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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临死时，倘使我还能够思索，我要想什么呢？
我要想我并没有好好度过我的生活，我白白地让它浪费，把它混过，我简直没有知道怎样去享受它的恩物么？
“什么？这便是死么？就这么快？不可能！呵，我还不曾有过时间做一点事呢，……我还不过刚刚预备开头！”
作者写自己想着活过了的“有限的欢乐的时光”，想着“来世里”不可知的遭遇。他要勉强去想些琐屑事情，以避免去想到那些横在眼前的黑暗。鲁迅《死后》一篇，写死后的感觉和遭遇这种幻想性的构思本身，同样带着很重的象征色彩。但是篇中对于死后感觉的描写与屠格涅夫的近于抽象的议论不同。鲁迅运用他那富于幽默辛辣的现实主义笔法，细致生动地再现了梦境中死后所“知觉”的一切：这里有耳边响着的喜鹊与老乌鸦的叫声，黎明时候带泥土气息的清爽的空气，有独轮车从头边推过时令人心烦的声响，有看热闹的人们踹起黄土飞进自己鼻孔，“使我想打喷嚏了，但终于没有打，仅有想打的心”；接着，鲁迅写了冷漠的看客发出“嗡嗡啧啧”的议论，蚂蚁和青蝇等各种虫豸在他身上寻找“做论”的材料，凶恶的巡警对他发出的“怎么要死在这里”的责骂。请看关于勃古斋旧书铺小伙计仍想在死者身上赚钱的一段精彩描写：
“您好？您死了么？”
是一个颇为耳熟的声音。睁眼看时，却是勃古斋旧书铺的跑外的小伙计。不见约有二十多年了，倒还是那一副老样子。我又看看六面的壁，委实太毛糙，简直毫没有加过一点修刮，锯绒还是毛毵毵的。
“那不碍事，那不要紧。”他说，一面打开暗蓝色布的包裹来。“这是明板《公羊传》，嘉靖黑口本，给您送来了。您留下他罢。这是……。”
“你！”我诧异地看定他的眼睛，说，“你莫非真正胡涂了？你看我这模样，还要看什么明板？……”
“那可以看，那不碍事。”
我即刻闭上眼睛，因为对他很烦厌。……
这是梦中的幻境，是死后的感觉，可是描写的是多么细致，多么真切，多么含蓄，又多么深刻！既是运用象征的手法抒情，又是对现实生活逼真的刻画。在《野草》的一些篇中，既不是象征主义方法的简单照搬，又不是鲁迅小说中现实主义描写方法的雷同运用，可以说是大胆地做到了象征主义方法与现实主义方法完美的结合。
三、在抒情风格上，形成了民族化抒情散文诗的独立特色
鲁迅在《野草》中摄取异域果汁，博采众家长处，在艺术风格上并不是外国散文诗的拼凑和移植。《野草》吸取多种营养，经过自己的精心创造，已经形成了民族散文诗的独特风格。《秋夜》的幽深与严肃，《雪》的明丽与温馨，《死后》的真切与辛辣，《影的告别》的奇幻与曲折，《风筝》、《腊叶》的亲切与朴实，这些都具备了中国民族现代散文诗的独有的特色。鲁迅既做到了“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大胆创新；又注意“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作品“别开生面”。中国民族传统中优美的散文浓郁的抒情风格，民族咏怀诗含蓄蕴藉的特色，同鲁迅摄取的异域果汁，融合在一起，使得《野草》中许多篇章，既有着外国散文诗影响的烙印，又散发着民族的气息。如《雪》、《风筝》、《好的故事》等篇，我们在鲁迅笔下看到了祖国美丽的自然风色和浓郁的乡土生活气息。《过客》、《立论》、《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等篇中，同鲁迅的一些小说杂文一样，闪露着深沉、严峻、幽默、辛辣的风格和笔致。在《求乞者》、《这样的战士》、《淡淡的血痕中》等篇中，我们看到了鲁迅怎样熟练地运用民族的语言，使散文诗具有和谐的节奏和优美的内在韵律。
毛泽东同志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文中，一再强调我们的文艺要学习外国的长处，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他说：“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鲁迅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鲁迅的《野草》也是这样。它广泛地吸取了外国散文诗的长处，又辛勤地创造了中国现代散文诗的风格。它确实已经成为“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中国现代散文诗的艺术珍品。
五十多年前，当鲁迅先生在腥风血雨的南国把他精心培植的这一束《野草》献给读者的时候，他是那样一腔愤火地说：“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野草·题辞》。今天，那以野草作装饰的罪恶的“地面”早已“死亡与朽腐”；而鲁迅用心血浇灌的这束《野草》，却依然在革命的艺苑中闪着永不减褪的光彩！
