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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见他的地方，是在离东印度码头路不远贫民区内一幢简陋的小房子里。街上站满了人，两层楼上都挤着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接见是在楼上一间大约十二英尺见方的前房内。我去时圣雄还不曾到，我在那里等他的时候，就开始考虑应当对他谈些什么。以前我曾听到，他怎样入狱，怎样绝食抗议，怎样为印度的自由进行斗争，此外还约略知道一些他怎样反对使用机器。
最后他到了，当他拢着他的缠腰布走下汽车时，人们都向他高声欢呼。在贫民窟里那条拥挤不堪的小街上，看见许多人欢呼簇拥着这样一个外国人，走进一幢简陋的房子，那情景确是很奇特的。他上了楼，走到窗口，招手叫我过去，于是我们俩一起向下面人群挥手。
我们刚在沙发上坐下，照相机的闪光突然在屋子里四下照亮。我坐在圣雄右边。这时，想到了必须就一个自己一无所知的问题发表相当精辟的谈话，我就开始局促和害怕起来。坐在我右面的是一个脾气很执拗的少妇，她向我说了一大堆话，可我一句也没听进，我只表示赞许地点着头，同时心里却在盘算：应当向甘地谈一些什么。我知道，这一次必须由我来开场，不能等着圣雄来说给我听：他是多么爱着我最新的一部影片，等等——他是否看过影片都成问题。后来，一个印度女人突然用命令口气打断了那个少妇喋喋不休的谈话：“小姐，请你说到这儿为止，让卓别林先生和甘地谈话好吗？”
故乡之旅为《城市之光》作宣传（3）
挤满了人的屋子里突然静下来。圣雄那张仿佛戴着面具的脸上露出了期待的神情，这时我想到，现在整个印度都在等着我说话啦。于是我亮了亮嗓子。“我当然同情印度人奋发图强，同情他们为自由进行斗争，”我说，“然而，您对机器那样深恶痛绝，我有点儿想不通。”
圣雄点了点头，微笑了笑，这时我接下去说：“无论如何，机器如果被用来为人民造福，就可以帮助打碎奴役他们的枷锁，让他们能用更少的时间去从事劳动，有更多的时间去增进知识和享受人生。”
“这我明白，”他冷静地说，“但是，印度人要实现这些目标，就必须首先摆脱英国的统治。过去机器使我们依赖英国，我们要不再依赖他们，惟一的办法就是抵制一切机制的货物。因此，我们每一个印度人都必须纺自己的纱，织自己的布，把这看作是一件爱国的任务。这是我们向英国这样一个强大敌人进攻时应当采取的方式——当然，这方面还有其他的原因。印度的气候和英国的不同；因此印度人的习惯和需要也两样。英国天气冷，这就需要努力发展一些工业，形成了复杂的经济。你们需要制造餐具的工业，可我们用手指夹东西吃。所以，生活中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地方。”
印度如何使用策略争取自由：在这方面，我很清楚地听了一堂现身说法的课；说来也矛盾，使我受到鼓舞的这个人既讲求实际，又富于理想，同时具有实现这些理想的坚强意志。他还告诉我，要实现高度的独立，就必须抛弃一切不必要的东西，至于暴力，那它终必自趋灭亡的。
屋子里其他的人都散了，圣雄问我是否高兴留在那儿看他们做祷告。他自己盘腿坐在地板上，另五个人和他围坐在了一圈。那是一个奇怪的景象：在伦敦贫民区中心的一间小屋子里，六个人盘着腿坐在地板上，这时曛黄的夕阳很快地在屋檐后边降落，我坐在一张沙发上，看他们恭恭敬敬地做祷告。我心里想，这是多么矛盾啊，瞧这位非常讲求实际的人，具有那样精明的法律眼光，那样深奥的政治现实感，然而，这一切都仿佛消失在一片顶礼诵赞声中了。
《城市之光》初映的那一天，暴雨倾盆，但是热心的观众仍旧赶到了戏院里，影片映得很成功。我坐在楼厅上肖伯纳旁边，引起了场内一片笑声和掌声。我们俩只好一同站起来鞠躬。而这一来就更把观众们招乐了。
丘吉尔来看初映，还参加了初映后举行的晚宴。他发表了一篇讲话，说他要为一个人祝酒，这个人从前出生在河对面，后来赢得了全世界的喜爱，这个人就是查理·卓别林！我没想到他会说这一番话，当时听了感到有点儿惶窘，尤其听到他开头称呼“勋爵们，女士们，先生们”。由于受到席上那种繁文缛节的感染——此外，还由于其他的原因——我也用类似的口气说：“勋爵们，女士们，先生们，我的朋友故财政大臣——”说到这里，我说不下去了。我只听到好些人在窃窃私语。接着我又听到一个洪亮的声音重复说：“故财政大臣，故财政大臣！我喜欢这样说法，故财政大臣！”说这话的当然是丘吉尔。我一时醒悟过来，于是接下去说，“嗯，说‘前财政大臣’怪别扭的。”
