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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鲁迅全集》第3卷；第408页。
这是鲁迅论“革命文学”的名言，但以之论文，特别是论鲁迅自己的文章，那就更加适合。鲁迅是战斗的现实主义者，他不会忘记了战斗，也不会忘记了现实。尽管当时旧中国的现实，的确非常黑暗，而且压得令人窒息、令人难受；但鲁迅却是不会被黑暗现实所吓退的。他一向就反对过去中国文人的“瞒和骗”，主张正视现实，要“睁了眼看”；他不会把别人带进梦境中，叫别人睁着眼睛白日做梦。在《野草》中，虽然一连有六七篇作品，都是用“我梦见——”这一开头的形式写成，作品的气氛，也的确阴暗，阴暗得有点令人颤栗，但仍旧还是现实的曲折的反映，是用非现实的梦境来反映现实的一种手法。如果不从现实的曲折的反映，不从暗喻、讽喻或象征等表现手法入手看问题，就必然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来。应该肯定：散文诗《野草》，是当时黑暗中国现实的曲折的反映，是当时客观世界在作者主观头脑中的曲折的反映。尽管他的取材、笔调、风格，比起另外的作品——杂文与小说来，截然不同，但它所表现的内在精神，和它所反映的客观现实，在根本上是相通的。我们不能轻易抓住一点、强调一点，就认为《野草》是怎样阴暗消沉，或革命性怎样强、怎样预见革命的必然胜利；这些说法也未免有点言过其实了。
鲁迅的杂文，都是针对当时的时弊，无情地予以攻击或揭露的。它是当时中国现实社会的反映，这是我们所熟知的。尽管由于种种原因，鲁迅用了许多所谓“曲笔”，但也由于针对当时的时弊，不留情面地进行了入木三分的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所以也确实反映了“五四”以后十几二十年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社会风貌和文化发展的史迹，因而被我们誉之为“诗史”，这也是我们所熟知的。
小说《幸福的家庭》写到一个作家要创作一篇小说，要给“幸福的家庭”的主人翁，选择一个故事发生的地点，因而他驰骋想象，找遍了当时的整个中国，也找不出一个适当的地方。这是针对现实的讽刺，但也毫无情面地将当时中国的现状曲折地反映出来了。
《野草》中的《失掉的好地狱》，应该说，这就是过去中国现实社会的隐喻或象征。但它的反映中国现实，更要曲折一些。鲁迅曾在一篇题为《杂语》的文章中说：“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了，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鲁迅全集》第7卷；第72页。这指的是中国长期的封建统治一直到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都是如此。他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说：“这是由几个有雄辩和辣手，而那时还未得志的英雄们的脸色和语气所告诉我的。我于是作《失掉的好地狱》。”《鲁迅全集》第4卷；第281页。可知这地狱也必须失掉，就是当时的黑暗中国，必须彻底改造，彻底翻转来的意思。而所谓“有雄辩和辣手，而那时还未得志的英雄们”，显然就是作品中站在“我”面前述说失掉的好地狱的历史的“伟大男子”的原形。所以，尽管这“伟大男子”怎样“美丽，慈悲，遍身有大光辉，然而我知道他是魔鬼”。而在魔鬼口中说出：怎样得意地夺取了地狱的领导权以后的情形，——即越来越坏的统治，仍旧是现实中国的曲折的反映。
另外，譬如《淡淡的血痕中》，据鲁迅自己说是“段祺瑞政府枪击徒手民众后”所作的。这就是所谓“三·一八”事件，——当时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女生刘和珍，就死于这次惨案的——鲁迅也写了不少的文章。如在《无花的蔷薇之二》中，举起如椽的大笔，正气充塞于天地间，以孔子作《春秋》的笔法，大书道：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卫兵用步枪大刀，在国务院门前包围虐杀徒手请愿，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数百人之多。还要下令，诬之曰“暴徒”！
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除却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可萨克兵击杀民众的事，仅有一点相象。《鲁迅全集》第3卷；第188～189页。
这是毫不隐讳毫无避忌的面对面的揭发与战斗，这是置生死于度外指着暴君的鼻子痛骂的“叛逆的猛士”的行为！他曾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对于刘和珍英勇行为的赞颂，但同时也是鲁迅自己不屈的战斗精神的写照。
