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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方面所起的作用；文章里说，大战期间，英格兰银行已经用空了全部黄金储备，只剩下四亿英镑外国证券，政府要向该银行借五亿英镑，于是银行的主管人员就把那些证券一起搬了出来，向它们看了一下，又把它们藏进金库，然后向政府提供了贷款，据说这一个办法曾被重复了好几次。凯恩斯点点头说：“是这个情形。”
“可是，”我很有礼貌地问，“那些借款又是怎样偿还的呢？”
“还是用纸币去偿还嘛，”凯恩斯说。
午餐将近结束，阿斯托夫人把一副喜剧演员用的假牙套在牙齿上面，模仿维多利亚时代贵妇人在骑艺俱乐部里说话。带上了假牙，她的面部就变了形，显得十分滑稽。她激动地说：“在我们那个时代里，我们英国妇女带着猎犬出去打猎，多么气派——不像美国西部那些轻佻的丫头，她们跨在马背上，多么恶俗难看。我们是坐在横鞍上，跑得又稳又快，多么庄重，多么文雅。”
阿斯托夫人真可以成为一位杰出的演员。她又是一位可爱的女主人，我应当感谢她为我们举行了多次愉快的宴会，让我有机会见到许多英国知名人士。
午餐后，客人都散了，阿斯托勋爵领我们去看芒宁斯给他画的肖像。我们到了画室门口，芒宁斯不愿让我们进去，经阿斯托勋爵再三商量，他才答应了。他画的是阿斯托勋爵骑在一匹猎马上，四周是一群猎犬。这时我的一句话合了他的意，我不但赞美那些已经画好的人像，还夸他给猎犬的动作所作的速写草稿。我说：“这些动作是有音乐性的。”芒宁斯高兴了，他给我看了另几幅速写。
又过了一两天，我们在肖伯纳家里午餐。餐后Ｇ·Ｂ·把我领到他书房里——单是我们俩——让阿斯托夫人和其他客人都留在起居室里。书房俯临泰晤士河，房里窗明几净。忽然，我发现壁炉架上边摆满了肖的著作，肖写的文章我读过的很少，这时我就像个傻子似的走近它们跟前，发出了惊叹：“啊呀，这全都是您写的呀！”接着我就想到，也许是他故意安排了这么一个机会，要和我谈一谈他的作品，试一试我的智力吧。我又想到，我们俩总不会这样老待在这儿，其他的客人就会走进来打破这个僵局的。我真希望他们快点儿进来。然而，没人进来，一时屋子里静默得令人难受，我只好笑着转过身去，四面打量屋子里的陈设，泛泛地谈了几句，说这屋子里是多么舒适。然后，我们又回到其他客人那里去。
此后我几次会见了肖伯纳夫人。记得我们谈到Ｇ·Ｂ·的剧本《苹果车》，说一般人对这剧本的反应比较冷淡。肖伯纳夫人很恼火。她说：“我叫Ｇ·Ｂ·别再写剧本；一般观众和写剧评的都不配看这些戏！”
此后三个星期里，我们一直忙着赴宴会。一次是拉姆齐·麦克唐纳首相邀请，另一次是温斯顿·丘吉尔邀请，此外就是阿斯托夫人、菲利普·沙逊爵士等一些贵族们邀请。
我第一次会见温斯顿·丘吉尔，是在玛丽昂·戴维丝的海滨住宅里。那天一共大约有五十位客人，他们在舞厅和会客室之间转来转去，这时候丘吉尔由赫斯特陪同着在走道里出现，双手插在背心口袋里，一副拿破仑的姿势站在那儿，注视着这些跳舞的客人。他那样儿好像是一时茫然失措，不知道怎样才好。Ｗ·Ｒ·看见了我，招呼我过去，给我们介绍了。
丘吉尔虽然对人很亲热，但显得有点儿粗鲁。赫斯特走开了一会儿，我们俩就站在那里，随便交谈了几句，而客人们这时仍在我们身边转来转去。后来，我们谈起英国工党政府，这时他才振作起精神。“我有一件事不理解，”我说，“在英国，如果选举了社会党的政府，那并不会改变国王和王后的地位。”
他疾速地向我瞥了一眼，露出嘲笑和挑衅的神气。“当然不会改变，”他说。
“我还以为社会党是反对君主制度的哩。”
他大笑起来。“如果你是在英国，我们会因为你说这句话割了你的脑袋。”
又过了一两天，他邀我到他住的旅馆里去吃晚饭。我去时那里已经坐了另两位客人，还有他的儿子伦道夫，那是一个十六岁的漂亮小伙子，他非常喜欢说理和辩论，并且像一般主意坚定的青年人那样，在一些问题上提出了批评。我看得出，温斯顿为他感到十分骄傲。那是一次非常愉快的晚会，爷儿俩在席上随意取笑，谈了一些日常琐事。此后，在他返回英国之前，我又和他在玛丽昂的海滨住宅里会过几次。
故乡之旅为《城市之光》作宣传（2）
现在我和拉尔夫来到伦敦，丘吉尔先生就邀我们去查特威尔度周末。那天天气十分寒冷，我们驱车到达那里。查特威尔别墅是一所美丽的老式房子，里面陈设得很朴素，也很雅致，有着那种家庭的亲切气氛。我只是在第二次来到伦敦时，才真正开始对丘吉尔有所了解。当时他是下议院一位后座议员。