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工党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儿子），邀我和拉尔夫去会他父亲，然后在契克斯过夜。我们去时，在路上遇见了首相，他正在作保养身体的散步，穿着灯笼裤，带着围巾，戴着便帽，还叼着烟斗，拄着手杖，那神气完全是一个乡绅，丝毫也不像一位工党领袖。我一见到他，就觉得他是一个地位显赫的要人：这人显然经常意识到首相的重大责任，同时从他那高贵的气派中透出点儿幽默的趣味。
那天晚上，大家起先感到有些拘束。但是吃完了晚饭，我们都到那历史上有名的长厅里去喝咖啡，在那里看到了克伦威尔刚死后做的面型和其他历史文物，然后一起坐下来闲谈。我对首相说，自从我上次回来后，英国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一九二一年，我在伦敦还看到很多穷人，一些白发苍苍的老奶奶睡在泰晤士河堤岸上，但是我这次来，那些老奶奶都不见了，睡在那里的流浪汉也没有了。商店里货物充沛，孩子们鞋袜穿得整整齐齐，这一切当然应归功于工党政府。
首相的神情显得高深莫测，他不开口，尽让我说下去。我知道工党政府是社会党的政府，问他这样的政府是否有权力在基本上改变这个国家的组织。他眨了眨眼睛，用幽默的口气回答说：“它应当是能够的，然而，英国政治上有一个矛盾现象：你只要一朝大权在握，立刻就会变得束手无策。”他回忆了一下，然后说了一段他任首相后首次进白金汉宫觐见的故事。当时皇帝陛下很亲切地招呼他，说：“怎么，你们社会党人打算把我怎么办呢？”
首相笑了起来，说：“当然是向陛下效忠，为国民谋福利。”
在选举期间，阿斯托夫人邀我和拉尔夫去普利茅斯她的家里度周末，会见也要去那里度周末的Ｔ·Ｅ·劳伦斯。但是劳伦斯因为临时有事不曾赴约。后来阿斯托夫人邀我们到她的选区里去，参加在码头上举行的一次集会，她将在会上向一些渔民演讲。她问我是否也可以说几句话。我说，我是支持工党的，实际上不能赞同她的政策。
“没关系嘛，”她说，“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想要看看您。”
那一次露天集会，我们在一辆大卡车上讲话。她选区里的主教也来了，主教显得有点儿不高兴，我觉得他只是敷衍地招呼了我们一下。阿斯托夫人作了简短的介绍，然后我登上了卡车。“朋友们，你们好，”我说，“让我们这些百万富翁来指导你们选举，这敢情好，但是，我们的情况是跟你们很不同的。”
这时候我忽然听见主教发出感叹：“说得好！”
我接下去说：“阿斯托夫人和你们可能有一些共同点——至于共同点是什么，那我可不知道。我想，你们总要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一些。”
“好极了！非常好！”主教说。
“至于她的政纲，再有她的政历，代表这个，呃……呃……”“这个选区的，”主教说——我每次一结巴，他就提醒我——“阿斯托夫人的政历肯定是十分令人满意的。”我最后还说，我知道她为人是非常和蔼可亲的，心地是极其善良的。我走下了车，主教仍旧满面堆笑，他热情地和我握手。
英国的牧师具有强有力的诚恳感，这最好地反映了英国人的品质。正是由于休利特·约翰逊博士和牧师会会员柯林斯这些人物，以及其他许多高级教士，英国教会总是显得那么生气勃勃的。
故乡之旅为《城市之光》作宣传（4）
我的朋友拉尔夫·巴顿做出来的事情很古怪。我发现客厅里的钟停了，电线被人割断了。我告诉他这件事，他说：“是呀，是我给割断的。我嫌那钟滴答滴答吵得讨厌。”我听了很惊讶，感到不大痛快，但是，想到拉尔夫一向脾气古怪，也就把这件事丢开不提了。他离开纽约后，忧郁症看来已经痊愈。现在他决定要回美国了。
临动身之前，他问我是否高兴和他一起去看他的女儿。那是他的大女儿，是他第一个妻子所生的，一年前做了修女，现在在哈克尼一个天主教女修道院里。拉尔夫常常提起她，说她十四岁就受到神的感召，一心要做修女，无论父母怎样劝说也没用。他给我看她十六岁那年拍的一张照片，她的美貌立刻将我吸引住：一双乌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