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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涌现出诸如全祖望、赵一清、戴震等治郦名家。但从1774 年戴震自称
以大典本校今本《水经注》刊出后，世人以《戴氏水经注》与大典本多不合，
而多暗合于赵一清本，颇疑戴氏在四库馆得窥赵校本，其所校本，实窃赵一
清《水经注释》。原上海合众图书馆所藏孙沣鼎校的《〈水经注〉跋》，最
早记载了这一情况。及至后来，“戴窃赵”又引出戴、赵两家皆抄袭全祖望
校《水经注》问题，而对戴震攻击尤甚，众说纷坛，毁誉不一。始成郦学史
上一大疑案。
金坛段玉裁是乾嘉学派中的著名学者，素以治小学著称，与王念孙同为
“清代三绝学”之一。段氏年岁与戴氏相仿，起初他们只是论学之友，未久，
段氏即师事戴震。戴震谢世后，段玉裁对当时议及其师的言论，每每为之辨
护。他在《与梁曜北书》、《论戴、赵二家〈水经注〉》诸篇中竭力为戴氏
雪白。至道光咸丰年间，邵阳魏源列证为文，申斥段说之妄，力主戴袭赵说。
同时的张穆在其《全氏〈水经注〉辨诬》中也论定戴袭赵书。仁和谭献
在其《复堂日记》中对疑案的态度，虽持两端，但亦颇疑戴袭赵书。谭献的
观点颇有影响，以致郦学集大成者杨守敬在其《水经注疏要删》的《自序》
中亦谓戴震抄袭。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推定戴震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 年）
负责编撰直隶《河渠书》时，确实看到赵校《水经注》。他认为，戴震厘定
经注，“似非全出因袭”，而全、赵、戴三家校语多相合的原因，是由于所
据的原书相同，即令十百人校之，亦无不同，未足以为相袭的证据。戴震出
于名心所炽，对“郦书诸本及前人校正之勤一笔抹煞，而欲自成一定本，殊
为错误，后人窃书之谤，亦有激而来也”。（吴泽《水经注校·前言》）此
外，王先谦、梁启超对疑案则持调和态度，撰文从中调停。
30 年代中，日本著名郦学家森鹿三在当时“戴袭赵书”占绝对优势的潮
流中，却是一名拥戴派。他对“戴袭全、赵”的传统说法持怀疑态度，并以
表彰戴震的功绩为自己郦学研究的宗旨。森鹿三在1933 年发表的《关于〈戴
校水经注〉》中，对此提出了一系列反证，力图加以修正。1938 年，中国的
郑德坤对森氏此文，在《燕京学报》第十九期发表了《〈水经注〉赵戴公案
之判决》，详尽地陈述了看法。郑对有否“戴袭全、赵”的说法，列举了对
此肯定的证据十条，否定的证据五条，其中对森氏驳斥“戴袭全、赵”说法
的三条结论，郑也作了意见相近的评论。胡适也是一名不随此案潮流的拥戴
派。40 年代后期，他对《水经注》的版本作过深入研究，陆续撰写了《赵一
清与全祖望辨别经注的通则》、《水经注疑案（壹）戴震部分及全案纲领》
等文，为戴震辨诬释疑作了详细考证。
解放以来，对这桩历史公案仍以袒赵派居众，如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
证》，张舜徽的《清人文集别录》、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水利水电科学研究
院编写的《中国水利史稿》（上册）等书，均作如是观。然亦有经多种版本
校勘，全面评析此案者，如钟凤年考证，戴校殿本虽称为据大典本所证订，
实则戴氏所提问题4400 多条中，其所改确与大典本相同的仅约720 条，此外
明言据他书以改正者约240 条，其余3000 多条只能说别有所据。并列举证明，
殿本乃于大典本外兼采黄省曾诸本杂凑而成，并非独采自赵校，只是采自赵
本特多而已。后之学者未能了解真相，往往以为只是多暗袭赵校，乃由于未
经就黄、吴以迄全、赵各本全对证之故，以此归咎戴氏实非持平之论。（《评
我所见的各本〈水经注〉》，《社会科学战线》1979 年第2 期）张重威在以
诸本互校后则认为，“魏默深、张石洲、杨惺吾诸家讥谪东原伪托《大典》
之说，可以毅然论定其不诬矣。至于谓东原盗袭诚夫，然亦确有出于东原之
自行考订及根据归有光之校本者，不能指为润色也。又有校补之处确为全氏、
赵氏及各家校本之所无者，王氏各校已经说明”，谓“异书特出，百数十年
之症结涣然冰释”（《默园〈水经注〉校勘记跋稿》，《学林漫录》第八集），
对疑案作了中肯的分析。
全、赵、戴等人早已作古，历史是公正的，千秋功过，自有评说。
（王国忠）
质疑篇
徐福有没有东渡日本？
中国和日本有着2000 多年交往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中，究竟是谁最
早东渡日本？
若干历史和传记都提到了徐福。百余年来徐福其人其事，特别是他有否
东渡日本，引起了中日学者的兴趣。
我国最早叙述徐福史事的司马迁，在《史记》中的《秦始皇本纪》、《淮
南衡山列传》和《封禅书》提及：秦始皇东巡琅邪，“遣徐市（徐福）发童
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并称“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于是百姓
