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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早就完蛋了，那就自杀算了，也算有种。咱不是没选择自杀嘛，那就要好好地活下来，这就是我的回答。不是有人对我居心不良吗？不是有人老想把我灭掉吗？（笑）你越想灭我我活得越好，我有成绩，我有作为。我觉得阿Q不是一个贬义词，中国人说“好死不如赖活着”、“能屈能伸大丈夫”等等，其实这个民族就是这么过来的。你想想折腾得多厉害，跟其他民族，跟其他国家比比看；可是一旦有机会，这个民族照样非常地有力量。
窦文涛：我还是觉得您性格里头肯定有一种强悍的东西，虽然有时候也脆弱，比如在新疆农村，挺苦的吧，可是真学维吾尔语呀，跟人家维吾尔人到处聊天，自己能为自己找出乐子来，说我背《毛主席语录》都要背维语的《毛主席语录》。
与历史相比我仍然算幸运者。中国历史上有多少文人才人被砍头，被腰斩，被杖毙，被车裂，被赐鸩！李白杜甫苏东坡……谁过过好日子？过不上好日子却还有好诗词留存。
——王蒙
王蒙：这有一个逆境生存的问题。中国人是有逆境生存经验的，包括鲁迅所说的“韧的战斗”，你不能非常脆弱。我的意思是逆境下最大的好处就是学习，因为别的事儿干不了，你就踏踏实实地学习。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比如薛暮桥，经济学家，“文化大革命”关到秦城（监狱）里去了。最后放出来的时候，他说我还有一个月那个读书笔记就完成了，我能不能再延长一个月啊？
窦文涛：（大笑）见过坐牢的，没见过——
许子东：劳动，底层，在那种环境下读书，我们两代是一样的；但是有一点不同，你们老坚持那个革命理想，我们这一代人的认同感比较少。
王蒙：一个人少年时代和年轻时代经历的东西铸就了他的一生。这个人十八岁的时候什么样，八十岁的时候还那样，这是基本的。我们经历了旧社会，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所谓五十年代的青年，那种光明的心，那种信任的心……北岛有一个很著名的诗：告诉你我不相信。我们这一代人写诗呢，是告诉您我们相信。你不能说我相信是没道理的，（汶川）地震当中多少感人的故事啊，有很多理想的东西，很多人性最好的那种表现。
许子东：下一代的人怎么说？不相信就不相信吧，喊什么喊呢——对北岛那一代是这样看的。
窦文涛：我觉得像我这一代人，甚至出现了一种虚无主义，就是说我连不相信都不相信了，不关心了。
王蒙：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毕竟我七十多岁和十七岁的时候不可能一样。我呢又有一个非常现实的考虑，就是说这个事儿虽然并不理想，但是比原来是好了是差了？否则你怎么办呢？人家问我为什么这么乐观？我就反问他，我不乐观怎么办，你让我干吗？你是想让我自杀想让我发疯，你给我一建议。我只有一个选择：乐观。在这块土地上，期待着，也尽我所能；每一个人的力量都非常有限，但集合起来会使这块土地上的事情越办越好。
窦文涛：而且乐观之后好像是一个open的姿态，您到各个国家去跟人家交朋友——
王蒙：我可以讨论，你也可以讨论，中国没什么事是不可以讨论的……
第二部分 第13节：陈丹青：我们都活在“五四”的后果里（1）
陈丹青：我们都活在“五四”的后果里
我们现在知道的“五四”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稀薄的、被提炼出来的“五四”，就那几个人那几件事反过来倒过去在那讲。
五四运动也好，清末的改革开放也好，当时是为了强国；可是为了强国搭进去的代价太大了，全盘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这里边的根子是汉字和汉语。
“五四”的人不会想到九十年以后，同样是青年，同样是文人，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你说今天再发动一场“五四”？第一，已经没人信了，没那个激情了；第二，还是科学与民主吗？
窦文涛：锵锵三人行！丹青吾兄，丹青五十兄又来了，哈哈。许老师，今天咱们三人凑到一块，为什么呢？“五四”来了。“五四”嘛，太复杂了。那天有人跟我说，现在有的大学生已经不太清楚“五四”是怎么回事了，就知道有个“五四青年节”。我自己想想，“五四”怎么回事儿？我发现我也糊涂了。我觉得丹青兄说的一句话很好，实际我们到今天还都活在“五四”的后果里，不说别的，就咱现在说话、写文章用的——
陈丹青：白话文。
窦文涛：“五四”那时候，文言文白话文之争啊。我就觉得奇怪，你说一种语言还真可以是几个文化人生生这么给琢磨出来，或者给斗争出来、革新出来、推广出来的。我昨天看书，周作人、鲁迅、钱玄同，在某个书屋，某一天晚上，几个人开始聊天，聊着聊着呢，开始大骂文言文，说中国为什么落后——
