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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有沟”，“百夫有洫”，是十进位制；而《小司徒》却说“九夫为井，四
井为邑”。这如何能配合起来？书中还有上帝高于五帝的说法，南北郊祀之
制，三皇五帝的史统，这些都是西汉时代热烈讨论的问题。
《周礼》成书于什么时代，作者是谁，它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约可举
出上述六种说法。究竟哪一种说法为近似，读者宜细心鉴别，反复思考而慎
择之。
（郑嘉融）
《神农本草经》作者为何人？
在卷帙浩繁的中国古代医药学文献中，《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
的药物学专著。此书又简称为《本经》或《本草经》，全书分为三卷（亦有
分为四卷的），共收集各类药物365 种，其中植物药252 种，动物药67 种，
矿物药46 种。书中根据药物性能的异同，分为上、中、下三品，“上药一百
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一般说来，都是补养类药物，大多毒性小或
无毒；“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都是些补养而兼有攻治疾
病作用的药物，其中有的有毒，有的无毒；“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
治病以应地”，大多是除寒热、破积聚的药物，其中有毒的居多。
这部在中国医药学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专著，关于它的成书年代以及作者
问题，自古以来有着种种不同的说法。
查一下有关史料，我们可以知道此书在《汉书·艺文志》中没有著录，
只是在梁代阮孝绪的《七录》和《隋书·经籍志》中才开始记载，但均没有
写作年代和作者姓名，因此历代学者对此作了许多研究和推断：
一、神农氏说。东汉郑玄在《〈周礼〉郑注》中认为此书是神农氏时代
的作品，由神农氏所作。二、黄帝说。晋代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曰：“黄
帝使歧伯尝味本草，定《本草经》，造医方以疗众疾”。认为成于黄帝时代，
由黄帝所作。但据考古研究认为：神农、黄帝时代尚无文字。因此以上两说
不能凭信。三、汉代说。梁代陶弘景根据书中所载药物产地，首先提出了此
书为汉人所撰的观点。他在《本草经集注·序》中说：“今之所存，有此四
卷，是其本经，所出郡县，乃后汉时制，疑仲景、元化（即华佗）等所记。”
又说：“本草时月，皆在建寅岁首，则从汉太初后所记也。”陶氏认为书中
所记药物产地，多为东汉时所设，据此推断此书成于东汉，而作者可能是当
时名医张仲景或华佗。他还依据采药时月以建寅为岁首的特点，认为此书不
早于西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 年）。四、东汉至宋齐之间说。近人梁启超
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说：“此书在东汉三国间，盖已有之；至宋齐间
则已成立规模矣。。著者之年代则不出东汉末讫宋齐之间。”又说：“。。
是今本《本草》与华佗、吴普有密切的关系，或即以《吴普本草》为基础，
亦有其可能性也。”认为《神农本草经》成于东汉至宋齐之间，作者可能是
华佗及其弟子吴普。
当今学术界对于上述问题的争论也未超出前面四说的范围。有的学者认
为：《神农本草经》一书，并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笔，大约是秦汉以来许多
医药学家不断加以搜集，直到东汉时期才最后加工整理成书的。持这一观点
的有甄志亚主编的《中国医学史》（全国中医学院教材）。也有学者认为：
《神农本草经》不是成书于汉代，更非成书于汉代之前，而是梁代陶弘景才
使之最后成书的。陈景河在《〈神农本草经〉成书时间新议》（载《黑龙江
中医药》1984 年第4 期）一文中就这样认为。其根据是：一、此书书名首由
陶氏确立。《神农本草经》不见于《汉书》，而始见于《七录》，这是因为
直到陶氏手中，书名才最后确立，“以朱书神农，墨书别录，进上梁武帝”。
（李时珍语）所以《七录》中乃得而见之。二、此书内容亦由陶氏而得以固
定。在陶氏之前，此书的内容，屡遭前代医家“更复损益”，而增减不定（即
未定型）。陶氏为了避免类似之事的再度发生，选定了别有含义的“三百六
十五”这个数字，来固定此书的内容。还有学者认为，《神农本草经》成书
于东汉时期，而作者是华佗及其弟子。如何爱华在《华佗与〈神农本草经〉》
（载《福建中医药》1984 年第1 期）一文中就持这一观点。其理由有四：其
一，离此书著作年代不远的陶弘景，除了提供“疑仲景、元化等所记”的线
索之外，还曾指出：《本草经》的发展和编辑，“魏晋以来，吴普、李当之
