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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类型是随了兄弟一起上梁山，是跟随上山的。这种人不少，梁山好汉劫法场救宋江、戴宗的时候很多人都是跟了兄弟一起去的，劫完法场之后又一起跟上了梁山。张顺，张横，李俊，李立，穆弘，穆春，童威，童贯、薛永就属于这种类型的。还有吕方，郭盛，欧鹏，蒋敬，马麟，陶宗旺等人都属于集体跟随着投奔梁山的。
第五种类型是属于投降水泊梁山的。代表人物是呼延灼、关胜、索超等人。宋江兵马杀了高俅的弟弟高廉后，高俅推举呼延灼作兵马指挥使攻打梁山泊。呼延灼用连环马连败宋江兵马。金钱豹子汤隆献计徐宁用钩镰枪可以破连环马。吴用设计派时迁去东京偷了徐宁的雁翎锁子甲，骗徐宁到了梁山。徐宁的钩镰枪果然破了呼延灼的连环马。呼延灼单枪匹马逃到青州，青州知府让他带人攻打桃花山、二龙山。梁山泊人马赶到桃花山、二龙山救援，用计把呼延灼骗到陷坑 里活捉。呼延灼投降梁山。关胜是三国名将关羽的后代，使一把青龙偃月刀，精通兵法。原来是蒲东的巡检，后被蔡太师调往梁山泊攻打宋江。关胜一人大战林冲、秦明两人。宋江不能取胜。呼延灼用假投降的办法引关胜兵马进入宋江的大寨，被挠挂钩拖下马鞍活捉。关胜感到宋江有胆识重义气，便归顺了梁山。
第六种类型是原本和梁山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梁山的需要被赚上梁山的。代表人物是卢俊义和徐宁。被梁山泊吴用用计骗到梁山，卢俊义与梁山英雄大战，不敌而逃，乘船逃走时被浪里白条张顺活捉。卢俊义不愿在梁山落草为寇，乘机逃走。回到北京城，妻子贾氏却与管家李固做了夫妻。卢俊义同时亦被官兵捉拿，屈打成招，下了死牢。宋江率梁山泊英雄攻打北京城，拼命三郎石秀独力劫法场，救出卢俊义，杀了奸夫淫妇，出于无奈卢俊义归顺了梁山。徐宁原来是京师金枪班教头。宋江被呼延灼连环马打败后，吴用用计让时迁盗甲骗徐宁上了梁山，徐宁教梁山好汉使用钩镰枪打败呼延灼。说到这种类型，秦明和朱仝也算是被梁山中人赚上山的。
最后一种其实就是宋江一人，以受招安为目的上了梁山。宋江不是为上梁山而上梁山，恰恰是为了下梁山而上了梁山。
这么多上梁山的情况，为什么就突出了一个“逼”呢？以上所说的类型，无论是那种情况，应该都是在这种大的历史环境中发生的，他们的被逼上梁山是一种大环境中必然的事件，而非偶然的事件。
水浒从一开始就先交代了当时的大环境是太平之中存在大乱。这个太平之中的“乱”从楔子中的洪信洪太尉身上引出：“乱”一则来自朝廷官吏之“贵”――受朝廷重托去请张天师祈禳瘟疫的洪太尉，才走了“三二里多路”便“脚酸腿软”，起了怨言：“我是朝廷贵官，在京师时，重茵而卧，列鼎而食，尚兀自倦怠，何曾……受这般苦！”官贵必民贱。官何以显贵？官尊显贵，官富显贵，官侈显贵。当官的骄尊富侈霸，做民的岂能不水深火热，当牛作马？官愈贵民愈贱，物极必反，泰极否来，载舟的水就要覆舟了，升平的歌舞也就成了葬礼的“楔子”。“乱”二则来自朝廷官吏之“骄”――无论是真人也好还是方丈也好，虽多加阻拦，只是因为惧怕洪太尉的权势，便无法阻止洪太尉开启了“伏魔之殿”的地穴，放出了镇锁的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一百零八个魔君。而小说的开始却从靠踢球发迹的高俅在朝廷权倾一时写起，从一开始就说明这个社会已经腐败和没有是非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第一个被逼上梁山的恰好就是自己没有任何过错，却平地招祸，被一点点逼上绝路的林冲，通过高俅陷害林冲的故事有力的强化了当时社会环境使逼上梁山成为一种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现实。
在第二种类型中，杨志的经历主要是失了花石纲和生辰纲，这两次的犯错充分的说明了当时的社会秩序已经混乱不堪，朝廷的法度废弛，花石纲和生辰纲的失劫是必然的，杨志的最终上梁山也便就有了社会环境的必然性。武松的经历说明了当时靠官府解决任何事情都不能有结果，只能依靠自己的方式去解决。在一个法律和朝廷不能主持公正的时代中，依靠个人的力量解决问题，必然导致了事故，他们走向梁山也就成了一种必然。晁盖等人劫生辰纲，从侧面也写清了腐败的官吏如何搜刮民脂民膏，而且这种压榨和搜刮是明目张胆的，稍有正义感和反抗精神的人都会起来讨还正义，晁盖等人只是其中的代表而已。