陈丹青：不不，不是他们，最早是胡适。胡适在美国就有这个意思。
许子东：他们在康奈尔大学，跟梅光迪几个留学生在湖上划船聊天，聊什么呢？就聊白话和文言比，哪些是文言好，哪些是白话好。有几点大家公认，做生意，白话好；写政治文章，也是白话好；但是有一样，白话永远超不过文言，就是“文学”。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检讨我们为什么弱，检讨来检讨去，觉得我们的文字有困难。最后想出一个方法，办两种学校，一种说明了是做生意的，一般用途，教白话。还有一种学校，教文言，教写诗作文；要放今天，这种学校是没人上的，但那时候觉得这才是高档的，是好学校。将相本无种嘛，谁说我小孩将来只能做生意，不能做诗？所以梅光迪说，白话什么都好，写诗不行。胡适说，不对，白话也能写诗，“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窦文涛：这是胡适写的白话诗。
许子东：是《文学改良刍议》这篇文章的来源。
中国最早的新诗《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胡适1916年写于美国纽约
中国人革命从文学开始
窦文涛：我昨天看的可能是后面那一段，感觉有点像搞运动搞斗争，几个人还谋篇布局，搞策划。比如钱玄同化名什么王敬轩，跟刘半农在报纸上辩论，你假装代表文言文，我假装代表白话文，整天论战。然后布置鲁迅写《狂人日记》……就这样真把一个语言硬生生给弄开来。
陈丹青：这里面还有很多事儿，现在不太说了。“新白话运动”是胡适他们弄起来的，刘半农这些人是主将，鲁迅其实是比较晚的，他的功劳是提供了白话文小说，在创作上有了成就。但其实所谓白话文的推广和普及远远早于胡适，是谁做的呢？洋人做的，传教士。
窦文涛：欧化的东西？
陈丹青：不是。中国在十九世纪末，新白话运动之前，差不多有五六十年时间，在东南沿海一带已经有了很多白话杂志、白话报纸。但是我们通常把账算在“五四”或者早一点的《新青年》，其实不是这样的。1905年废除科考，写文言一下子没出路了，文言过去的官方地位至尊地位没有了；再过几年，帝制也没有了，皇室塌了。所以白话文能够这么快出来是有原因的，不然两三千年的一个文字语言系统，你几个人十几二十年能把它扳倒？
第二部分 第14节：陈丹青：我们都活在“五四”的后果里（2）
图一：胡适（1891—1962）
胡适在“五四”前后，就文学革命写了许多文章，做了多次讲演，并用白话写出了中国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对新文学运动贡献巨大。
窦文涛：实际是早有渊源。
许子东：我忘了当时是胡适还是茅盾，在北京的时候收到传教士的传单，包括反对裹小脚什么的。其中一个传单我父亲跟我说是“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但是现在看下来，是“中国可亡，汉字不灭”。（笑）
窦文涛：我那天还看了一段，这个林琴南，最早用文言文翻译西方小说的一个人，是复古派。他说你们老是把这事儿跟中国的弱、中国的落后、中国的败亡联系到一块儿，说科举是中国之大患，现在科举废了；然后又说中国之所以不行，全是文言文不好，把文言文也废了；但是都废了之后，怎么中国还是不行呢？他当时就发出过这么一个疑问。
许子东：近年来王德威写书就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其实当时所有现代性的这些东西，浪漫啊、救亡啊、启蒙啊，林琴南都翻译出来了。他跟梁启超两个人帮“五四”准备了现成的思想资源。学术界现在有一个贬“五四”的说法，说“五四”的东西大部分是晚清做了准备的，“五四”只是一个爆破口；但这个爆破口的确很重要，要放到全世界来看，是不可思议了，因为所有国家从传统社会转到现代社会，比方英国的克伦威尔、法国的大革命、德国的俾斯麦什么的，是哲学、法律或者军事在起作用，而中国的转折点是写文章——
窦文涛：中国人革命是从小说开始的，从文学开始。
许子东：要不要用典了，用不用排比了，“八不主义”嘛。当时两个人的文章，一个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个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你仔细看这两篇文章，一个叫“改良”，一个叫“革命”，后来一百年的中国就在走这两条路。中国一百年的选择，其实就这两篇文章定下来了。
胡适提倡文学改良的“八不主义”
一、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
二、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
三、不用典。
四、不用套语烂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