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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一家三个人没有走上次经过的克里米亚半岛，而是取道巴勒斯坦。因为他们有忽必烈赐给他们的金牌和其他证物，所以旅途很方便。他们先到耶路撒冷为忽必烈取了耶路撒冷圣墓前的油灯里的油，然后经西里西亚进入亚美尼亚。他们之所以绕道北行，是因为当时埃及的苏丹正在侵扰蒙古领土。接着，他们从美索不达米亚到了波斯湾的霍尔木兹，似乎是想走海路前往中国。在霍尔木兹，他们遇见了来自印度的商人。但不知是何缘故，他们并未搭船东行，而是转向向北，经波斯沙漠到了巴尔克，然后又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喀什噶尔，最后经和田、罗布泊、黄河流域而抵达北京。忽必烈在北京隆重的接待了他们。
马可·波罗年轻聪明，他很快完全学会了鞑靼语。忽必烈对他很重视。马可·波罗被授予官职，屡次被派到西南地方。他情不自禁的用文字描述了这个繁荣的国家：“沿路都有为行旅而设的豪华的旅馆”，还有“丰硕的葡萄园与田园”和众多的“寺庙”，大量的“织锦和精美的绸缎”，以及“连绵不断的都市与城镇”等。起初，欧洲人都认为这是马可·波罗的不实之词，但最终欧洲人的想象力还是被激发了出来。马可·波罗还谈到了缅甸有由数百头巨象组成的大军，但蒙古军队的弓箭手却将这巨象组成的军队击败了。马可·波罗还讲了蒙古人征服勃固的故事，他也谈到了日本，并夸张了这个国家的黄金储量。马可·波罗当了三年的扬州宣慰使，在中国人眼里，他似乎是与鞑靼人一样的外国人。他似乎还被派遣出使过印度。在中国的文献记录里，确曾提到过有个叫马可·波罗的人在1277年的时候做过中书省的官员。这证明马可·波罗的故事应该是大体真实的珍贵记录。
《马可·波罗游记》的刊行，给予欧洲人的想象力以强烈的刺激。欧洲的文学，尤其是那些15世纪的传奇小说里，经常可以见到中国、北京等名称。
欧洲文化的兴起地圆说与新大陆的发现
两个世纪之后，热那亚的水手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阅读了《马可·波罗游记》之后，产生了一个异想天开的念头：向西航行肯定可以到达中国。在塞维利亚至今还保存着一本哥伦布加了眉批的《马可·波罗游记》。热那亚人哥伦布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存在着种种原因。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被土耳其人攻占以前，是地处东西两个世界之间的商业交易中心，热那亚人自然也可以在那里自由地从事交易。但是，热那亚人的激烈竞争对手“拉丁系”威尼斯人，是与希腊人对抗的土耳其人的同盟者、支持者，因此当君士坦丁堡的主权落入土耳其人手中之后，君士坦丁堡对热那亚人便变得非常冷淡。另一方面，长久以来被遗忘的“地圆说”也渐渐在人们心中复苏，人们深信往西而去即可到达中国。此外，有两件事情助长了人们的这种想法。一是罗盘针的发明使人们可以确定航行的方位，而再不必依靠星辰来指引方向；二是以前的诺曼人、加泰鲁尼亚人、热那亚人以及葡萄牙人都曾出海到大西洋，甚至远航到达加那利群岛、马德拉群岛和亚述尔群岛。
哥伦布为了实现自己的计划，遇到了很多困难。他一个个拜访了欧洲的宫廷，最后好不容易才在刚从穆尔人夺回的格拉纳达得到斐迪南与伊莎贝拉的援助，获得了两艘小船。哥伦布终于踏上了横渡未知海洋的旅途。在两个月零九天之后，他抵达了一块大陆。哥伦布误以为那里就是印度，实际上，那里是一块新大陆，欧洲人以前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哥伦布从那里带回了黄金、棉花、一些奇异的动物以及两个身上刺着花纹的美洲土人——哥伦布想让他们接受洗礼。这两个美洲土人被称为印第安人，因为哥伦布终生都深信自己所发现的大陆是印度。其后不过数年，人们就明白到哥伦布所发现的是世界的另一块大陆——美洲。
哥伦布的成功，剌激着欧洲人不断地到海外进行冒险事业。1497年，葡萄牙人绕航非洲抵达印度，1515年又有葡萄牙船来到爪哇。1519年，西班牙人雇用的葡萄牙船员麦哲伦，率领着五艘船从塞维利亚向西启程，其中的一艘维多利亚号于1522年回到塞维利亚的河口。这就是第一艘绕航地球一周的船。他们出发时有280个人，只有31人生还，麦哲伦自己也在菲律宾群岛被杀。
