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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的制度在古代曾十分盛行。但是这种制度开始出现于何时？它是怎样形成
的？学术界对此说法不一，争论很大。
商代的官吏是否实行世卿世禄制，由于历史资料的不足，还无法作具体
的阐述，至于西周时代的官吏制度，一部分学者认为，肯定是实行世卿世禄
的。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在论述西周政治制度时说：“各种各样的官
吏，大都是世袭的，世代享有特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杨宽著的《战
国史》在论及西周的官吏情况时也说：“在周王国和各诸侯国里，世袭的卿
大夫便按照声望和资历来担任官职，并享受一定的采邑收入，这就是世卿、
世禄制度。”根据史书的记载，西周的开国元勋、周武王的胞弟、周成王的
叔父周公旦，其长子封在鲁国，“次子留相王室，代为周公”（《史记·鲁
周公世家·索隐》）；同样有卓著功勋的召公姡В╯hì），其长子封在燕国，
“而次子留周室，代为召公”（《史记·燕召公世家·索隐》）。西周宣王时，又
有召公、周公二相行政，他们显然都是周公旦、召公姡У暮蟠Ｕ怨庀椭�
《周代社会辨析》认为，这些事例证明西周时代早已有“世卿制度的存在”。
另有一些学者不同意世卿世禄制推行于西周时代的说法。他们认为，《尚
书·立政篇》载有周公阐述的西周时代的选官方针。在这篇文献中，周公一
再强调：“自今后王立政”，要“俊（进）有德”，选拔“成德之彦”，择
用“吉士”、“常人”，也就是选用有德有才的贤人，而不搞世卿世禄制。
再从西周所任公卿大官的实际情况看，周公、召公自康王以后，仅见于厉王、
宣王之际，其他昭、穆、恭、懿、孝、夷、幽七朝，都未见有周、召在王室
任职的事。又如周初毕公高曾辅佐武王伐纣，在成王、康王时都为三公，但
“其后绝封，为庶人”（《史记·魏世家》），也并没有世袭卿官。周宣王
时，曾大批“进用贤良，樊仲山父、。。张仲之属，并为卿佐”（《太平御
览》卷八十五引《帝王世纪》）。这些卿士也都不能世袭任职。《新唐书·宰
相世系表》说：“周宣王时有卿士张仲，其后裔事晋为大夫。”可知张仲后
裔因在王室不能世袭而跑到晋国去了。其实，古人早已说过：“世卿，非礼
也”（《公羊传·隐公三年》），它不符合周札的规定。汉代何休进一步解
释说：按照周礼，“公、卿、大夫、士皆选贤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职大，不
当世（袭）”。
在这些学者看来，世卿世禄制开始出现于春秋中后期。据历史记载，春
秋初年鲁国的大夫羽父想用“杀桓公”的手段来付好隐公，“以求大宰”（《左
传·隐公十一年》）。“大宰”即执政之卿。可知在当时，鲁国的执政之卿
还没有世袭，大夫都可以求取。到僖公时，季氏困立君有功而命为上卿，受
赐费邑及汶阳之田，季氏的势力就逐渐壮大，以致季氏与盂孙、叔孙三卿“三
分公室”、“四分公室”，完全控制了鲁国的郊地和军赋。自宣公至哀公六
代，季氏世世为鲁上卿，专鲁国之政。晋国在春秋中期的晋文公时，仍由国
君选卿，卿死后又确定其他人选继任，还未形成世袭（见《国语·晋语四》）。
但此后，晋国的六卿，特别是赵氏、魏氏等，逐渐壮大。“赵名晋卿，实专
晋权，奉邑侔于诸侯”（《史记·赵世家》）。自赵盾至赵无恤（襄子）六
代人父子世袭，为晋正卿。齐国世卿制的出现虽较鲁、晋两国为早，在春秋
初年的齐桓公时，高、国二氏就各控制了一军人马，实力雄厚，成为世卿（见
《国语·齐语》）。但到春秋后期，田氏的势力却后来居上。至田乞联合诸
大夫击败高、国，杀其君晏孺子；其子田恒又杀其君简公而立平公。于是，
田氏就“割齐自安平以东至琅邪，自为封邑，封邑大于平公之所食”（《史
记·田敬仲完世家》）。自田乞以后至田和篡齐，田氏就世世执掌齐国政柄，
国君形同虚设。可见世卿世禄制是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内卿大夫的势力不断壮
大，逐渐控制政权而形成的。
不过，上述论断也难以使人信服。有人提出，在西周铜器铭文中，有很
多官职都是世袭的。如1974 年在陕西扶风县强家村出土的师鼎等器，它
们的主人一家四代父死子继，世袭“师”官职。1976 年陕西扶风县白家庄出
土的微史家族铜器群，这一家族的六代人从西周初年开始，一直是父死子继，
世袭“作册”史官之职。有人认为，《尚书·商书·盘庚篇》中说的“图任
旧人”、“世选尔劳”，《诗经·大雅·文王篇》中说的“凡周之士，不（丕）
显亦世”，都是当时贵族世袭大官的明证。
总之，世卿世禄制是商周时代早已法定实行的，还是春秋中后期由于卿
大夫的专权才形成的，双方各有各的论据。事实的真相究竟怎样呢？
（郑嘉融）
谁是晋阳起兵的首谋者？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隋汤帝统治摇摇欲坠。正在
此时，李氏集团起兵于太原，攻克长安，翦灭群雄，建立了勃勃生机的唐王
朝。晋阳起兵是他们这一行动的起点，那么谁是这次起兵的首谋者呢？
