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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仅忘记了一切，而且还常把一笔笔为数不少的钱送给他的某些农工，借口是“土地归劳动者所有”。祖母完全不把这一理由看作是通情达理的标记，没有从这些重复的赠与中体会到一个在晚年被进步观念触动的富裕业主的慷慨之心。与这些相反，玛丽·布利科从她丈夫的举动中，看到的只是他的重病的最后发作，而且，以他的精神失常危及祖产的未来和家人的安全为理由，成功地让人把他关进了精神病院。
受不了那个时代的精神病学的折磨，被包围在狂躁的疯子中间，于世上孤身一人——祖母禁止自己的孩子去看望他们的父亲——列昂·布利科很快就失去了方寸，陷入沉寂之中，一年之后，任自己悄悄地滑向了死亡。
在这一时期，祖母，那时还远不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定期地与另一个男人来往。据她说，他是那种可靠的工头，监管她的产业和佃农的工作。事实上，尽管有她的基督的戒律，玛丽·布利科和所有的人一样，有时候也需要一个男人。
在列昂·布利科死后的几个月里，事情没有什么改变，直到这个新朋友表示想要拥有我祖父的步枪。玛丽·布利科相当警觉，从来不把自己的财产和她的浪人的财产混在一起，她以一个高价出让了这件家传武器。对此至今人们还议论说，这比我祖母的任何其他一切贪婪的古怪行为都更不体面。虽被敲诈但还是颇为高兴，那个情人回到家里，立即就开始清洗那件火器。没有人知道在怎样的情况下，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子弹射出了。人们只是简单地发现，那位漂亮朋友躺在地上，脸被射出的铅弹打飞了。虽已抽搐变形，他手里还抓着那支我祖父列昂的步枪。
我想念樊尚。他死了两年之后，我还总是无法接受他的消逝，不能习惯他的缺席。我需要知道他就在我的身边。至于我的父母，当然，他们工作，继续一起进餐，继续在同一间卧室睡觉。但是，他们看起来不再希望什么，不论是在一起，还是分别之时。有时，我感觉到在我们的周围，世界以无可置疑的脚步前行，而我们被震得昏头昏脑，拘禁在我们的痛苦中，止步不动，是这种生命大潮的局外人。
战后，在亲属的经济援助下，父亲买下了带楼房的、有螺旋坡道通往四层停车场的汽车修理厂。他给自己的产业起名叫“日与夜”汽车行，而且，在底层，开了一家西姆卡汽车特许经销部。他出售而且也修理阿隆德汽车、阿里安汽车、特里亚农汽车、凡尔赛车，还有什么尚博车。今天我完全无法说出，维克多·布利科怎样看待这些小轿车，或者说他对汽车有什么总的看法，因为，在我们共同生活期间，我相信从来没有听到过他谈论汽车的事。也许除了那一次，在1968年给我选择第一辆车的时候，那当然不是一个西姆卡车，而只是一个1961年生产的旧的德国大众1200。
我的母亲克莱尔，很少谈及她的校对员职业。她曾仅仅给我大致解释过一次，说她的工作，就是修改那些对虚拟语态用法，或者对过去分词的搭配很少留心的记者和作家们的拼写和语言错误。人们可能会以为那是一件相对而言平静、重复的工作，总的来说是很少会产生焦虑的。而实际上，与此恰恰相反。一个校对员从来得不到休息。她不停地反思、怀疑，而且尤其是担心把疏忽、错误、不规范等等，从手下放过去了。我母亲的精神从来不能放松，以致经常感觉需要在任何时间，去找一本关于法语特殊用法的书，查证一个规则的习惯用法，或者查证某一处她修改的合理性。她说，一个校对员是一种网，负责对语言的不纯洁作出反应。她的专心度和要求越是高，那网眼就越是细密。但是克莱尔·布利科对自己最丰硕的捕获物也从来都不满意。相反，她总是被那些细小的疏忽，那些不停地混入她的网中未得到改正的浮游生物，纠缠得不得安宁。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 母亲从正在进行中的晚饭桌上站起来，去查她的某一本百科全书或者一本专著，而这只不过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解除一个怀疑，或者平息一下突然袭来的焦虑。这种行为对母亲的个性来说，并不特殊。大多数校对员都会形成这种要求核对的强迫症，而且采取由他们的工作性质所产生的查阅行为。对完美与纯洁的永恒寻求，正是校对者的职业病。
《一个法国人的一生》 第一部分苦难的边缘（4）
