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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街上到处张贴着为援救他们举行的“演讲会”、“抗议会”的海报。
我读到所谓“犯人”之一的樊塞蒂的“自传”，里面有这样的话：“我
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个口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
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我非常激动，樊塞蒂讲了我心里的话。
我的住处就在先贤祠（Pantheon）旁边，我每天都要经过先贤祠，
在阴雨的黄昏，我站在卢骚的铜像前，对这位“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
的“日内瓦公民”诉说我的绝望和痛苦。回到寂寞冷静的屋子里，我坐
下来求救似地给美国监狱中的死刑囚写信。（回信后来终于来了，樊塞
蒂在信中写道：“青年是人类的希望。”几个月以后，他给处死在电椅
上，过了五十年他们两人的冤案才得到昭雪。我在第一本小说《灭亡》
的“序”上称樊塞蒂做我的先生。）就是在这种气氛、这种心情中我听
着巴黎圣母院（Notre Damede Paris）报告时刻的沉重的钟声，开始写
下一些类似小说的场面（这是看小说看多了的好处，不然我连类似小说
的场面也写不出），让我的痛苦，我的寂寞，我的热情化成一行一行的
字留在纸上。我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
一齐来到我的笔端，我写得快，我心里燃烧着的火渐渐地灭了，我才能
够平静地闭上眼睛。心上的疙瘩给解开了，我得到了拯救。
这以后我一有空就藉纸笔倾吐我的感情，安慰我这颗年轻的孤寂的
心。第二年我的处女作完成了，8 月里我从法国一座小城沙多—吉里把它
寄回中国，给一个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征求他的意见，我打算
设法自己印出来，给我的大哥看（当时印费不贵，我准备翻译一本小说
卖给书店，拿到稿费来印这本书）。等到这年年底我回到上海，朋友告
诉我，我的小说将在《小说月报》上连载，说是这份杂志的代理主编叶
圣陶先生看到了它，决定把它介绍给读者。《小说月报》是当时的一种
权威杂志，它给我开了路，让我这个不懂文学的人顺利地进入了文坛。
我的第一本小说在1929 年的《小说月报》上连载了四期，单行本同
年9 月出版。我把它献给我的大哥，在正文前还印了献词，我大哥见到
了它。1931 年我大哥因破产自杀，我就删去了“献词”。我还为我的大
哥写了另一本小说，那就是1931 年写的《家》，可是小说刚刚在上海一
家日报（《时报》）上连载，第二天我便接到他在成都自杀的电报，我
的小说他一个字也没有读到。但是通过这小说，许多人了解他的事情，
知道封建家庭怎样摧毁了一个年轻有为的生命。
我在法国学会了写小说。我忘记不了的老师是卢骚、雨果、左拉和
罗曼·罗兰。我学到的是把写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融合在
一起。我认为作品的最高境界是二者的一致，是作家把心交给读者。我
的小说是我在生活中探索的结果，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就是我一次又一次
的收获。我把作品交给读者评判。我本人总想坚持一个原则，不说假话。
除了法国老师，我还有俄国的老师亚·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
高尔基。我后来翻译过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和《处女地》，
翻译过高尔基的早期的短篇，我正在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我还有英国
老师狄更斯；我也有日本老师，例如夏目漱石、田山花袋、芥川龙之介、
武者小路实笃，特别是有岛武郎，他的作品我读得不多，但我经常背诵
有岛的短篇《与幼小者》，尽管我学日文至今没有学会，这个短篇我还
是常常背诵。我的中国老师是鲁迅。我的作品里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些
作家的影响。但是我最主要的一位老师是生活，中国社会生活。我在生
活中的感受使我成为作家，我最初还不能驾驭文字，作品中不少欧化的
句子，我边写作，边学习，边修改，一直到今天我还在改自己的文章。
1928 年年底我从法国回国，就在上海定居下来。起初我写一个短篇
或者翻译短文向报刊投稿，后来编辑先生们主动地来向我要文章。我和
那个在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住在一起，他住楼上，我住楼下。我自小害
怕交际，害怕讲话，不愿同外人接洽。外人索稿总是找我的朋友，我也
可以保持安静，不让人来打扰。有时我熬一个通宵写好一个短篇，将原
稿放在书桌上，朋友早晨上班就把稿子带去。例如短篇《狗》就是这样
