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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缺少那些精英的、高尚的、最高级的，我们可以努力。我在香港跟有些老师谈这个问题，他们说这事儿井水不犯河水嘛，你高雅你的，他通俗他的，何必痛批呢？你说帕瓦罗蒂用得着去批麦当娜啊？
第一部分 第10节：王蒙：对“形而下”我愿意磕个头（10）
许子东：帕瓦罗蒂看到迈克尔？杰克逊就生气，何必呢？（笑）
窦文涛：但是有时候潮流所及啊，尤其在中国，特别容易大包哄。你坚持精神探索的人，你寂寞吧，你冷落吧。
许子东：他本来就该寂寞，叱咤风云是不正常的。
王蒙：现在由于市场经济，以前憋久了东西一放开，显得什么浮躁啊野蛮啊粗鄙啊，尽这些词儿，对这些东西批评也很正常。但是我觉得一个精英作家，他看了几个通俗作品就痛心疾首就气不过，而且影响自个儿血压，这个不正常。大学有些老师在那儿骂，说学生整天看这些个哪儿行啊，整天看网上小说那还了得。但是网上小说有网上的人看嘛，那你怎么着？
许子东：所以他是享受着以前缺乏的安全，然后在这儿痛骂庸俗，但他不知道现在的庸俗跟那时候的革命其实是有关联的。
窦文涛：像您这一代人，头脑里是不是还有特别理想主义的一面？
王蒙：我有理想主义的一面，但毕竟我七十多岁了，不能和我十四岁、二十四岁的时候相比较，我也有相对的非常现实主义的一面。中国能发展到今天这一步非常不容易，包括写一些作品，我觉得除了选择“金刚怒目”，也可以选择侃侃而笑的。
窦文涛：生命的多样性。我注意到您的书好像有一种语言快感，就是疯狂用词。
许子东：排比。
窦文涛：对，排比，大量用词。
王蒙：是有这种形式，但不是都这样。我也写过一些类似微型小说的，那里头都没有这个。有时候甚至是说一句，然后留半句。
窦文涛：您是不是觉得自己有语言天才啊？
王蒙：我并没有多么天才，我只是很喜欢语言。
我喜欢语言，喜欢抒情，喜欢奇想，喜欢与众不同，一鸣惊人，喜欢出其不意，喜欢给大众以冲击，喜欢打开大阖，喜欢拈花不语，含泪而笑，欲说还休，摹桑画槐，横看成岭侧成峰，草蛇灰线，却道天凉好个秋。
——王蒙
新疆生活让我变得幽默
窦文涛：您在新疆待了多少年？
王蒙：十六年。
许子东：是自己要求去的？
王蒙：是。我参加中国文联一个活动，新疆几个地方作协的领导说，新疆怎么好怎么好。当时还有点天真，说那我去新疆吧。我当时在大学里头，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当时叫北京师范学院，已经在那儿教现代文学了。但是我不甘心教书，老想自己创作，尤其是写小说，当时在北京也很苦闷，所以就向新疆提出来了。
窦文涛：那天我看一知青纪录片，热情汹涌地去了，真到了北大荒，一看就傻了……您没那种心情吗？真到了新疆发现生活太苦了，劳动太累了。
王蒙：乌鲁木齐应该说还是不错的一个城市，而且你要知道1963年困难时期刚过去，乌鲁木齐的食品供应比北京还好。
窦文涛：新疆吃得好啊。
王蒙：1965年我到伊犁的时候，半年在外边吃东西不要粮票。当时不要粮票连乌鲁木齐都做不到，但伊犁能做到，所以不存在生活多么苦的问题。有些不太习惯的就是冬天冰天雪地，在街上走路动不动摔跟头，但从另一面来说，也挺好玩儿的。
窦文涛：您每到一个地方，好像都跟人“自来熟”，积极地跟人沟通，甚至还学维语，您能讲两句维语吗？
王蒙对维语无时不学，无处不学。那时没有什么广播教学和教材，房东大娘的八九岁外孙女拉依赫曼，就是王蒙的“小老师”。她一遍遍不厌其烦地做示范，为王蒙校正发音和语调。王蒙每天就寝前，总要反复背诵数十个单词，他说这样记得牢。有一次他用维语大声朗诵《纪念白求恩》，竟招来一位维吾尔老太太旁听。老太太甚至说，她原以为是广播电台的维吾尔播音员在朗诵哩。
——方蕤《我的先生王蒙》
王蒙：是啊，这个……（维吾尔语）。（笑）
窦文涛：怎么像朝鲜话？
王蒙：你很敏感，维语属于阿尔泰语系。
窦文涛：朝鲜语也是阿尔泰语系。
第一部分 第11节：王蒙：对“形而下”我愿意磕个头（11）
王蒙：阿尔泰语系的重音像法语——法语不是阿尔泰语系，它的重音都在最后一个，另外它有小舌音，跟法语、德语一样，这个汉语里没有。
窦文涛：您刚才讲那句维语什么意思？
王蒙：我很喜欢新疆，新疆是我的第二故乡。
许子东：您的幽默跟在新疆的经历有关吗？
王蒙：当然也有关系啦。