在散文诗《淡淡的血痕中》，虽然这种“神圣的憎恨”，还是同样；歌颂“叛逆的猛士”的精神，还是同样，而他所用以表现和反映的方式或方法，却完全不同，曲折得多了。
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主的良民们。
造物主，怯弱者，羞惭了，于是伏藏。天地在猛士的眼中于是变色。
这仍旧以大无畏的精神，洞见一切的眼光来藐视暴君与造物主，歌颂巍然屹立的叛逆的猛士，使“天地在猛士的眼中于是变色”。但是比起《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和《记念刘和珍君》等篇来，却是曲折得多，因而意义也就深广得多了。
再说《这样的战士》吧。鲁迅的提示，是：“有感于文人学士们帮助军阀而作”的。也就在写作这篇散文诗的前后，鲁迅犀利的笔锋，不是时常瞄准着陈西滢等一批所谓“正人君子”们，在不断的揭发，无情的暴露，要使他们在“麒麟皮下露出马脚”来吗？他那篇作为不妥协精神宣言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不也正写在这个时候吗？他自己时常称战斗的小品文，是匕首，是投枪，而在这篇《这样的战士》中，不就把投枪作为具体的实物，形象地加以描绘吗？为了要说明他那种韧性的战斗的精神，他曾举过一个例子：“听说‘拳匪’乱后，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谓无赖者很跋扈，譬如给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两元，对他说这行李小，他说要两元，对他说道路近，他说要两元，对他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然要两元。”——这就是所谓“韧性”。所以他接着说：“青皮固然是不足为法的，而那韧性却大可以佩服。”而在这篇散文诗里开首就说，“要有这样的一种战士——”，对着那些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们，不管他们打出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等怎样的旗号，不管他们怎样立誓，说是心在胸膛中央；不管他们颓然倒地，只留下一件外套，自己已经逃脱；也不管他们自认谦虚，伪善的一式点头；但他总是举起了投枪。甚至“在这样的境地里，谁也不闻战叫：太平”；但他还是举起了投枪！这不就是那种韧性的战斗的最形象的说明吗？但在这里，也因为表现形式的不同，运用题材的不同，因而它所反映的现实，就更为隐晦曲折，内容就更加富于诗意、耐人寻味，战斗性也就更加强烈了。鲁迅在很早的时候，就期望“精神界的战士”的出现，后来，他也时常慨叹：“精神界的战士在那里呢？”“新的战友在那里呢？”用以慰藉他自己的寂寞；而在这里，他便自己描绘了这样一个精神界战士的画像，来反映他积郁在心中的多年的渴求。你能说：这不是客观现实，——当时的黑暗现实社会，在他头脑中曲折的反映吗？
在《野草》的篇章当中，我想，除了那篇《一觉》在开头的几句里写的“飞机负了掷下炸弹的使命，象学校的上课似的，每日上午在北京城上飞行”，是直陈其词、直抒己见的直接反映以外，其余的篇章，绝大部分，都是用曲折的方式反映出来的。是以非现实的形式来反映现实的。比方《立论》、《狗的驳诘》、《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死后》以及上文提到的《失掉的好地狱》，这些不是当时中国黑暗现实的反映吗？
由此可知：将《野草》看做“描写（鲁迅）自己当时的心境之阴影角落的一本书”雪苇：《鲁迅散论》；第59页。，如果不是有意歪曲这部散文诗的战斗的意义，也该是偏而不全的片面的论断，是忘记了一切的文艺作品都是现实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这伟大论点的缘故。
《鲁迅其书》第二部分《野草》精神试论（4）
三
《野草》是一部散文诗，它要用高度凝练的语言来表现，运用一些语言艺术的技巧，如隐喻、讽喻、或是象征的手法来表现，因而它所反映的内容，也就更加隐晦、更加曲折、从而也更富于诗意、富于人生哲理，耐人细细咀嚼、细细寻味，觉得韵味无穷。它既形象又生动地直接诉之于人们的直观，给予读者以人生的实感，同时，却又既夸张，又含蓄，甚至是又隐晦曲折的把读者带入理性认识的抽象的高度，不但给人以思想性、艺术性的享受，而且要求人们作哲理上的探求。不错，隐喻、讽喻，甚至象征或是比兴等等，原来只是一些艺术表现的手法，是属于修辞或写作技巧方面的问题的。但是，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又反过来反作用于内容，在一般情况下，内容与形式在它们体现在具体的成功的作品里以后，二者是不易区分开来的，何况像《野草》这样既具有高度的思想内容又有高度的艺术技巧的作品，这就不能单纯地从艺术表现形式去理解了。
不过，话虽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