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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话活像是婊子的另一个儿子。”
“于贝尔，我希望，您说这话的时候不是在想着将军。不要当着孩子们的面。”
“但是，丈母娘，所有的人——而且甚至孩子——都明白您的将军是婊子的一个真儿子，他背叛了一个人民，一个国家，而且还让人枪毙那些保卫它的人们。”
“你这话想说的是什么意思？”道森问道。
“我想说，他下令处决了真正的法国人： 罗歇·德格尔德，克洛德·皮埃斯特，阿尔贝·多沃卡，巴斯蒂安迪里，这让你明白了什么没有？”
“你是跟我说那些秘密军组织成员，还有那些曾策划谋杀他的家伙。”
“不对，我的老伙计，我跟你说的是爱国者。”
“在您的嘴里听到爱国者这个词，于贝尔，这可是蛮有味道啊。”
“您懂什么？我可不在乎您，奥迪尔，不在乎您和一切您的社会共产主义的小阴谋诡计。”
“于贝尔，您不能这样说我的女儿。想想孩子们。您收敛一些。”
“我收敛我自己有二十年了，丈母娘，二十年了，以这种或另一种方式，人们要求我不说话。不管奥迪尔怎么想，我始终是站在我的国家和国旗一边的。不论是贝当元帅时代，还是在奠边府那会儿。在你们暖和地过所有那些圣诞节的时候，是谁让自己在马背上颠簸，嗯？而在阿尔及利亚呢，如果不是秘密军组织，又是谁让民族解放阵线（FLN）那些闹独立的土贼畏惧？”
“你知道你的秘密军组织制造了多少受害者吗？两千五百法国人和两万多穆斯林。”
“说下去，贝尔纳，接着说下去，再给我来一点贵党的宣传。但是，让我来告诉你一件事吧。这不是两万，而是四万、六万的北非阿拉伯佬，本来当他们已开始要对我们动手的时候，就应该把它平息下去。就是利用恐怖反对恐怖，人们来建立和保卫帝国。”
“的的确确，爸爸，你是这个地球上从来还没有过的最大的法西斯。”
“你，小混蛋，你闭嘴吧。”
《一个法国人的一生》 第一部分苦难的边缘（5）
“于贝尔，不管怎样。这是您的儿子。而且我们是在圣诞夜。”
“您说得对，丈母娘，我请您原谅。”
“于贝尔想说的就是，由于所有这些自决权的故事，人们已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您看吧，以这样的速度下去，在法国我们也将很快不是在自己的家了。况且，不是已经出现这种情况了么？您曾相信过，您，有那么一天这个国家的财政部长会叫做维尔弗里德·鲍姆加特纳吗？不就是这样么，鲍姆加特纳？”
“这能说明什么呢，苏珊？”
“我求你了，奥迪尔，别装傻了，别让你自己再一次在大家面前显得可笑。”
“倒是我让我可笑了？是你们，你丈夫和你串通一气，一个小时以来给我们表演你们的拿手好戏，谈论什么帽徽、阿拉伯佬和犹太人，像是你们在你们自己之间说话？你们以为这是在维希那会儿还是怎么的？”
“噢，好了，维希，那可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在这时，是我父亲从他的座位上站起来，轻轻地把餐巾放在台布上，说：“我去拿火鸡了。”
在厨娘的帮助下，当他手臂托着盘子返回来时，两姐妹之间的紧张就平息下去了。法兰西永远围绕着一只家禽重新言归于好。我的表兄让，被他父母的贝当主义腔调所激怒，站到窗前点了一支雪茄。这种明目张胆的放肆刚好给我的祖母一个理由让自己火冒三丈。在让自己彻底爆发之前，她开始悄悄地发怒。用她的手杖敲了地面三下，以她能够做到的全部恶毒和权威，她发话了：“立即去吃饭，年轻人，我请您！”那些词在她的齿间滚动，好像剃刀的薄刀片一直切入您的骨髓。
就是在1962年圣诞这个晚上，我听到了她大声地说出世上可能说的最恐怖的话。那是在甜点、印度支那、阿尔及利亚、维希之后，接着还有凡尔赛宫的消费，流动畅快的弗雷格特家庭旅行车的舒适，标致403的安全性能，随便哪一个圣泰米庸窖里出来的波尔多红葡萄酒的绝美，图卢兹体育场的艰难赛季，舒尔茨在图卢兹足球俱乐部的生涯，儿童的未来，昂达伊海滨的度假，以及必不可少的女佣和打扫房间的女仆别无二致的偷窃主人的故事。就是关于这最后一个主题，我的祖母发了言。她说，她有一个永不失效的办法可以保证她的人手忠诚和老实：“我支付最高的小费以赢得最低的卑躬屈膝。”苏珊和于贝尔脸上现出不可控制的神经质的笑，有点像是人们放了一个屁的样子。所有其他的人，我相信，都觉着尴尬，不自在。尤其是在“一个像圣诞节这样的晚上”。那位厨娘，忙于收拾饭桌，做出她什么也没听见的样子，在那老妇人——若无其事，一定在清点她的餐具——的目视下，继续干活。
