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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认为从《史记》说为当。他们认为，当时“国人”起而暴动，仅限于反抗
厉王过度的暴政，本意并非要推翻文武以来的王统，只指望由较厉王仁贤的
统治者来代替厉王。当时，周公是宗周的第一家贵族，召公是第二家贵族，
并且曾谏阻厉王勿以暴虐弭谤。周、召二公得到国人的拥戴是很自然的，贵
族共和在当时实不失为是一种适合情势的政治制度。再者，根据史籍所载，
共伯和是卫釐侯之子。《史记·卫康叔世家》载：卫釐侯卒，长子共伯余即
位，其弟伯和袭杀其兄，夺得卫主之位，此即为卫武公。然而，据《史记》
年表，卫釐侯十三年，厉王出奔。釐侯二十八年（前827 年），周宣王立。
卫釐侯四十二年（前812 年）釐侯卒，共伯和（武公）嗣位，然而，此时已
是宣王十六年。也就是说，厉王出奔时，釐侯尚在位，共伯和还只是侯国的
一个世子，年岁亦小。在春秋时期，世卿权重，尚不敢干诸侯之位，共伯和
作为侯国一世子，在嫡长继承制极端严格的西周，岂能轻易一跃而登周天子
大位？另外，史书多载共伯和有贤名。如《吕氏春秋·开春论》载：“共伯
和修其行，好贤仁，而海内皆以来为稽矣。”又《鲁连子》曰：“共伯名和，
好行仁义，诸侯贤之”。但正是这位甚有贤名的共伯和，同时犯下了杀兄和
夺天子位的大罪，似不可信，很有可能是捕风捉影之说，以讹传讹了。
郭沫若、顾颉刚、尚钺诸人则认为当从《纪年》。他们认为，共伯和乃
海内皆知好行仁义之人，因而在厉王出奔、太子年幼、政局动荡之际，“诸
侯奉和以行天子事”（《鲁连子》），恰好合乎当时人的意愿。当时他虽然
尚是世子，仍可“干王政”，《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有厉王被逐时，“诸
侯释位，以间王政”之语，杜预注“间”为“犹与也；去其位，与治王之政
事”。其虽未言明“释位间政”者是谁，但可推知必是在外诸侯。孟康注《汉
书》云：“共伯，入为三公者也”也可作为证明。进而言之，《国语》有“昔
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曰。。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傲也”的记
载，武公年95 岁作《懿戒》，其卒年必不在此年。假若就在这一年，则据《史
记》年表为平王十三年，推算知其当生于“共和”纪元前十九年，至“共和”
元年已20 岁。如享年百岁，则“共和”之始年25 岁。大凡有过人才智者，
不必定待及壮年而后才有所为。何以断言身为世子的共伯和年仅20，就不能
“干王位”？当时国势颠荡，亟需一位能控制局势而又得民心的人，卿士们
虽顾念宗制，也有不得已而让共伯和干政的可能。从另一方面看，以共伯和
德行不符来否定他曾干政，也是有失偏颇的。历史上每一种新的进步无不表
现为对某种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微的、但习以为惯所崇
奉的秩序的叛逆。纯粹的道德化标准不能作为解释与衡量历史是否进步的最
高标准，更何况是在讨论对于暴虐的周厉王进行取代这一具体问题上。共伯
和不杀太子静，后又还政于宣王，这种审度时势而定进退，尊而不喜，废而
不怒，正是他具有政治家风度与才能的表现。
司马迁照理是应读过西汉所存战国时的书的，《史记》录自《吕氏春秋》
的文字就很多。共伯和之事在诸子书中记载不少，他必无不知之理。但为什
么他要灭没共伯和“干王位”之事，而别创周、召两公“共和”之说呢？有
的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司马氏以为摄行王政是一件大事，而这样的大事不见
于孔子之书不足信，于是就把共伯和干政之说视为百家杂说，删去了共伯和
干政之事，但“共和”纪元不能废，于是他循周初成王时周公旦代行王政故
事而衍成臆想之说。
两说并存久远。现在一般的通史或历史教材有取《史记》说（或将《纪
年》说作为备注附于此说之后）；有取《纪年》说；有的干脆不注明谁人执
政，只言“诸侯共管”。两说至今仍难确定孰是孰非，“共和”年间执政者
是谁，也就成了至今难解的一个谜。
（金泽民）
卧薪尝胆的故事是真是假？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历史故事了。据说春秋时期，越
国在一次战争中被吴国打败，越王勾践被吴军围困于会稽山上，不得不向吴
王夫差屈辱求和。从此，越国臣属于吴，受到吴国的控制，越王勾践还到吴
国宫廷中服了3 年的劳役，过着奴隶般的生活。勾践被吴王赦免归国以后，
力图报仇雪耻。为了不忘亡国的痛楚，激励自己的斗志，他在屋中吊了一个
苦胆，出来进去、起立坐下、吃饭睡觉时，都要尝一尝苦胆的味道；他疲倦
了要休息时，又不用床铺，不垫被褥，而是把硬柴叠起来睡在上面，以使自
