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自不待言，此人即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韩非。韩非本是韩国贵族，与后来成为秦国丞相的李斯一起师从于荀子。当时韩国已经是国力衰竭，面临西方的强敌秦国，韩非多次上书韩王，提出富国强兵、修明法制的主张，不被采纳，退而著书10万余言。他的著作传到秦国，秦王嬴政读了他的《五蠹》、《孤愤》等篇后十分钦佩，立即发兵攻打韩国，逼韩王以使节的名义将韩非派往秦国。他的同学李斯因为嫉妒他的才学，怕对自己的地位构成威胁，所以同姚贾一起向秦王嬴政进谗言，将韩非打入囚中，又派人送毒酒给他，逼其在狱中饮鸩自尽。
韩非首先继承了其师荀子的“性恶论”思想。韩非身为韩国贵族，处于权力斗争的中心，对官场特别是宫廷的丑恶看得入木三分，所见所闻尽是些邀功取宠、弑君篡位之举，尤其是在社会极为动荡的情况下，人性中负面的因素极度膨胀，这是他极力主张人性恶的重要经验因素。既然人和人类在本性上是恶的，那么所谓道德、伦理、信用、亲情、个人尊严、社会公正等等美好的内容自然都是不成立的，在韩非笔下都成为笔伐的对象。被儒家顶礼膜拜的尧舜等先贤在他看来都是自私自利的，“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只是贪图享乐而已；妻子和儿女把“同床”和“在旁”的“父兄”都视为“奸”；《制分》篇中说：“民者，好利禄而恶刑罚”只懂得趋利避害；《内储说上七术》中说：臣下“犹兽鹿也，唯荐草而就”。而对于这等只知趋利避害的动物，韩非认为只有一个办法控制，那就是赏罚，他提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八经》）
他主张不要因循守旧、墨守旧法，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当时实际情况的变化来制定具体的政策。韩非还提出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的君主中央集权的理论。《韩非子》中宣扬最多的还要算是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他将以前法家的精华加以整合，吸收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从而成为集大成者。
《韩非子》在写作上的一大特点就是犀利峻峭，鞭辟入里，说理无所顾忌。例如前面所述他对人性恶的阐述，他还说君臣之间根本不是彼此信任、你仁我忠的关系，而是“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完全成为尔虞我诈的关系。在《说难》篇中，他剖析了身为人主的种种可怕的心理，认为游说最难的就是去揣摩人主的心理，所以告诫那些游说之士不要犯上怒。这样直接露骨的论述在以前是很少见的。
《韩非子》的另一个特点是论证严谨，丝丝入扣。例如《五蠹》，先提出上古、中古和近古历史发展的事实，说明“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继而转入本题：“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在作了这些充分的论证之后，即顺理成章得出结论：“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后文的“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赏莫如厚而信”、“罚莫如重而必”等著名论点，也都是使用同样的论证方法得出的。
还应该提出的是，《韩非子》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在战国后期，用寓言故事来说明、阐释自己的政治观点成为一种常用的方法，《墨子》、《孟子》中都有数量不少的寓言。《韩非子》的《说林》、《储说》都是由纯粹的寓言故事组成，尤其是《说林》，200多个语言竟能有组织有系统地形成一个整体。“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郑人买履”等等脍炙人口的名篇都出自这里。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第一部分一字千金成《吕览》———吕不韦
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
———《吕氏春秋·序意》
不韦乃集儒者（原讹作书字）使著其所闻，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合十余万言。……然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与孟轲、孙卿、淮南、杨雄相表里也。
———高诱