许子东：我觉得《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一点幽默感都没有，但是后来就有这个东西了，什么道理？
王蒙：我想是不是这个人倒了两回霉以后，他会更幽默呀？这你得研究研究。
窦文涛：没错儿，我觉得从这个苦里能产生幽默——
许子东：泪尽则喜。
王蒙：这是我说的，泪尽则喜。因为你没得可哭了，你光剩下笑了。
形而下完了你才能形而上
窦文涛：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跟以后的知识分子或者以前的相比，有什么不同呢？我老觉得我们跟你们的差距，好像在体力劳动方面很厉害。（王蒙大笑）
许子东：锻炼出来的。
窦文涛：很多人都做过木匠，当农民种过地，都有这种经历。
王蒙：有这个经历。
窦文涛：但是这事儿，现在想起来是好事呢，还是觉得冤？
王蒙：我觉得这事儿都不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我现在七十四岁了，大致上还算健康，我得感谢这些年的体力劳动。再一个在中国，你了解点农村情况是必要的。我认为毛泽东动辄把知识分子和干部往乡下轰，他有他的思考，不完全是为了惩罚，也不完全是为了羞辱。因为我们所说的了解国情，不是让你了解王府井的情，了解淮海路的情，更不是了解香港的情，就是让你了解这些最贫穷、最落后的农村的情。我现在感觉到，你思想再伟大，你脱离开了中国这块土地，你只能让自个儿难受，让人家也各方面难受。
窦文涛：能不能举个例子，您在农村的体验，有什么是您没想到的，或者说印象很深的？
王蒙：很简单，就是农民的世界观，他对生活的要求。我有一个很简单的总结，参加了几年劳动我就总结出来了。我说对农民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才能活着，这样一个如何才能活着的问题一下子把其他许多问题都冲淡了。
许子东：所以再回过头听新左派、老左派理论上同情工农，支持弱势群体，但实际上把生活的位置放得很低，就会有一个经验上的反感：他们根本不懂穷人。
王蒙：中产以上或者知识分子，如何活着已经不成为问题了，所以他要讨论为什么活着。但是对农民来说，你甭管什么意义，你没意义也行，没意义他就饿呀，是不是？
许子东：饿就是意义。
光在北京，哪怕在北京远郊区，更不要说在高级机关与文教单位工作上十年八年，你不可能了解国情，你不可能明晰实际，你仍然高高在上，你仍然凌空蹈虚，你仍然百无一用是书生。
——王蒙
王蒙：吃了东西以后能充饥，这个意义多大呀。
许子东：食色性也。
王蒙：冬天他冷哪，冷就要盖房子，怎么会没有意义？现在中国有一部分人判断通俗文化，把形而下当做一个贬意词——“形而下的东西”。我对形而上愿意给它三鞠躬，我对于形而下我想跪下磕个头，为什么？因为形而下完了你才能形而上，对不对？如果你温饱问题都没解决——我常常说这话，中华民族吃饱才几年啊，咱整个民族是饥饿史呀。为什么我现在有时候想减肥想控制食量，但又不能完全很有效地做到，就因为我这细胞里头有饥饿基因，几千年传下来的，一见到好吃的，有时候就没出息。（许子东、窦文涛大笑）
许子东：这其实是我们两代的共同点。我们是下乡知青嘛，知道人生最基本的是屁股决定脑袋——这不是一个负面词，屁股就是决定脑袋；还有就是不能轻视工农，对普通人的生活不能轻视。
王蒙：不能轻视那些最基本的需要。而且我有一个看法，很多伟大人物犯错误，不是在高深的理论问题，数学、自然、科学、物理、化学这些问题上；而是在最简单的问题“常识”上犯错误。
第一部分 第12节：王蒙：对“形而下”我愿意磕个头（12）
许子东：1958年（大跃进）就是常识错误。
王蒙：当年毛泽东批王明就这么说的。他说王明有什么错呀，他不知道打仗要死人吗？不知道人饿了要吃饭吗？不知道行军要走路啊？他就这三条错误。
窦文涛：常识问题。
阿Q不是一个贬义词
窦文涛：但您不怨吗？有些人可能想我蹉跎半生，就因为一些政治上的原因。
王蒙：我没蹉跎呀。
窦文涛：还不算蹉跎？
王蒙：我这还不错了。外国人经常问，你在新疆十六年都干什么呀？我说我是维吾尔语研究生呀，三年预科，五年本科，三年硕士，四年博士——我这是玩笑话。你说阿Q也可以，但是我告诉你，我能够走过这一段路，并不是只在那儿蹉跎；如果我那会儿只叹息、只埋怨、只喝酒，那不早就完蛋了，那就自杀算了，也算有种。咱不是没选择自杀嘛，那就要好好地活下来，这就是我的回答。不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