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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的真实吗？像您这样的年轻人是不可能完全懂的！您那个小公务员是那样卑屈，他甚至
不敢相信自己处境悲惨。他认为哪怕一点点抱怨都是胆大妄为。他不承认像他这样的人有
‘痛苦的权利’。然而这是一个悲剧！您一下子就懂得了事物的真相！我们批评家说明一
切事物的道理，而你们艺术家凭想象竟然接触到一个人灵魂的深处。这是艺术的奥妙，艺
术家的魔术！您有才华！好好地珍惜它，您一定会成为大作家。”
这是从一本意大利人介绍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的书中摘录下来的。
书里面引用的大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话，回忆、日记和书信，中
间也有少数几篇他的夫人和朋友写的回忆。编辑者把它们集在一起编成
一本136 页的书，①反映了小说家六十年艰辛的生活，他的经历的确不平
凡：给绑上了法场，临刑前才被特赦，在西伯利亚做了四年的苦工，过
着长期贫困的生活，一直到死都不放松手中的笔。想到他，我的眼前就
出现一个景象：在暴风雪的袭击之下，在泥泞的道路上，一个瘦弱的人
昂着头不停地前进。生活亏待了他，可是他始终热爱生活。他仅次于托
尔斯泰，成为19 世纪全世界两个最大的作家之一，可是他的生平比作品
更牢牢地拴住了我的心，正如意大利编者所说“加强了对生活的信心”。
他不是让衙门、让沙皇的宠幸培养出来的，倒是艰苦的生活、接连的灾
难培养了他。《穷人》的作者同批评家接触的机会不多，别林斯基当时
已经患病，过两三年就离开了人世，接着年轻小说家也被捕入狱。陀思
妥耶夫斯基后来那些重要著作都和别林斯基的期望相反。给我留下印象
最深的是被称为“可怕的和残酷的批评家”的别林斯基对《穷人》的作
者讲的那段话，他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作家、对待青年作者的。三十四
岁的批评家并没有叫二十四岁的青年作者跟着他走，他只是劝陀思妥耶
夫斯基不要糟蹋自己的才华。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作家和批评家，两种人，两种职业，两种
分工。。如此而已。作家不想改造批评家，批评家也改造不了作家。最
好的办法是：友好合作，共同前进。本来嘛，作家和批评家都是文艺工
作者，同样为人民、为读者服务；不同的是作家反映生活、塑造人物，
① 见尼可拉·莫斯卡尔德里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1936 年米兰版。
而批评家却取材于作家和作品，他们借用别人来说明自己的主张。批评
家论述作家和作品，不会用作家用的尺度来衡量，用的是他们用惯了的
尺度。
几十年来我不曾遇见一位别林斯基，也没有人用过我的尺度来批评
我的作品。不了解我的生活经验，不明白我的创作甘苦，怎么能够“爱
护”我？批评家有权批评每一个作家或者每一部作品，这是他的职责，
他的工作，他得对人民负责，对读者负责。但是绝不能说他的批评就是
爱护。我不相信作家必须在批评家的朱笔下受到磨练。我也不相信批评
家是一种代表读者的“长官”，是美是丑，由他说了算数。有人说“作
品需要批评”。读者不是阿斗，他们会出来讲话。作家也有权为自己的
作品辩护，要是巧辩，那也只会揭露他自己。
《巴金全集》自序
我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四年前编选十卷本《选集》的时候，我在
《后记》里写着“我不会让《文集》再版①。去年出版社找我商谈编印《全
集》的事，我几次没有同意，可是终于给朋友树基②说服了。无怪乎我的
女儿小林向我提出质问：“你连十四卷《文集》都不肯重印，怎么又答
应编印《全集》？”她问得有理。答应出版全集，我的确感到压力，感
觉到精神上的负担。我多么愿意让我的全部作品化为灰烬，化作尘土，
让我的名字在人间消失，被读者忘记。这样，我最后闭上眼睛或者会感
到一点轻松。写作五六十年，我欠了读者太多的债。现在即使躺在病床
上，我仍然担心我的文章对读者会不会有帮助，会不会有启发。我真不
愿意它们给读者带来精神上的伤害！因此我宁愿让它们同我一起消亡。
这大概就是所谓社会责任感吧。
但是有一件事却不能由我自己说了算。任何一部作品发表以后就不
再属于作家个人。它继续存在，或者它消灭，要看它的社会效益，要根
据读者的需要和判断来决定。所谓不属于个人，并非说它就是“社会财
富”，只是因为它已经产生了社会影响，好的或者坏的影响，作者便不
能推卸责任，譬如欠债要还。编印《全集》，不过是给我五六十年的创
作实践作一个总结，算一算我究竟欠下多少债，我自己心中有数，才可
以安心地放下这支已经变得有千斤般重的笔。
现在是结算的时候了。我有一种在法庭受审的感觉。我不想替自己
辩护，我也不敢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害怕自己经受不住考验。但我
