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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德里的广大地区。然而帖木儿所建立的帝国，随着他的死亡而告崩溃。1505年，野心家帖木儿的裔孙巴贝尔，率领着装备了枪炮的军队入侵印度平原，他的孙子阿克巴（1556…1605年）最终完成了此项征服。这个蒙古系的王朝（阿拉伯人称之为莫卧儿王朝）在德里建立首都，并统治着几乎整个印度，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世纪。
13世纪蒙古人的征服所造成的结果之一，是把日后以奥斯曼土耳其人闻名的土耳其民族，从土耳其斯坦驱逐到了小亚细亚。这些土耳其民族在小亚细亚扩展了自己的势力，并实现了统一。然后，他们横跨达达尼尔海峡，入侵马其顿、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最后，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团团围住，成了一个孤岛。1453年，奥斯曼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用多门火炮从君士坦丁堡的欧洲一边发动进攻，并一举攻占了君土坦丁堡。这个事件震动了整个欧洲，一时组织十字军之说甚嚣尘上，但最终没有付诸实施。十字军的时代毕竟己成为过去。
16世纪之间，奥斯曼的苏丹们，征服了巴格达、匈牙利、埃及以及北非等地，他们的舰队还在地中海上称霸。连维也纳也几乎失陷，神圣罗马帝国也被强求纳贡。15世纪似乎只有两件事情可以弱化基督教国家普遍衰微的趋势。其一是1480年莫斯科公国的独立和复兴，其二是基督教徒慢慢地重新征服了西班牙。1492年，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与其后的卡斯提尔皇后伊莎贝拉终于征服了西班牙半岛上的伊斯兰国家格拉那达。
但是，1571年，在勒潘多海战中，奥斯曼人因骄傲自大而付出了代价，地中海重新落入基督教徒手中。——也普遍传播，使人们开始再次着手从事微妙但却有实际效果的实验科学。
此外，人类精神的觉醒如今已不再仅限于独立的知识阶层。一般平民的精神也开始觉醒，这在过去人类的历史上是未曾出现过的。虽然基督教的信仰还在受到迫害，但是，只要是其教义所及的地方，都对人们的心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作用。它确立了个人道义心与正义之神之间的直接联系。于是只要有必要，民众就有了对王侯、圣职者以及他们的信条作出自己独立判断的勇气。
欧洲文化的兴起杰出的人物—培根
早在11世纪，欧洲就已经再度开始了对哲学的讨论，巴黎、牛津、波洛尼亚以及其他一些中心城市中出现了规模巨大且十分兴盛的大学。在那里，中世纪的“经院学派”的学者提出了系统的观点，并对一些文字中所含的意义进行了反复地探讨和议论。这些观点与文字，对于即将来临的科学时代意义重大。这些学者中，因出类拔萃的天才而确立自己地位的，是被称为近代实验科学之父的罗吉尔·培根（1210…1293年）。他是牛津的一个修道士，在人类的历史上，他也是仅次于亚里士多德的杰出人物。
培根的著作言词激烈，他一语道破了时代的无知。在当时而言，发表这种论调是大胆得让人无法置信的做法。今天，人们尽可以批评自己所在的这个世界是多么愚不可及，一切方法都是那么幼稚而拙劣，教条完全是骗小孩的玩意儿，因为这些批评至少不会招来杀身之祸。然而，中世纪的人们，除非即将被杀，或者快要饿死，或者因得了传染病而行将就木，否则他们就会虔诚地相信一切旧的说法，相信组织其信仰的睿智和完美。所以，当时的人们对于加到他们头上的一切批判，不论其正确与否，均予以激烈的反抗。培根的著作，可以说是出现于深不可测的黑暗里的一道闪电。他不仅抨击了当时的愚昧，同时也为增进人们的知识提供了极大的启发。从培根有关必需进行实验与知识的积累的热情主张之中，我们看到了亚里士多德精神的重现。“实验！实验！”这是培根一再反复的口头禅。
然而，培根对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误译也表示出无限的遗憾。当时的人们不肯大胆面对现实，只是把自己关在斗室里，阅读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拉丁文译本——当时也只有这样的译本，但这些译本毫无疑问是歪曲了亚里士多德的原意。培根曾以他一贯的激烈口吻写道：“如果可能，我真希望能够把亚里士多德的译本全部付之一炬。因为研究这些被歪曲了的译本，只不过是浪费时间和增加错误而已。”假如亚里士多德能够复活，看到自己的著作被这样译来歪曲时，想必也会对培根的这种说法产生共鸣。
为了避免遭受迫害或被捕入狱，培根不得不对自己的思想稍事伪装，以在表面上与正统派的教条保持一致。然而，培根在其著作里始终在大声疾呼：“不要再被教条和权威所控制。看看这个世界吧！”他认为产生愚昧的四个主要原因是太过于重视权威和习惯，墨守成规，民众的愚昧，以及自以为是的人类通性。培根认为只要征服这些恶习，一个强有力的世界就会展现在人类面前。培根为我们描述了这个强有力的世界：“或许会出现不用划手的航海机器，它仅由一个人来驾驶，却比载满划手的船只更快速的航行于河海之上。同样地，也会出现不用动物来做动力的车辆，一如古代有钩刀的战车一样快速奔驰。还有，可能会出现飞行的机器，人可以坐在里面，操纵某些装置，这个飞行器就会像飞鸟一样在天空中振翼飞翔。”