用纸印成的书籍，完全被证实的圆形世界的现实，新大陆和各种奇异的风俗，突然打开欧洲人的心扉。因埋没已久而被遗忘的希腊经典被迅速地印刷出来进行研究，柏拉图的梦想以及充满自由和严肃的共和制时代的传统，为人们的思想加上了一层五彩缤纷的色彩。罗马的霸权首次给西欧带来了法律与秩序，拉丁教会又将之复兴。然而不管是异教徒统治下的罗马，还是天主教所控制的罗马，好奇心与改革都是遭到教会压制的。拉丁精神如今已到了存亡绝续的时候。从13世纪到16世纪，闪族人和蒙古人的刺激性影响，加上希腊经典被重新发现，欧洲的雅利安人终于得以脱离拉丁传统，再次成为人类的精神和物质的领袖力量。就是在康斯坦茨选出来的教皇）又开始倡议召集十字军。
为了对付这个桀骜不驯的小民族，教皇前后五次派遣了十字军，但竟然都遭到失败。15世纪整个欧洲的无业游民和恶棍们，都被派往了波希米亚，一如13世纪被派去征伐沃尔多教派十字军。然而，波希米亚的捷克人与沃尔多教派不同，他们有信心进行武装抵抗。波希米亚的十字军一听到胡斯党徒的马车声和战歌声，就四散奔逃，溃不成军（如1431年的多马日利策之战）。1436年，教会又在巴塞尔召开了一个新的宗教会议，签了与胡斯教派达成了一项装点门面的协定，承认了胡斯教派在拉丁式仪式中的独特性。
15世纪，流行性瘟疫在整个欧洲社会引起了严重的混乱。英格兰与法国，平民阶级陷入极端的贫穷与不满之中，农民们常常发生暴动。胡斯战争之后，这一类农民暴动在德意志也骤然增加，并且染上了宗教色彩，而印刷术更成了促进这一类暴动的力量。15世纪中叶，在荷兰与莱茵兰等地，印刷工人已经学会了活字印刷术。这项技术迅速扩展到意大利和英格兰。1477年，卡克斯顿在威斯敏斯特开始经营英国最早的印刷业。其直接结果是《圣经》被迅速普及，民众对《圣经》的议论成了常见的事情。欧洲成了前所未有的读书人的世界，一般民众的头脑里突然地注入了一种更清晰的思想、一种更容易接受的主张。而此时的教会却陷入了混乱和分裂之中，众多的诸侯们也正在寻求某些减少教会对其领土内庞大财产的控制权的方法。
欧洲文化的兴起查理五世统治下的帝国（1）
在德意志，曾经当过修道士的马丁·路德（1483…1546年）成为发动对教会攻击的领军人物。1517年，马丁·路德在维腾堡责难了正统派的种种教义与仪式。刚开始的时候，他也像经院学派的学者一样，用拉丁文来展开论战。后来，马丁·路德开始借助印刷品，用德意志语言向民众广泛地传播自己的见解。虽然当时也有人阴谋要迫害他，并压制他的言论，但由于印刷品的影响，使德意志的诸侯之中产生了太多或公开或秘密支持他的人，马丁·路德因此而幸免于难。
在当时那种思想混乱、信仰薄弱的时代，有不少统治者认为还是断绝了自己的子民与罗马之间在宗教上的联系，对自己更为有利。他们希望能成为自己国家的宗教领袖。于是有英格兰、挪威、丹麦、北部德意志、波希米亚等国，相继脱离了罗马教会。直到现在，这些国家依然保持着独立。
然而这些王侯们却几乎未曾考虑一般民众的道德和思想自由。他们为了对抗罗马的势力，利用了人民在宗教上的疑惑与叛乱。当他们脱离罗马的控制时，这些王侯们立即在王权的控制下成立了国立教会，想企图镇压民众的运动。但是，基督的教诲——即人的正义和自尊是超越对世俗或宗教的忠诚的——总是有着一种不可思议的活力。于是，这些分离出来的国立教会又分裂成在人与神之间不容王侯或教皇介入的许多小宗派。例如在英格兰与苏格兰，有很多教派都固执地奉《圣经》为生活与信仰上的唯一指针，他们非常厌恶国立教会的戒律。在英格兰，这些反对国教的教徒被称为“非国教徒”。在17世纪和18世纪，这些“非国教徒”对英格兰的国家政治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反对教会的首长由王侯出任，竟因此砍掉了国王查理一世的头（1649年）。在“非国教徒”的控制下，英格兰维持了12年繁荣的共和国岁月。
北欧诸国从拉丁系基督教会中分裂出来的运动，在历史上被称为“宗教改革”。宗教改革的冲击促使罗马教会本身也产生了深刻的变化。教会被重新改组，新的精神注入其中。这项运动的领袖是一个年轻的西班牙军人伊尼戈·洛佩斯·德·雷卡尔德，在后世的文献中，他一般被称为洛约拉的圣·伊格那休斯。起初，他也有过一些传奇性的故事。1538年，圣·伊格那休斯成为一名教士，并创立了“耶稣会”。他将军事组织严明的纪律和侠义的传统导入宗教使命之中，并获得认可。“耶稣会”其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和传道机构之一。它把基督教传布到印度、中国、美国，挽救了罗马教会的急速崩溃，并提高了整个天主教世界的教育水准与天主教的理性水平。“耶稣会”还唤醒了天主教徒的良知，并刺激欧洲新教徒更努力地从事教育。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充满活力与进取精神的天主教会，大多都是“耶稣会”教团改革的产物。洲大陆的多半土地，以及除了土耳其人占领的地区以外的整个欧陆的三分之一到约一半的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