等，更复损益。。，且所主治，互有多少，医家不能备见”。这说明在华佗
之后，陶氏之前，对药物学有所研究、有所发展的人，恰恰是华佗的弟子。
陶氏之语，是针对《神农本草经》问世之后的状况而发的，对探讨此书的著
者，不失为一个有力的佐证；其二，从清代孙星衍、孙冯翼二人在《名医别
录》、《大观本草》、《太平御览》等书中辑佚整理的今本《神农本草经》
来看，其中有吴普注文189 条，《吴普本草》内容12 条，李当之辨药性寒温
44 条；其三，针对此书中存在着不少吴普、李当之论药的资料这一状况，前
人（如粱启超等）就曾认为此书的作者可能是华佗及其弟子；其四，华佗、
吴普等人洞晓养生之术，具有方士色彩，而《神农本草经》一书的特点，又
恰恰带有浓厚的方士气息，这也可以说明华佗与此书的密切关系。
由此可见，学术界对《神农本草经》的成书年代和作者问题的见解颇不
一致。解决这一历史悬案确实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冯兆平）
《诗序》作者是子夏吗？
凡是读过《诗经》的人都知道有《诗序》，《诗序》原来分置各篇之首，
说明各篇作者、本事及作诗的意图，首篇《关雄》之序特别长，故《诗序》
又有“大序”、“小序”之分。“大序”总论全部《诗经》，“小序”则分
述各诗具体情况。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可是人们未必尽知《诗序》的作者是
谁？
其实也难怪。因为关于《诗序》作者，异说甚多，向来没有明确结论。
以时代先后而言，东汉郑玄《诗谱》猜测“大序”由子夏作，“小序”
由子夏与毛公合作。子夏者，春秋末年晋国人，卜氏，名商，孔门“文学”
科的优等生，晚年居西河教授，传授《春秋》、《仪礼》、《论语》、《易》
等儒家经典，说他序过《诗》，虽为疑似之辞，亦实为汉儒通说。毛公史有
二人，且都与《诗经》有缘，大毛公名亨，西汉鲁人，一说河间（今河北献
县）人，据称其诗学传自子夏，作《毛诗故训传》，为“毛诗”的开山祖，
己收入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郑玄说大毛公将诗学传给小毛公，小
毛公名苌，一作长，西汉赵人，曾任河间献王博士。由于《汉书》只说毛公
而不载名字，后人就难以断定《汉书》所载之毛公究竟是谁。
尽管如此，郑玄的猜测仍然得到《昭明文选》和梁代五经博士沈重以及
魏晋以来许多学者的赞同。当然，反对者也多。三国人王肃《孔子家语注》
最早提出怀疑，他认为子夏所序诗，即今毛公诗序；成伯玙说子夏惟裁初句，
以下皆出毛公；韩愈更明确地指出，子夏不曾序诗。
范晔《后汉书·儒林传》撇开郑、王诸说，另外提出卫宏受学谢曼卿作
《诗序》的新颖主张，范晔说：“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
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卫宏字敬仲，东汉东海人，光武时大学者，
任议郎，说他作《诗序》，并非不够资格。蒋伯潜《十三经概论》就坚信“《诗
序》为卫宏所作，信而有征”。
范晔的说法，新则新矣，但毕竟缺少更多的依据，而且前人早有怀疑。
《隋书·经籍志》感到这个说法不甚可靠，就采取折衷的办法，认为《诗序》
为子夏所创，毛公、卫宏加以润色。
唐中期以后，经学的发展出现新的动向，到两宋，完成了由经学到理学
的过渡，实际上这是一次“经学更新运动”。这个运动发生的原因，除佛老
的冲击，使儒学的信仰发生危机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正如宋神宗向王安
石所指出的那样：“经术，今人人乖异，何以一道德？”（《续资治通鉴长
编》卷二二九）经术的歧义，引起人们的怀疑，因此，几乎对每一部儒家经
典都重新检讨，疑窦颇多的《诗序》自然归为被怀疑之列。
自韩愈否定了子夏的《诗序》著作权之后，王安石主张《诗序》为诗人
所自创，与圣人贤者无涉。程颐虽在许多方面对儒家经典大胆怀疑，但在《诗
序》作者问题上却颇为保守，他认为“小序”为国史之旧文，“大序”为孔
子所作。虽说他的观点保守，但也有一些人赞同，如同时代的王得臣就说《诗
序》首句为孔子所题。
将《诗序》攀附孔子，显然有悖于史实。北宋曹粹中指出，《毛传》初
行，尚未有序，其后门人相互传授，各记其师说始成序。
曹的说法，在南宋更有发展。郑樵、王质倡之，朱熹和之，皆以为《诗
序》为“村野妄人所作”。郑樵著有《诗辨妄》，力诋《诗序》，明谓《诗
序》实不足信。朱熹《朱子语类》卷八十说自己对郑樵的说法，“始亦疑之，
后来仔细看一两篇，因质之《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果不足
信”。“盖所谓序者，颇多儒之误，不解诗人本意处极多”。
郑、朱的意见，虽不能全部相信，但它确实为后人研究《诗》三百篇，
扫除了障碍，解脱了束缚。崔述《读风偶识》发挥郑、朱之说，考辨真伪，
认为序无大小之分，皆出一人之手，但此人是谁，崔氏也很茫然。无怪于这
位老先生叹息道：“嗟夫！古人已往，不能起九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