第三种类型中的鲁智深和李逵严格说都是官府的人，一个经略府的提辖，一个牢房的牢子。虽然鲁智深和李逵的高下明显，鲁智深是抱打不平，李逵是图快活，但是在本质上他们都是自己先违犯了法度，因为违反法度而改变了自己原来的生活状态，他们发现改变之后的生活状态更能够体现自己的性情，也因为要维持这种生活状态而选择了上梁山。鲁智深性烈却很少杀生是佛性的一端，李逵性烈却嗜血滥杀是兽性的一端，这两端的人物最终选择上梁山的根本原因依然是对现实的不满和反抗，是在性情上被现实逼上梁山的。
第四种类型中的人书中的笔墨较少涉及他们的经历，但是从现实状况看，这些人要么就已经是占山为王的反朝廷者，要么也是对现实生活不满的志同道合者。他们在一起的目标正是摆脱现实中的种种不如意，依照自己的性情和自己所理解的生活原则来确定自己的生存态度。他们不管是跟随了大家一起劫法场，还是自己聚集啸傲山林，总之是已经在行动上脱离了主流的生活范围，走上了另类的道路，之所以走上这个另类的道路，也是现实所迫，他们的经历正是对现实曲折的反映和说明。
第五种类型是作为攻打梁山的人军人被梁山所擒，又感于梁山的仗义疏财和替天行道的口号归顺了梁山，即使这种归顺不完全是出于内心的选择，可是这些朝廷中人的选择归顺梁山也正说明了他们的心目中当时的朝廷并没有太重的砝码，那种固守的防线在梁山的说服下显得极其脆弱不堪，在逼迫之下，归顺梁山成了必然的选择。
第六种类型说起来有些冤枉，他们原本满意于自己的生活状态，可是却被梁山的人逼迫着上了梁山。表面上看，这些人的选择是被动的，可是放到当时的大环境中来说同样也体现出一种必然。这种必然是社会性的，梁山事业发展到这种程度的时候，需要他们的入伙，如果没有他们的入伙，梁山的事业就会受到影响。他们无论是被官府逼上梁山的，还是被梁山中人逼上梁山的，都是官府和梁山这两种社会力量斗争的必然结果。
宋江的经历很复杂，故事也多周折，最终使他自己主动提出要落草梁山泊。他也是被逼无奈的情况下选择了梁山，可是他的选择梁山从出发点和落脚点上和其他人都不相同。无论是在上山之前还是在上山之后，他一贯的思想和主张就是受招安，他只是把上梁山作为一个变通的手段，目的是达到引起朝廷重视接受招安，然后保家卫国，名垂青史。因此他的上山的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体面的下山。
“逼上梁山”的“逼”核心含义在于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水浒传》中的“逼上梁山”就跳出了简单的英雄好汉传奇的狭窄圈子，从而具有了一种社会的、历史的厚重和分量。
《水浒传》重读札记之八：英雄大聚义
当没羽箭张清的装石头的袋子归属梁山泊的时候，上应天数、下应地理的一百零八将就正式聚齐了。随着响亮的盟誓声，整部《水浒传》的最高潮就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英雄的聚义是一个标志，这个标志就是以宋江为首的造反运动正式以一个规范的组织的面目出现了。完成这个规范的过程，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从人的角度上来说，人员由个别、零散最终聚合成一百零八人。从史进开始，到张清结束，前七十回演义的是造反有个别到零散的结合，由零散的结合最终达到一百零八人的聚义。在这些造反的故事当中，政府的无序、官员的腐败、社会环境的混乱、老百姓的苦难始终是一个大的背景，在这个背景下面，梁山好汉以自己角色的特点，演义了一个个个性的人在一个大的历史环境中的遭遇和上到梁山的必然命运。因为目的的一致性，使得这一百零八人个性的反抗通过正式的聚义而成为一支正式的队伍，从而具有了“替天行道”的共性。
从组织的角度来说，在这次英雄大聚义之前已经有过了若干次的小聚义。少华山、桃花山、清风山等山寨是没有正面写的山寨，可是都是有几个人首先聚在一起打家劫舍，而后归到梁山泊。第一次正面写到的聚义是动溪村的七星聚义，然后是上来一拨人到梁山泊就是一次小的聚义，直到一百零八人齐了之后正式的大聚义。大聚义的同时，梁山的组织机构就方方面面的健全了。梁山泊总兵都头领、掌管机密军师、掌管钱粮头领、马军五虎将五员、马军八骠骑兼先锋使、马军小彪将兼远探出哨头领、步军头领、步军将校、四寨水军头领、四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