认为作家对自己的要求一定要严格。我不寻求桂冠，也不追求荣誉。我
写作一生，只想摒弃一切谎言，做到言行一致。可是一直到今天我还不
曾达到这个目标，我还不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可悲的是，我越是觉得
应当对自己要求严格，越是明白做到这个有多大的困难。读者在这《全
集》里可能发现我的文章前后矛盾，常常跟自己打架——往好的方面解
释，我在不断地追求；朝坏的方面说，那就是我太软弱，缺乏毅力，说
得到却做不到。
① 《巴金文集》在文革期间被称为十四卷“邪书”，作为“大毒草”受到多次批判。
② 树基：即王仰晨。
我将用《全集》来检查自己，解剖自己。读者也可以用《全集》对
照我的言行来判断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树基是我的老友，他比较了解
我，熟悉我的写作的道路，我是40 年代在桂林认识他的。把编印的工作
交给他，我放心。虽然来日无多，精力有限，我还是愿意充当他的助手，
做好这个工作。《全集》出“全”，可能要花费几年的工夫，而且对《全
集》的“全”字我们可能还有不同的看法，不要紧！我只希望它成为一
面大镜子，真实地、全面地反映出我的整个面目，整个内心。
新年前我接到不少朋友寄来的贺年片，祝我“健康长寿”。我惭愧
我不能用笔表达出我的感激之情，我抱歉我不一定能满足他们好心的祝
愿，但是我仍然要尽最大的努力朝着我一生追求的目标前进。
不能用笔表达的，还可以用行为写出来，我这样地相信。
1986 年1 月10 日
文学生活五十年①
——1980 年4 月4 日在日本东京
朝日讲堂讲演会上的讲话
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极少发表演说，今天破例在这里讲话，
只是为了报答日本朋友的友情。我讲友情绝不是使用外交辞令，我在这
个词里倾注了深切的感情。友情不是空洞的字眼，它像一根带子把我们
的心同日本朋友的心牢牢地拴在一起。想到日本朋友，我无法制止我的
激动，我欠了你们一笔友谊的债。我不会忘记“四人帮”对我横加迫害
要使我“自行消亡”的时候，日本朋友经常询问我的情况，关心我的安
全。而我在被迫与世隔绝的十年中也常常想起同你们在一起度过的愉快
日子，从这些回忆中得到安慰。今天我们又在一起欢聚了，我的兴奋和
欢欣你们是想得到的。
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唯其不善于讲话，有思想表达不出，有
感情无法倾吐，我才不得不求助于纸笔，让在我心上燃烧的火喷出来，
于是我写了小说。
我不是文学家，但是我写作了五十多年。每个人从不同的道路接近
文学。我从小就喜欢读小说，有时甚至废寝忘食，但不是为了学习，而
是拿它们消遣。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小说家。我开始写小说，只
是为了找寻出路。
我出身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的大家庭，在二三十个所谓“上等
人”和二三十个所谓“下等人”中间度过了我的童年，在富裕的环境里
我接触了听差、轿夫们的悲惨生活，在伪善、自私的长辈们的压力下，
我听到年轻生命的痛苦呻吟。我感觉到我们的社会出了毛病，我却说不
清楚病在什么地方，又怎样医治。我把这个大家庭当作专制的王国，我
坐在旧礼教的监牢里，眼看着许多亲近的人在那里挣扎，受苦，没有青
春，没有幸福，终于惨痛地死亡。他们都是被腐朽的封建道德、传统观
念和两三个人一时的任性杀死的。我十九岁离开旧家庭就像甩掉一个可
① 本篇最初载于1980 年4 月16 日日本《圣教新闻》；同年11 月15 日发表于南京《钟山》文艺丛刊第四
期。
怕的黑影。二十三岁我从上海跑到人地生疏的巴黎，想找寻一条救人、
救世，也救自己的路。说救人救世，未免有些夸大，说救自己，倒是真
话。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我有感情无法倾吐，有爱憎无处宣泄，好像落
在无边的苦海中找不到岸，一颗心无处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静，
我就活不下去。1927 年春天我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小公寓的五层楼
上，一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里，我寂寞，我痛苦，在阳光难照
到的房间里，我想念祖国，想念亲人。在我的祖国正进行着一场革命与
反革命的斗争，人民正在遭受屠杀。在巴黎掀起了援救两个意大利工人
的运动，他们是萨珂（ N。Sacco）和樊塞蒂（ B。Vanzetti），他们被诬
告为盗窃杀人犯，在美国麻省波士顿的死囚牢中关了六年，在我经常走
过的街上到处张贴着为援救他们举行的“演讲会”、“抗议会”的海报。
我读到所谓“犯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