这老妇死于紧接下来的夏天，在我们于巴斯科海滨度假期间。所以必须匆匆地放弃海滩赶回去，以便在这不讨人喜欢的面容腐烂之前再见最后一次。我们才到她的住处，苏珊姑母——她已把大权揽在手中，就要求我最后一次拥吻我的祖母。想到让嘴唇去接触一个死者使我恶心。我的姑母领着我走近尸体旁边，它放在一个黑得已经像是坟墓、去掉了全部装饰的房间的中央。空气里飘动着一股甜丝丝的味道，混合着蜡烛、白花的气味，而且，我肯定，还有一种已经腐烂的肉味。光线很暗，玛丽·布利科的脸比她活着的时候还要吓人。它似乎永久地表现着人类最低劣情感的浓缩。我注意到她的眼睛没有完全闭上，我于是就想像，透过那蜡黄眼皮的缝隙，这个令人厌恶的女人，超越死亡，还继续监管她已遗传给她的后代子孙的基因的缓慢演进。面对这个场景，我感觉我的身体变得僵直，我的肠胃打结，而这时在我的后背，我姑母的手坚定地把我推向那个“将军夫人”的遗骸。一种生理的、消化系统的恐慌此时攫住了我。我想像在盖单的下面，大量的蛆虫已开始活动，释放大量的粪液，它散发的气味已渗透到皮肤的毛细纤维。数不清的蛇在我自己的肠道里兴风作浪，接着，我突然觉着它们升到了胃里，穿过我的喉咙，塞满了我的嘴，终于，射出了意想不到的一束，在死者清白的盖单上。所有的人在这场痉挛中看到了我的痛苦和我的情感的表露，这使我在丧事期间，得到了优厚的待遇。因此，为了不要让我的敏感再受折磨，人们决定为我免除了去墓地和把棺木下葬到我特别希望是地狱的那个插曲。
在葬礼期间和服丧的日子里，没有人流过最小的一滴眼泪。穿着黑衣服，每个人都表现出一副严肃的神色，但是在这些脸上没有一点忧伤的痕迹，它们已转而注意遗产继承的前景去了。和所有这种情况一样，这个分配激活各种层次隐秘的嫉妒，卑劣的情绪，卑鄙的行为，对于它们，小资产阶级通晓其奥秘。最终，经过一些私下里的交易，两个姐妹，社会党人和火十字团，出于对祖产的利益达成协议，她们阴险地联合起来以抛开我可怜的父亲，他由此感到了深深的、合情合理的悲伤。他看着母系的财产从鼻子底下溜走，而几乎只给他留下了家宅老房子的空壳。这一新的凌辱加在失去长子的打击之上，夺去了他尚存的些许活力。当然，他还在卖他的西姆卡，但是还能卖多久呢？
这就是那个时代里的我家，令人不愉快的，过时的，反动的，极度阴郁的。以一个词概括，就是法国的。它就像这个国家，自己认为幸运地还活着，已经克服了它的耻辱和它的贫困。一个现在已足够富有的国家，可以蔑视它的农民，让他们去做工人，给他们建造荒谬的由功能低劣的丑陋高楼构成的城市。与此同时，汽车的变速箱也从三挡提高到了四挡。不需要更多什么来使这个国家上上下下都确信，高速增长已经启动。
在这样的一个法国长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对于一个胆怯的、卡在夏尔·戴高乐和他的总理蓬皮杜之间度过青春期的少年。此外，在与性有关的方面，他别想得到一点儿信息，一点儿教育。被剥夺了一个长兄可能有的学问与经验，守着消沉而默然的父母，我不得不把自己这方面的启蒙托付给一个快乐的着魔似地贪图享受的家伙，他极为能干，富有想像力，有魔鬼之邪恶，没有一丝儿道德观念，也不知抑制为何物，但却天生有令人生畏的健康。他叫大卫·罗沙，比我大一岁，但是，肯定比这个星球上的大多数人都多几辈子的生活阅历。
比我的同类也许要有些滞后，十三岁时，归功于维克多·雨果，我独自发现了射精的要领和机制。那是在一个星期日，我被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去读几章《悲惨世界》，以便给它写出一个概要。就像我同龄的男孩子一样，我总是被一种深藏的暗流所困扰，一种剧烈的压迫不停地在我的下腹部游荡。为了平息它，或者想要控制这种日复一日的躁动，我有了一种抓住我身体延伸物的习惯，以一种不耐烦的旅游者的态度，漫无目的地捏弄它。这是给人愉快却也同时是极其令人扫兴的。然而雨果来了，伴随那没完没了的阅读。一个绝好的星期日。这一次，在勃起的时候——最简单的我已完全领会其规则的机制——产生了这一突发的、大天使般的神秘现象： 射精，带着它闪电般的液体排出和那种骇人而喜悦的温柔的触电感觉。这样的一种使人脱胎换骨的朝圣，我于是得到启示，从此之后只为一次再一次地得到这种颤栗而活着，人们奔跑着就是追逐它，它转动地球，它衍生饥馑，激起战争，它是物种存留的真正动力，那钟摆状腺体的美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