我认为温斯顿爵士比我们多数人都更会寻欢作乐。在人生舞台上他扮演了许多角色，表现出了勇气、兴趣与巨大的热情。这个世界上的有趣事情，很少有一件被他错过了。人生对他是有趣的。他生活得痛快，玩起来也痛快——他押了很大的赌注，并且是一个赢家。他享受了权力，但从来不曾对权力着迷。在事务繁忙的生活中，他能够挤出时间来从事他所爱好的消遣：砌砖，跑马，绘画。我在他餐厅里看见壁炉上边挂着一幅静物油画。温斯顿看出我对这幅画很感兴趣。
“这是我画的。”
“啊，太美啦！”我热情激动地说。
“算不了什么——我在法国南部看见一个人画风景画，我就说：‘我也能画。’”
第二天早晨，他领我去看他自己给查特威尔砌的围墙。我大为惊奇，说砌墙并不是一件像看来那样轻而易举的事。
“我来教你怎样砌，五分钟内你就可以学会。”
第一天晚上，席上有好几位年轻的议员，这些人真可以说是都拜倒在他门墙之下，其中有布思比先生（即现在的布思比勋爵）和已故的布伦丹·布雷肯（后来成为布雷肯勋爵），两位的谈吐都富有风趣。我告诉他们，说我要去会见当时正在伦敦的甘地。
“我们把这个家伙纵容得也够了，”布雷肯说，“管他什么绝食抗议，当局应当把他送进牢房，永远关在牢里。除非我们拿定主意，否则就会丢了印度。”
“如果监禁能够解决问题，那倒是一个挺简单的办法，”我插嘴说，“但是，你把一个甘地关进监狱，就会有另一个甘地出现。甘地像征着印度人民的需要，除非是他们的需要得到满足，否则就会陆续产生甘地。”
丘吉尔转过身来向我笑了笑。“你倒可以成为一位出色的工党党员。”
丘吉尔的可爱之处，就在于他能宽容和尊重别人的意见。对那些与他意见相左的人，他好像是从来不去记恨的。
布雷肯和布思比当天晚上就回去了，第二天我和温斯顿一家人很亲密地共度假日。那是一个政局动荡不安的日子，比弗布鲁克勋爵整天连续打电话到查特威尔来，温斯顿晚餐时几次离席去听电话。当时正在进行选举，国内处于经济危机之中。
我觉得吃饭时的情景很有趣，温斯顿在桌上大谈其政治，一家人听着，都显得那么怡然自得。你感觉到，这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大家对此已经习惯了。
“内阁大臣谈到平衡预算如何困难重重，”丘吉尔说时偷偷地向家里人瞟了一眼，然后看了看我，“说什么经费已经到了拨无可拨的地步，说什么再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上税的了，因为英国人拌起他们的糖茶来已经像是在搅糖浆一样了。”他停了下来，留心看大伙对这几句话的反应。
“如果再在茶叶上征收一笔税，预算是不是可以平衡呢？”我问。
他看了我一眼，迟疑了一下。“可以的，”他回答——但是我觉察出他的口气并不是十分肯定的。
我很喜欢查特威尔那种朴素的、几乎是斯巴达式的风格。丘吉尔的那间卧室是和图书室合而为一的，里边四面沿墙壁都高高地堆满了书。有一面全部摆的是国会议事录。还有许多有关拿破仑的书籍。“是呀，”他承认，“我是十分崇拜他的。”
“我听说，你有意思拍一部以拿破仑为主题的电影，”他说，“你应当去拍嘛——这方面有极精彩的喜剧片资料：有一次，拿破仑正在洗澡，他兄弟热罗姆穿着一身金线绦镶边的制服，冲到他的跟前，以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使拿破仑在尴尬的情况下答应他提出的要求。但是拿破仑故意在浴缸里滑了一下，泼了他兄弟制服上一身水，然后吩咐他离开那儿。兄弟狼狈地退出来了——那是喜剧片里一个很精彩的镜头呀。”
我记得，有一次丘吉尔先生和夫人在奎格利诺酒馆午餐。温斯顿满面怒容，那样儿像是一个孩子在闹脾气。我走到桌子跟前去招呼他们。“看样子您好像是受了谁的气似的，”我笑着说。
他说刚在下院里辩论了出来，对讨论德国问题的情况很不满意。我以为这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但是他摇了摇头。“不，不，这问题非常严重，确实非常严重。”
在丘吉尔家里作客后不久，我见到了甘地。事先有人来问我是否愿意去会见甘地。我听了当然非常兴奋。对甘地我是一向尊敬的，我钦佩他那精明的政治眼光和钢铁般的坚强意志。但是我认为他去伦敦是一个错误。因为，到了伦敦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