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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纸张，纸的形状、大小、坚固程度、颜色和原料也都随着生产者的变化而变化。至于生产流程，全都是独特的，而纸的原料可以是毛竹、棉花、碎丝、草本植物、动物的毛发，甚至内脏。
参观结束之后，我们对和蔼可亲的房屋主人表示感谢，重新登上船，继续我们的旅行。
今天的航行并没有走多远；骤起的狂风迫使船民们停止了他们的工作。我拿着步枪下了船，在江边射杀了三只漂亮的中国喜鹊。在到达那儿的时候，我十分吃惊地发现我们护卫队中的一位兵勇一直跟随在我的后面。我不禁想道：他究竟是在服从长官的命令，在保护我不受那些好奇的中国人骚扰，还是作为衙门的探子在监视我？无论如何，我对于中国的衙门从来就不敢相信，但也从没有机会觉察到任何事情。
马图索夫斯基和哥萨克人早就已经睡着了，我躺在自己的床上沉思着，透过敞开的窗户，望着外面宁静而温暖的夜空和天上悬挂着的一轮明月。忽然周姓仆人来提醒我们保持警惕，因为这条河上有土匪出没，前几天有一艘船遭到了抢劫，并且杀死了船上的旅客。他提醒我们，假如护卫队的兵勇们吹响喇叭的话，我们就要立即起身，准备抵御敌人。
我们听从了这个建议，在左轮枪里装满子弹之后，又躺了下来，但怎么也睡不着了，毕竟，夜间袭击将会是非常危险的。
第四部分：俄国探险家陕南印象旬阳县
第二天我们在旬阳县这个小城的前面登了岸。这个县城坐落在一个离江岸有一段距离的高地上，周围全都是崇山峻岭。从江边望上去，那县城就像被分作三层，就像三个圆形的舞台，其形状颇似一个式样独特、呈半圆形的露天剧场。
另一件令人感到奇怪的事情是停泊在城前江岸上的船寥寥无几；总共加起来也不过一打左右。我后来才知道，原来大部分船只都隐藏在一条环城的小河（旬河）里，因为汉江在流经
这个地方时水流特别湍急。船的航行也非常困难，我们不得不在纤绳的牵引下把船停在上游很远的地方，并且靠划桨的方式渡河；然而湍急的水流又将我们卷到了下游，然后再靠纤绳的牵引才使我们把船停好。
分层次建在一座小山上的县城并没有展现出任何与众不同的东西：房屋都很小，有三个墙被刷成粉红色的寺庙，一座建在山顶的宝塔，在城市的中央还有一个郁郁葱葱的小树林。
很少有人从城里出来看我们，因为县城离汉江还有一点距离，而且必须要穿越旬河。那些来看热闹的都是些粗鲁的人；他们取笑我们的鼻子，并且管我们叫“洋鬼子”。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要进城去，正在这时，有人劝阻我不要去，说有位信使要给我们带信件来，所以叫我再等一等。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尽管这儿没有电报，但中国的消息传播还是那么的迅疾。例如，我不明白人们怎么知道，一位来自汉口的信使带着要送给我们的信件和包裹居然会到达了这儿？这可能只是个假定吧？但是中国人的口气却很肯定：“信使马上就要到了，他离这儿已经不远了。”信使送来的信件原来是从俄国寄出，再由汉口那些热心的同胞们加急转送来的。在中国并没有邮政系统；所有加急的官方信件都是由信使通过驿站的快马层层传递的，有时候同一个信使要带着邮件走很长的距离；然而他所传递的银两和信件都可以准确无误地到达目的地。那些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的人向我保证说，信使们是值得信赖的，从来没有过邮件丢失或送错的先例。
我们在船上给信使发了赏金，并让他把我们写好的信件再带回去。
兴安府就在江的右岸，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它的城墙，在城墙的后面还可以看到许多寺院的屋顶；在兴安府的后面还有一些远山耸立在树林和一些光秃秃树干之上。远远望去，那些光秃秃的树干酷似一根根的立柱。
汉江的河床变得很宽，我们把船停在了城市的对面，即汉江的左岸，从附近村庄来的一群中国人围住了我们这条船。兵勇们将人群驱散，而后者在说话的时候丝毫没有显示不满的情绪。在他们中间有一位十八岁的年轻人，面目清秀。他问我们是否卖“外国眼镜”，也就是双筒望远镜，以及想要知道我们做买卖的商品种类。人们向他解释说，我们根本就不是商人；他对此表示十分遗憾。我建议为他画一幅肖像画，他很爽快地同意了。当这幅肖像画快要完成的时候，人群中有人对他喊了一声；他非常激动地突然起身，对那张画连看都没看一眼，就跳下船去。我想他可能想起了什么事情，人们只是为了某件急事才叫他的名字，所以我也不再为他感到担心，他的肖像画几乎已经完成了。