悲痛相思”。没有讲明徐福到了何处。尔后西晋陈寿《三国志·吴书》说，
徐福到达的是亶洲，“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迁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
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
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入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卒
不可得至”。
当时，中国大陆和亶洲已有来往，它的位置，东晋葛洪《枕中记》认为
“对东海之东北岸”，唐人《括地志》认为“在东海中”，后人以为是台湾
或琉球，也有说是美洲，但很多人说是日本。
唐宋以来，中日交往频繁，中国不少学者有所记述，有的就把徐福东渡
和日本联系在一起。最初提出徐福到日本安居，是五代后周义楚和尚：“日
本国亦名倭国，在东海中。秦时，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国，今人
物一如长安。。。徐福至此，谓蓬莱，至今子孙皆曰秦氏。”（《义楚六帖》）
据称此说得自其朋友日本和尚弘顺。自此之后，多有称徐福在日本安居的。
北宋欧阳修《日本刀歌》有句云：“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
明初日本空海和尚到南京，向明太祖献诗，提到“熊野峰前徐福祠”。清末
黎庶昌、黄遵宪驻节日本，都参观了徐福墓，并诗文题记。若干年后，原来
淹没多时的徐福旧事，成为研究中日关系一个专题，有人撰写了《徐福东渡
的故事》、《访徐福墓记》等多篇。
本世纪初，中日学者对秦汉史和海上交通史作了大量研究，人们根据史
料旁征博引，对徐福有否其人，大致作了肯定，以为司马迁所说是可靠的。
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和杨宽等都对徐福求神仙事作过叙述，马非百《秦
集史》更为徐福作传。近年阎孝慈《秦代方士徐福东渡日本新探》、罗其湘
等《秦代东渡日本的徐福故址之发现和考证》，还确定徐福家乡是江苏赣榆
县的徐阜村，并称该地明清时系徐福村。但对徐福有否到达日本，史学家们
则持不同态度。马非百《徐福传》称徐福是有目的赴日本的，“其意初不在
求仙，而实欲利用始皇求仙之私心，而借其力以自殖民于海外，岂非预定之
计划耶！”徐松石《日本民族的渊源》说，战国先秦时期，中国东南沿海民
众大量往日本移民，徐福的童男女是其中的一队，“徐福入海东行，必定真
有其事。”卫挺生《日本神武开国新考》极力主张徐福东渡建立了日本王朝，
说他就是神武天皇。所以马非百说：“徐市（福）东渡日本事，中日学者最
初皆首肯之。”由此，至今日本还保留若干徐福和他侍员7 人墓、徐福祠和
蓬莱山，每年八月它们所在的新宫市还要举行大祭仪式，《日本名胜地志》、
《异称日本传》和《同文通考》对此都有详细的记录。由于年代久远，也有
人根据古代中国和日本的海上往来、海船的营造规模和古文物发掘，推测徐
福有可能到达日本，阎孝慈《秦代方士徐福东渡日本新探》说：“当时航海
技术落后，指南针未问世，所以远海航行需靠季候风吹送，带有极大的偶然
性”，“徐福几次渡海，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教训”，作者推测是“横穿黄海
至朝鲜半岛的南端，从半岛与济州岛间的济州海峡穿过，最后到九州岛，他
所向往的蓬莱仙岛。”
在中国，有的史学家也对徐福到日本提出疑问，汪向荣《邪马台国》称
《魏志·东夷传》中的《倭人传》是最早记述日本列岛的史料。吴杰亦说：
“中国侨人最早什么时候到达日本，这一点目前还很难作出答案。”因此有
人说：“徐福东渡到日本的传说，是10 世纪左右日本的产品，到了宋代，中
国人对这样的传说就深信不疑了。”
在日本，近年因“国学者兴，考证之风流行，日本学者之否定徐福论者
始渐兴起”。其中多有主张是秦灭六国时，燕齐遗民渡海避难而至日本的，
但不包括徐福及其率领的童男女，如岩井大慧、喜田等。日本古书《日本书
纪》、《古事记》、《新撰姓氏录》亦称有秦人东渡事，木宫泰彦《日华文
化交流史》就考古发掘的战国先秦铜器，亦证系中国人迁居。江上波夫《考
古学见外来文化的影响》称徐福东渡日本多属牵强附会。宋赵伦《中日民族
文化交流史》更进一步地否定徐福到达日本，并称神武天皇本系日本神话时
代的人物，根本难与徐福挂钩，还认为新宫市徐福墓和其他遗迹，都是后世
好事者伪造。事实上是当时中国人为避秦始皇暴政，大量移民日本，由此推
论而成为“神奇而浪漫的传记”，对于徐福求神仙，最后到达何处，本世纪
来中国学者夏曾佑、范文澜、翦伯赞和许立群等，都没有提及。在日本，近
年就徐福事，不少学者认为这只是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