫情深。一天晚上，在花园焚香拜月，祷祝夫婿早日平安团聚时，
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