从外部来看，克莱尔和维克多·布利科这一对夫妇，有着与这个充满乐观精神的时代相一致的外表，在这个就业充分、百废待兴的时代，到处都可以看到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新家用电器。不错，我的父母很像是那种精力旺盛、充满希望的男人和女人，而实际上，他们不过是两段空心木，心不在焉，在河中间呆着不动。在固定的时间，他们看着和听着这个临产的新世界的啼哭，但是，面对整个凶险的过程，他们始终无动于衷。比利时属刚果的命运，约瑟夫·卡萨武布的阴谋，莫伊兹·冲伯，帕特里斯·卢蒙巴之死，和上加丹加矿业联盟的局势演变，对他们都一样很少有什么触动。在这肆无忌惮的暴力面前，对着这似乎已被托付照管我的教育的电视机，我不停地祈求哥哥回来，重新拥有他在饭桌上的位子，以使人们或者可以最终关掉这个格朗丹，使生活重新回来，而且我们一起，我们能够重新开始旧日的、1958年9月28日那个手术并发症使之中断了的交谈。
阿尔及利亚战争，如同许多其他事件一样，这些另一个世界的图像只不过在电视机凸起的屏幕上滑过，停止为一个遥远和抽象的概念。然而，在1961年期间，在夜里，我们经常被震颤图卢兹的爆炸声惊醒。这种由秘密军组织OAS，反对戴高乐的阿尔及利亚政策、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的组织。签名负责的谋杀波及每一个街区，在民间尤其引起了很多议论。在我家，人们或许也听到了那爆炸声，而且它甚至还可能让我们看到了某些什么，但是，不管怎样，我们什么也不说。甚至当我们午餐的沉寂被弗朗索瓦维尔迪埃小道上汽车喇叭有节奏地应和着“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的口号所打破时，也是一样。三声短，两声长，被遣送回国者的莫尔斯电码。而且，当我父亲车行邻近的邮局被一颗塑料炸弹炸飞时，我们也没有说得更多一点。
与之相反，1962年的圣诞节聚餐，却是例外地喋喋不休。那是在我的祖母玛丽·布利科的住处进行的。所有的家庭成员都聚齐了，当然，除了很少来往的退休商贩玛德兰娜·兰德，还有外祖父弗朗索瓦，他不久前已死于肺病。医生和玛德兰娜发现他蜷缩在他的床下，气息已无，但总是在战争中，他总被要来对他验明正身并把他领到天知道的地方去的两个宪兵的去不掉的幽灵恐吓。这一次，弗朗索瓦·兰德悄悄地不辞而别，永久地摆脱了他们。他被安葬在自己的土地，在那高处，他所从来的山峰上，离那一行无动于衷的滑雪缆车的吊缆不远。
那个圣诞节的聚餐，后来，长时间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我那时十二岁，而在我看来，我们生活于其间的那个世界丝毫没有更成熟一些。这一年，简直可以说，整个家庭聚到一起不是为了晚餐，或纪念我所不知道的宗教节日，而就是为了争辩什么“大事件”。人们就是以这种方式审慎地指称阿尔及利亚战争。布利科一家折射了当时这个国家正在流行的形形色色观点。首先，是我的祖母，曾是忠实的贝当主义者，晚年转而皈依戴高乐派的信条，粗暴的基督徒，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孟代斯，反对我，不喜欢每一道菜之间的等待，完全不在乎那块蔑视宗教、对于基督教信徒已永远失去了的土地——阿尔及利亚的命运。我的姑母苏珊，我父亲的姐姐，她亲生母亲相当忠实的摹本，当然，反对孟代斯，在某些情况下也反对犹太人，在任何时候都反对我，而且永远怀旧于一个白人的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她的丈夫于贝尔，酷似带有南方口音的电影演员埃迪·康斯坦丁，从前的民兵，从前的印度支那军队的参加者，从前的世界的老资格，而据人们所说的，他曾积极参与秘密军组织OAS阵营的活动。我的第二个姑母奥迪尔，皮埃尔德斐尔马高中的英语教师，反种族主义者，顺理成章的也是社会主义者，与贝尔纳·道森以同居形式共同生活，后者是离婚的体育记者，橄榄球专家，而且从不掩饰其对法国共产党的同情。在父系亲属一边，还有一个让，是我的一个表兄，大我十岁，不大可能是苏珊和于贝尔的儿子，一个把巴枯宁和猫王艾尔维斯·普莱斯利挂在嘴边的复杂人物，一个富于同情心的男孩，他注定要在他曾形象地预见其降临的1968年5月之后不久的一次汽车车祸中一去不返。
我的父母亲？他们忠实于樊尚之死以来他们所在的那种状态： 沉默，和蔼，礼貌，不可否认地在场，但是在同时，又完完全全地缺席。
开始进餐前，我的祖母主持背诵了某一段她通晓其奥秘的祈祷文，一连串无休止的圣恩使所有的人都厌烦透顶，大家成了一个火十字团部落，急切地想要进攻地上的食粮。
他们赶忙刀斩海鲜，解决索特尔葡萄酒和肥鹅肝，然后再去彻底地处理奥兰、阿尔及尔、特莱姆森和赛伊达的命运。于贝尔举起了他的酒杯：
“祝所有那些独立的阿拉伯佬圣诞快乐。想想人们在那边不再是在自己家了，这总是有点不一样啊。”
道森竭力试着解释说，阿尔及利亚并不是从来就属于法国，而且，在殖民时代之后接着的就是独立的时代。
“你说话活像是婊子的另一个儿子。”
“于贝尔，我希望，您说这话的时候不是在想着将军。不要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