有关唐朝的史书，都说唐太宗李世民是晋阳起兵的首谋者，“世民者，
济世安民也”，其父李渊起兵是被迫的，是被李世民拉了上了反隋的大船。
《旧唐书·高祖纪》云：“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同书《太
宗纪》云：“时隋祚已终，太宗潜图义举，每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
侠，莫不愿效死力”；《新唐书·高祖纪》云：“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阴
结豪杰，招纳亡命，与晋阳令刘文静谋举大事。计己决，而高祖未之知，欲
以情告，惧不见听”。当李渊知道此事后，初是“大惊”，“阳不许，欲执
世民送官，己而许之”；《新唐书·太宗纪》云：“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
而事出太宗。”据此看来，两书记载是一致的，都认为太原起兵的首谋人是
李世民，而李渊只是被动的受摆布者。《通鉴》关于李渊受摆布的记载还非
常具体：先是李世民与刘文静密谋，打算“乘虚入关，号今天下”，继又使
裴寂说服李渊，最后李渊才不得不说：“吾儿诚有此谋，已如知此，当复奈
何，正须从之耳”，“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这就是说，
李渊是个遇事缺乏主见、无所作为、任人摆布的无能者，如果没有李世民，
晋阳起兵就无从谈起。
后来的一些史学专著，多从此说。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认为：“唐
高祖爱好酒色，昏庸无能，只是凭借周、隋大贵族的身份，616 年得为太原
留守。他起兵取关中，建立唐朝，主要依靠唐太宗的谋略和战功，他本人并
无创业的才干，连做个守成的中等君主也是不成的”。南开大学编的《中国
古代史》（上）则说：“李渊用他次子李世民的策略，自太原起兵反隋”，
十大院校合编《中国古代史》（中）认为：“李渊的次子李世民，十分精明
干炼，他积极聚积力量，劝说李渊起兵反隋。”
对此，学术界也有不同观点。许多学者认为，李渊是晋阳起兵的首谋者，
他作为隋朝统治集团的一位重要人物，早就有叛隋起兵的念头，只是在正式
起兵前几年里，一直处于隐蔽状态罢了，“高祖审独夫之运去，知新主之勃
兴，密运雄图。”《旧唐书》及《通鉴》载高祖“纵酒纳赂以自晦”，其实
“纵酒”即沉湎，就是装糊涂；“自晦”即混其迹，就是掩盖自己。李渊以
“纵酒”作为“自晦”之计，是一种防护性的策略，以消除隋扬帝对他的猜
忌，这正是他老谋深算的表现，不能斥之为昏庸的酒徒。据《旧唐书·字文
士及传》，早在晋阳起兵前四五年，李渊就与字文士及在涿郡“尝夜中密论
时事”，武德二年（619 年），字文士及降唐，李渊对裴寂说：“此人与我
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辈皆在其后。”涿郡密论天下事，李世民才
十三四岁，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怎能左右久居高位的李渊呢？615 年，李渊
受命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时，副使夏侯端劝他早作反隋准备，李渊“深然
其言”（《旧唐书·夏侯端传》）。又据《大唐创业起居注》载，李渊刚做
太原留守，就暗暗自喜，对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
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然历山飞不破，突厥不和，无以经邦
济时也。”这表明李渊的政治野心。非常明显，李渊视太原为自己的地盘，
早有并吞天下之心，李渊是个颇具雄心、富于权谋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晋阳
起兵前，他就命李建成“于河东潜结英俊”，李世民“于晋阳密诏豪友”，
为起兵作了组织上的准备。升任太原留守后，很快地取得了聚集在太原的济
济群士的信任，成为关中地主众望所归的人。起兵攻入长安，“约法十二章”，
很快稳定了关中秩序，当上了大唐开国皇帝。因此，晋阳起兵的主要策划者，
首推李渊，他决不是昏庸无能之辈，而是一个“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
之心”的人物。晋阳起兵之时，年仅20 岁的李世民，从年资、阅历或者实际
的政治、军事经验来说，都够不上首谋人物，无论从资历还是威望上，都及
不上李渊。
（华林甫）
井田制是如何施行的？
井田制是我国古代的一种重要的土地制度。可是，关于这种制度的施行
情况，各家的意见很不一致，历来争论不休，至今仍然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
问题。
怎样的形状才算是“井田”呢？《周礼·小司徒》郑玄注；“其制似井
之字，因取名焉”。据此，有人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