《史记》中有载：公元前239年，即秦王嬴政八年的一天，秦国首都的城门特别热闹，人如潮涌，大家在看什么呢？原来城门楼上挂满了成片的写满文章的竹简，城门口上贴的告示说，如果有谁能够将此书增或删一个字，就赏赐给他千金。然而一连好几天过去了，仍没有人能够得到这千金。难道这部书真的就这么完美无缺吗？其实不然，这部书的作者是当时身为秦国“仲父”的相国吕不韦，谁还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呢？这就是“一字千金”的由来，而这部无价宝书就是《吕氏春秋》。
吕不韦在历史上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是战国末期的卫国人，出身商贾。然而他与一般商人不同的是，他具有非同寻常的政治敏感性，他在赵国都城邯郸经商时，发现质于赵国的秦贵族子楚有回秦国继承王位的可能，“奇货可居”。于是决心进行政治投机，出谋划策并出资支持子楚取得王位继承权。子楚即位，就是秦庄襄王，感于吕不韦之恩任其为丞相，封文信侯，食洛阳10万户，自此他的买卖可谓获得了极高的回报。3年后，秦庄襄王去世，太子嬴政（就是后来的秦始皇）立为王，吕不韦做相国，号称“仲父”，一时权倾朝野。当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都以能够招聚宾客而闻名天下，吕不韦也开始招揽天下贤士，厚待之，宾客竟达到3千多人。他让这些宾客将自己的所学所闻记录下来，然后汇聚在一起，编成八览、六论、十二纪，总共二十余万字，冠名为《吕氏春秋》，也叫《吕览》。后来因为他与太后有染，遭嬴政罢黜，被发配蜀地后引鸩自尽。
尽管人们对吕不韦由商贾从政多有诟病，但是他决不仅仅是一个只会投机钻营的商人，他具有超人的战略眼光和政治才华，也有纵横捭阖、统御天下的才能。《吕氏春秋》的编纂固然有为自己造势、为自己留名的一面，但同时也为秦国统一天下提供了政治和文化支持。当时，秦国通过商鞅的改革国力日益强盛，灭六国而一统天下的大势已成。但是出身西戎的秦国在文化上却是一个矮子，吕不韦深知统一天下可以靠武力，然而统治天下绝非武力就可以成就。因此，在吕不韦专权的12年中，他一方面派兵攻打赵国、灭周国，另一方面将天下贤士聚集到秦国，使秦国的文化有了一个跃升。后来秦始皇重法家，只是一味强调苛刑竣法，终二世而亡，以此相较足可见吕氏目光之长远。
《吕氏春秋》名列杂家之首，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广阔的心胸和非凡的气魄对诸子百家之学进行取长补短，以求能成一家之言。《孟夏纪·用众篇》中说：“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虽桀纣犹有可畏可取者，而况乎贤者。……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夫取于众，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这与执己一端、排除异己的诸子学说明显不同，以实用为原则，只要有利于我统治的观点，都可以收罗起来汇入书中，这成为《吕氏春秋》的一个指导思想。
尽管《吕氏春秋》观点庞杂，并且由众多宾客集体编纂而成，但它有一个系统完整的形式框架，全书分纪、览、论三大部分，其中纪以春夏秋冬四季来命名，每一个季节又各自分为孟、仲、季三部分，由此形成十二纪，每纪有5篇。览有八览，每览八篇，共64篇。六论每论6篇，计36篇，全书共计16篇。这种系统性、整体性的编撰方式在先秦还是第一次，明显有为秦的统一大业服务的政治功能。
《吕氏春秋》的编纂者们既为宾客，就不免带有战国纵横家的雄辩之风，再加上有相国撑腰，所以文章多方言无忌、气势恢宏，比较多地运用层递、排比、反复、对比等等手法。如：“昔先圣王之为苑囿园池也，足以观望劳形而已矣；其为宫室台榭也，足以辟燥湿而已矣；其为舆车衣裘也，足以逸身暖骸而已矣；其为饮食酏醴也，足以适味充虚而已矣；其为声色音乐也，足以安性自娱而已矣。”（《重己》）又如：“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泽有九数，风有八等，水有六川。”由七个排句组成，语句简洁有力。《吕氏春秋》中广泛运用排比，使得气势浩荡、节奏畅达、层次分明，对后世骈文有很深的影响。
《吕氏春秋》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比较注重博采众家之长，吸收了诸子文学中善用寓言、神话表达思想的传统，比如刻舟求剑、掩耳盗铃、荆人袭宋、涸泽而渔等等。同时文中多有格言警句，如：“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诚廉》）“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自知》）“天下大乱，无有安国；一国尽乱，无有安家；一家尽乱，无有安身。”（《务大》）等等。
《吕氏春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