我们珍爱《野草》。我们更珍视鲁迅在创作《野草》中留给人们的极为宝贵的经验：
但是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异域，倘若各种顾忌，各种小心，各种唠叨，这么做即违了祖宗，那么做又象了夷狄，终生惴惴如在薄冰上，发抖尚且来不及，怎么会做出好东西来。
——《看镜有感》
1979年10月初稿于北京大学
（原载《鲁迅研究》第2期）
《鲁迅其书》第三部分文化文献审美—《朝花夕拾》价值论（1）
作为鲁迅自己承认的“五种”“创作”之一的《朝花夕拾》，自从1928年9月出版以来，运气不佳，颇受冷落，一直未能引起评论界——鲁迅研究界的充分重视。据袁良骏说，时隔三年以后，“直到1932年元月才在李素伯先生的《小品文研究》一书中得到了第一次的论述。”袁良骏：《鲁迅研究史（上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此后的情况怎样呢？依然并不景气，研究文章寥若晨星。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其中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藤野先生》两篇文章收入中学语文课本，使这两篇文章的单篇分析论文数量得到猛增，而综合分析的论文还是少得可怜。50年代末，《朝花夕拾》曾经引起鲁迅研究者的较大重视，王西彦、陈鸣树分别撰文，对《朝花夕拾》作出了较高的评价，认为它是“优美的抒情的诗篇”王西彦：《读〈朝花夕拾〉札记》，《文艺月报》，1959年第12期。，“文苑中的奇葩”陈鸣树：《论鲁迅的抒情散文》，《新港》1958年第8、9期。。进入80年代，《朝花夕拾》研究又出现了王瑶、李希凡、潘旭澜等人的有分量的论文。李希凡：《童心的世界绵长的情谊》、《论〈朝花夕拾〉的个性与风格》，载《一个伟大寻求者的心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潘旭澜：《〈朝花夕拾〉的艺术》，载《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1。其中王瑶的文章《论〈朝花夕拾〉》则代表了这个时期《朝花夕拾》研究的最高成就。王瑶：《论〈朝花夕拾〉》，收入《鲁迅作品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文章从《朝花夕拾》的创作构思、思想意义、艺术特色、文献价值等方面作了详尽的论述。文章指出，《朝花夕拾》思想性最重要的方面是“以儿童的天然的、正常的兴趣和爱好作为对人和事的评价的尺度的，它提供了一个关于风俗、琐事和人物的美丑的价值观念。”关于艺术特点，文章认为“《朝花夕拾》在平静朴素的叙述中渗透了作者真挚的感情，在简洁洗炼的文笔中有深长的韵味；虽为个人回忆，但有丰富深刻的社会内容。在为数众多的现代散文创作中，它的艺术成就是创造性的，并且具有一定的典范意义。”尽管如此，《朝花夕拾》的研究仍然是十分薄弱的。在袁良骏《当代鲁迅研究史》附录的《引用图书目录》中，袁良骏：《当代鲁迅研究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二百余部鲁迅研究专著里，没有一部《朝花夕拾》研究专著。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为什么？袁良骏对此曾作过一种解释，他认为，“由于《朝花夕拾》只是十篇回忆性散文，而诗歌又大都是鲁迅的赠答或遣兴之作，它们在鲁迅全部著作中相对居于次要地位。”“如果容许我们打个比喻，那么，不妨说，它们是一出精彩戏剧中的‘配角’。”袁良骏：《鲁迅研究史（上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这种解释显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首先，它不符合鲁迅的创作实际。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中，明确地把《朝花夕拾》与《呐喊》、《彷徨》、《野草》和《故事新编》一起，作为他五种“创作”的一种。并且郑重声明说：“我向来就没有格外用力或格外偷懒的作品，所以也没有自以为特别高妙，配得上提拔出来的作品。没有法，就将材料，写法，都有些不同，可供读者参考的东西，取出二十二篇来，凑成一本”。这《自选集》的篇目是这样分配的，《野草》七篇，《呐喊》五篇，《彷徨》五篇，《故事新编》两篇，《朝花夕拾》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