己的筋骨感到疼痛。经过这样十多年的磨炼，再加上各项措施的得力，越国
终于灭亡了吴国。这里有一个问题，越王勾践用以激励自己的两种手段一一
卧薪（柴）和尝胆，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事呢？
查阅记载越王勾践事迹的历史资料，成书时代较早而史实比较可信的，
当首推《左传》和《国语》。这两本古籍都是战国时代的人利用春秋时代的
历史记载编纂而成的专门记述春秋史事的文献。《左传》是编年体史书，按
春秋时鲁国国君的年代记叙史事。在《左传》的“定公”和“哀公”两部分
中，曾大量记述越王勾践的事迹。《国语》是国别体史书，春秋时各国的史
事都分国把它编纂起来。《国语》中有《吴语》和《越语》上、下共三篇，
详细记载了越王勾践和吴王夫差战争胜败的经过。但在这两本史籍中，完全
没有关于越王勾践曾经卧薪尝胆的记载。其次，当推西汉时司马迁作的《史
记》。这是一本记述从上古到西汉事迹的纪传体的通史。司马迁作《史记》
时曾经广泛搜罗先秦的古籍资料，访问历史遗迹和民间传说。但在《史记》
的《越王勾践世家》中，司马迁也仅记越王勾践曾经‘置胆于坐，坐卧即仰
胆，饮食亦尝胆”，而绝没有关于越王勾践曾经卧薪的事。到东汉时，袁康、
吴平作《越绝书》，赵晔作《吴越春秋》，专门记述春秋时吴越两国的史事。
这两本书，在先秦占籍的基础上，又掺入了一些小说家的怪诞离奇的传闻，
其可信程度已大打折扣。但前书既没有说到卧薪，也没有提及尝胆；后书中
的《勾践归国外传》，也仅说越王勾践“悬胆于户，出入尝之，不绝于口”，
而根本没有卧薪的事。这样看来，尝胆之事，最早出现于西汉的《史记》；
而卧薪之事，到东汉时还没有记载。
据考证，卧薪和尝胆连在一起，作为一个成语来使用，最早见于北宋苏
轼所写的《拟孙权答曹操书》（载《东坡续集》卷九）。这是一篇游戏性质
的书信体文章。北宋的苏轼为三国时的孙权起草了一封答曹操的书信，信中
苏轼设想孙权在三国鼎立时曾“卧薪尝胆”，它的内容原与勾践是不相干的。
到南宋时期，吕祖谦在《左氏传说》中，曾谈及吴王夫差有“坐薪尝胆”之
事。明朝张溥在《春秋列国论》中又说：“夫差即位，卧薪尝胆。”以后，
马骕在《左传事纬》和《绎史》两书中，都把卧薪尝胆说成是吴王夫差的事
情。与此同时，南宋的真德秀在《戊辰四月上殿奏礼》，黄震在《古今纪要》
和《黄氏日抄》两书中，又说越王勾践曾卧薪尝胆。然则，“卧薪尝胆”的
词语原是由北宋的苏轼提出，从南宋到明朝，此事是夫差还是勾践所做，尚
没有定论。到明朝末年，梁辰鱼写传奇剧本《浣纱记》，渲染了越王勾践的
卧薪、尝胆二事。清朝初年，吴乘权编了一本简易通俗的史书《纲鉴易知录》，
书中写道：“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卧薪尝胆。”不久，又刊刻了明末作
家冯梦龙写的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书中也多次提到勾践曾卧薪和尝胆。
这样，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也就愈传愈广。
另有一些学者认为，越王勾践“卧薪”之事，在东汉时代成书的《吴越
春秋》中还是有记载的。该书的《勾践归国外传》说：越王勾践当时“苦身
劳心，夜以接日。目卧则攻之以蓼。”什么是蓼？清人马瑞辰解释说：“蓼，
辛苦之菜也。”（《毛诗传笺通释》卷六）“蓼”这种苦菜积聚得多了，就
成为“蓼薪”。《诗经·东山篇》有这样的话：“有敦瓜苦，蒸在（蓼）
薪。”意思是说，圆圆的苦瓜，生在众多的蓼菜中。勾践为了磨炼意志，准
备的蓼菜一定很多。“攻之以蓼”也可以说是“攻之以蓼薪”。这样，上述
《吴越春秋》中的话语意就十分明显：勾践那时日夜操劳，眼睛疲倦得想睡
觉（“目卧”），但他忍耐克服，用苦菜（“蓼薪”）来刺激，打消睡意。
尝胆是让味觉感到苦，卧薪是让视觉感到苦，“卧薪”的目的是在折磨眼睛
而非折磨整个身体。后人把“卧薪”说成是睡在硬柴上，那是对《吴越春秋》
意思的误解。
卧薪尝胆的故事若是真的，何以历史记载却出现得这么晚，似为后人所
编造和误传；若说它是假的，却又流传得这么广，二说似都有所依据。另外，
卧薪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吴越春秋》中有无记载？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
思考和探究。
（郑嘉融）
世卿世禄制是怎样形成的？
卿是古代高级官吏的称呼。世卿就是天子或诸侯国君之下的贵族，世世
代代、父死子继，连任卿这样的高官。禄是官吏所得的享受财物。世禄就是
官吏们世世代代、父死子继，享有所封的土地及其赋税收入，世袭卿位和禄
田的制度在古代曾十分盛行。但是这种制度开始出现于何时？它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