突然间，他又出现在我的面前，但却在转瞬间变得气势汹汹，他不再是那个彬彬有礼的年轻人，而变成了一个控制不住自己情绪的疯子。
“把我的画像交给我！”他声嘶力竭地喊道。“拿来，快把那幅画拿来交给我，我要那幅画，我要拿走。”
这是一个十分令人尴尬的场面，但我不想失去那张放在船舱内的肖像画。那年轻人趁我不注意，一头闯了进去，正要伸手去拿那张画时，我成功地抓住了他的手；这时那个哥萨克人像老鹰抓小鸡一样用胳膊夹住他，把他拎到了门外。
哥萨克人把他放在了船的甲板上，正好碰上了船主，跟他进行了一番神秘的交谈，在那之后，年轻人似乎渐渐镇静下来，下了船，消失在人群之中。
我后来问船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他回答说是那些看热闹的人使那位年轻人感到害怕的，因为他们告诉他，如果他的肖像画留在洋鬼子的手里，那么他将必死无疑，年轻人问他怎样才能躲避死亡。“我安慰了他几句，他就安静下来了。”
谜底终于得到了解释。人们在自己的肖像画完成后对于死亡的恐惧，这种情况也存在于欧洲的一些民族之中。在中国，我已经给人画过好几幅肖像画，然而还是第一次遇上这样的事。
第四部分：俄国探险家陕南印象兴安府
我们的船一直停泊在兴安府的对岸，等待官府的船到来，直到一位衙役前来询问我们是谁、有多少人和要到哪儿去。他想知道我们是否就是他们已经等了好久的那些外国人，他还想知道我们总共有多少人，以便能为我们准备住宿。
我们要他传达对于地方官员的感谢，并且告诉他，不用专门为我们准备住宿，因为我们并不想在城里面逗留。不一会儿，我们的同事们也赶来了，跟我们一起渡江到了对岸，在那
儿有一大群粗鲁和凶猛的人试图袭击我们的船，我们不得不停泊在离江岸比较远的地方，以免搁浅。
到今天拿着一把雨伞在兴安府的街上散步为止，我离开圣彼得堡已经整整一年了。中国的兵勇们在我的前面驱赶那些熙熙攘攘的人群，以便开出一条路来。马图索夫斯基想要测绘一张这个城市的平面图，而我想在城里面走走，画一些最有趣的建筑。天上不停地下着毛毛细雨，没有雨伞的话根本就无法工作，我的那些新朋友非常热心地来帮我的忙。他们搬来了他们的椅子，并且帮我在头上撑着阳伞，或是用他们的雨伞为我遮雨。
兴安府是由两个特征明显的城市所组成：旧城（旧界）更靠近江边，而新城（新界）则离汉江更远一些。我沿着用石头砌成、维修得很好的城墙顶上绕旧城走了一圈。我没能访问那个在中心建了一座漂亮宝塔的新城。
回到船上以后，我又发现那儿密密麻麻地围了一大群人，但是比起城里那些人来要显得更加安静和恭敬，无疑这有赖于衙役们的努力。我发现有一位老衙役长得很像拿破仑三世。他精力充沛，办事干脆利落，几乎可以说是独当一面；谁要是第一个靠近那条船，他就会往你身上泼一勺水，要是再这么做的话，那么棍棒就会像雹子般地落在身上，或者揪住辫子，拖到衙门里去。
这与我在石泉县碰上的那位穿着非常华丽的中国人不同，他是一位“大人”。中国的下级官吏对于自己的上级官员们都是这么称呼的，并不说出他们的名字和官衔。这位地方长官和穆斯林抓住了我的手臂，说了几句客套的话。他请我上他家去喝茶，并请我画张速写，留个纪念，同时还要送我两盆花作为礼物。当我回到船上的时候，那些花已经送来了，半个小时以后，那位官员还亲自带着他七岁的女儿前来对我们进行回访。
他以前是兰州府的官员，那个地区是我们前往哈密必经的地方，过去一直忙着镇压叛乱，但今天终于可以过清闲日子了。
第五部分：偷窥同治大婚大婚前的演练
在北京尘土飞扬的街道上，从公主府到皇宫的一段路程被选中，道路中央被填平，并撒上了一层新的沙土，这些沙土表示皇室的黄色。在举行婚礼前的一个星期当中，那条路段每天早上都有一次运送被“洋人们”称作“trousseau”（新娘嫁妆）的婚礼行列。但经过打听，有人解释说这些都是从中国各地送来的贺礼。而且由于所有这些贺礼都被送进了皇后未来所要居住的内宫，这儿有位女士用苏格兰方言中的“plenishing”（给房屋安装设施）这个词最贴切地描述出了这些婚礼行列的真正性质。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就有官员、旗人、
兵勇和身穿红底白斑长袍的皇家轿夫们（我不知道他们的中文名称是什么）排成长长的队列来运送这些结婚贺礼。这些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