尽管培根早就意识到了人类社会中蕴藏的巨大潜能，但人们真正开始有组织地探索这潜伏在黑暗中的伟大力量却是在三个世纪以后的事情了。
但是，撒拉逊人带给基督教国家的，却不仅仅是哲学家和炼金术士的刺激而已，他们还把纸带到了基督教的世界。如果说促使欧洲的理性复活的是纸，这绝非夸张之词。纸最早是中国人发明的，公元前2世纪时中国人已经开始使用纸了。公元751年，中国人曾经袭击过撒马尔罕的阿拉伯系伊斯兰教徒。结果中国人被击退，还有一些人被俘虏。在这些中国俘虏之中恰巧有懂得造纸技术的人，于是造纸的方法传到了阿拉伯。9世纪以后阿拉伯人用纸书写的文件，一直保存到今天。造纸术传入基督教国家的途径可能有两个，其一是经过希腊传入；第二个可能是基督教徒再次征服西班牙的时候，占领了穆斯林的造纸厂，从而学会了造纸。但是在基督教的控制下，西班牙的造纸业却并不发达，纸的质量也大为下降。直到13世纪，处于基督教影响下的欧洲才制造出上好的纸张，而意大利的造纸术也开始在世界上独占鳌头。大约在14世纪初的时候，造纸术传入德意志。不过一直要到这个世纪的末叶，纸张才开始被大量生产，其价格随之下降，书籍的印刷成为实际上可行的商业行为。于是印刷术的出现便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这样，世界的理性生活进入了更崭新也更活跃的阶段。知识不再是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的头脑之间的涓涓细流，而是通过书籍以几千甚至几万几十万人的方式，成为一股洪流，流到了世界上的各个地方。
欧洲文化的兴起蒙古文化的繁荣
印刷术产生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圣经》广泛地传播到民众之间；另一个结果则是可以很容易地得到教科书。读书这种以前只有神职人员和贵族才能从事的事情，现在则是一般民众都可以做的事情了。知识因此而开始普及。世界上的书籍大量增加，而且更容易阅读和理解了。这是因为印刷术的进展使得书中的文字更加清楚，以前因为字迹模糊而难以理解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读者们可以畅快地读下去，并毫不费力地思考。读书既然变得容易，读者自然就会增加。书籍再也不是贵重的饰物，更非学者的宝物。为一般民众所撰写的书籍也开始出现了。学者们开始弃用拉丁文，而改用通俗的语言来写作。欧洲文学的真正历史正是从14世纪开始的。
以上所讲，是撒拉逊人在欧洲人的理性复活上所扮演的角色。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蒙古人的征服所造成的种种影响。蒙古人的存在大大地刺激了欧洲人的地理想象能力。在蒙古大汗的统治下，整个亚洲与西欧暂时得以自由交通。所有的道路都被开放，各民族的代表出现在哈拉和林的宫廷中。欧亚两洲间因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不和而造成的隔阂开始减弱，教皇们则萌生了让蒙古人改信基督教的愿望。蒙古人唯一的宗教，是名为萨满教的原始偶像宗教。教皇所派遣的使节，来自印度的僧侣，波斯、意大利、中国的工匠，拜占庭、亚美尼亚的商人等，与阿拉伯官吏、波斯和印度的天文学家、数学家等混居于蒙古宫廷。历史上有关蒙古人的征服与杀戮，我们听得太多太多，而他们对学问的好奇与渴求，我们却知之有限。蒙古人虽然不是富有创造性的民族，然而作为知识与方法的传播者，他们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却是相当重大的。从成吉思汗与忽必烈神秘而富有传奇意味的人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与自负而好大喜功的亚历山大或者精力旺盛但却目不识丁的政治幽灵兼神学家查理曼等人相比，他们至少并不逊色。
这些居住在蒙古宫廷的访问者之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个人，就是后来把自己的故事写成书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大约在1272年，马可·波罗随父亲、叔父前往中国，他的父亲与叔父在这之前已经到过中国一趟，给了蒙古大汗忽必烈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们是忽必烈所见的第一个拉丁人。大汗委托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回欧洲为他聘请基督教的传教士和学者，同时也为他带一些激起他的好奇心的欧洲物品。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在第二次来中国时，顺便把马可·波罗带到了中国。
马可·波罗一家三个人没有走上次经过的克里米亚半岛，而是取道巴勒斯坦。因为他们有忽必烈赐给他们的金牌和其他证物，所以旅途很方便。他们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