写成、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越多，来找我组
稿的也越多。我在文学界的朋友也渐渐地多起来了。我在1933 年就说过：
“我是靠友情生活到现在的。”最初几年中间，我总是埋头写八九个月，
然后出去旅行看朋友。我完全靠稿费生活，为了写作，避免为生活奔波，
我到四十岁才结婚。我没有家，朋友的家就是我的家，我到各处去看朋
友，还写一些“旅途随笔”。有时我也整整一年关在书房里，不停地写
作。我自己曾经这样地描写过：“每天每夜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起来，
好像一根鞭子在抽我的心，眼前是无数惨痛的图画，大多数人的受苦和
我自己的受苦，它们使我的手颤动。我不停地写着。环境永远是这样单
调：在一间空敞的屋子里，面前是堆满书报和稿纸的方桌，旁边是那几
扇送阳光进来的玻璃窗，还有一张破旧的沙发和两个小圆凳。我的手不
能制止地迅速在纸上移动，似乎许多许多人都借着我的笔来倾诉他们的
痛苦。我忘了自己，忘了周围的一切。我变成了一架写作的机器。我时
而蹲在椅子上，时而把头俯在方桌上，或者又站起来走到沙发前面坐下
激动地写字。我就这样地写完我的长篇小说《家》和其他的中篇小说。
这些作品又使我认识了不少的新朋友，他们鼓励我，逼着我写出更多的
小说。”这就是我作为“作家”的一幅自画像。1932 年在上海发生的战
争，使我换了住处，但是我没有改变我的生活方式，也没有停止写作。
1934 年底我到日本旅行，我喜欢日本小说，想学好日文，在横滨和
东京各住了几个月。第二年4 月溥仪访问东京，一天半夜里“刑事”们
把我带到神田区警察署关了十几个小时，我根据几个月的经历写了三个
短篇《神》、《鬼》、《人》。我感到遗憾的是我学习日语的劲头也没
有了。因此我今天还在收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日语讲座，还不曾学好
日语。
这年8 月，上海的朋友创办了文化生活出版社，要我回去担任这个
出版社的编辑工作。我编了几种丛书，连续二十年中间，我分出一部分
时间和精力，花在文学书籍的编辑和翻译方面。写作的时间少了些，但
青年时期的热情并没有消减，我的笔不允许我休息。1937 年全面抗日战
争爆发后，我离开上海去南方，以后又回到上海，又去西南。我的生活
方式改变了，我的笔从来不曾停止。我的《激流三部曲》就是这样写完
的。我在一个城市给自己刚造好一个简单的“窝”，就被迫空手离开这
个城市，随身带一些稿纸。在那些日子，我不得不到处奔波，也不得不
改变写作方式。在一些地方买一瓶墨水也不容易，我写《憩园》时在皮
包里放一锭墨，一支小字笔和一大叠信笺，到了一个地方借一个小碟子，
倒点水把墨在碟子上磨几下，便坐下写起来。这使我想起了俄罗斯作家
《死魂灵》的作者果戈理在小旅店里写作的情景，我也是走一段路写一
段文章，从贵阳旅馆里写起一直到重庆写完，出版。有一夜在重庆北碚
小旅馆里写到《憩园》的末尾，电灯不亮，我找到一小节蜡烛点起来，
可是文思未尽，烛油却流光了，我多么希望能再有一节蜡烛让我继续写
下去。。。
那种日子的确不会再来了。我后来的一部长篇小说《寒夜》，我知
道在日本有三种译本，这小说虽然是在战时的重庆开了头，却是在战后
回到上海写成的。有人说这是一本悲观的小说，我自己也称它为“绝望
的书”。我描写了一个善良的知识分子的死亡，来控诉旧社会，控诉国
民党的腐败的统治。小说的结尾是重庆的寒冷的夜。1979 年在法国尼斯
有一位女读者拿了书来，要我在扉页上写一句话，我就写着：“希望这
本小说不要给您带来痛苦。”过去有一个时期，我甚至害怕人在我面前
提到这本书，但是后来我忽然在旧版日译本《寒夜》的书带上看到“希
望的书”这样的话，这对我是多大的鼓励。说得好！黑暗到了尽头，黎
明就出现了。
中国人民得到了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开始学习马克
思主义（但是我学得很不好）。我想用我这支写惯黑暗和痛苦的笔改写
新人新事，歌颂人民的胜利和欢乐。可是，我没有充分的时间熟悉新人
新事，同时又需要参加一些自己愿意参加的活动，担任一些自己愿意担
任的工作。因此作品也写得比较少。有一个时期（1952 年）我到朝鲜，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中“深入生活”。第一次接触普通的战士，同他
们一起生活，我有些胆怯。一个长期关在书房里的人来到革命军人的大
家庭，精神上当然会受到冲击，可是同时我感到温暖。指战员们都没有
把我当作外人，仿佛我也是家庭中的成员，而且因为我新近从祖国来，
他们对我格外亲热。在这个斗争最尖锐的地方，爱与憎表现得最突出，
人们习惯于用具体行动表示自己的感情，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天天都
有。这些大部分从中国农村出来的年轻人，他们以吃苦为荣，以多做艰
苦的工作为幸福，到了关键时刻，他们争先恐后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在
这些人面前我感到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