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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以东京为据点的华人盗窃集团，因出生地和性质差异而分成各种帮派。现场实施盗窃的是上海帮和北京帮，但是最近由偷渡者和非法逗留者组成的福建帮以及主要由东北人组成的东北帮崭露头角。盗窃的目标为名牌服装、皮包、手表、贵金属装饰品等，销赃换钱主要由上海帮和北京帮负责。这是犯罪集团一种分工现象。
销赃的方法，一是作为飞机的托运行李送到上海，弄到商店销售。
另一种方法，卖给在新宿歌舞伎町等处工作的女招待。
第三种方法，卸货到日本人经营的廉价商店。
但是，廉价商店的日本人经营者知道销赃是犯罪行为，所以除了绝对靠得住的渠道之外，不会直接从华人盗窃集团那里进货。然而，不知何时，居然形成这种赃物的“流通”系统，即华人盗窃集团把想在日本处理的赃物卖给搞中间商的华人，中间商作为赃物的流通公司，与日本的廉价商店暗中交易。
根据《警察白皮书》（平成八年度版）披露，1995年侨居日本的外国人刑事犯罪案件为17213万件，比1994年增加3892件，增长292％。其中不可忽视的情况是华人犯罪案件数、犯罪人数均占侨居日本的外国人犯罪总数的四成左右。而且，与非法逗留者相关的侨居日本的外国人流氓集团，拐骗积蓄钱财的本国人敲诈赎身金的犯罪极其显著。
为什么侨居日本的华人走向犯罪呢？这正如前文所阐述的那样，和日本接受外国人的姿态密切相关。日本在法律原则上不允许接受外国单纯劳动者，但实际上日本人根本不沾边3K工作。即使经济已经陷入萧条深渊的现在，这种状况也没有丝毫改变。
供给产生于需求。向着需要单纯劳动力的日本，从中国等亚洲各国，潮水般拥来以偷渡者身份出现的大量的劳动力。其中存在着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原理，尽管日本在法律上拒绝接受。
但是，以这种偷渡者身份来到日本的外国人，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在法律上，他们是不存在的人，他们是幽灵。而日本社会歧视外国人特别是歧视亚洲人的风气根深蒂固。幽灵们逐渐了解日本的社会情况之后，就要思考，觉得我们在日本认真劳动何罪之有？终于，他们开始敌视日本社会。这种感情，倘若遇到点儿什么风吹草动或冷暖寒暑变化，往往就变成行动。
这些人一旦走上犯罪道路，那么他们的“幽灵”身份却起着保护作用。因为他们的身份没有在政府机关登记，所以在犯罪现场即使留下指纹，也不必担心身份被侦破。他们了解这一点之后，其犯罪行为升级到有恃无恐的地步，有的犯罪集团有时甚至故意嘲弄警察。我曾尝试采访其成员，他们把在日本所遭受的歧视，当成合理化犯罪的“理论根据”，这就是前之因，后之果。
第八章 偷渡在继续在日华人社会的“黑吃黑”现象
深夜。在新宿歌舞伎町工作的华人女子A女士结束招待员的工作，骑自行车回到住处。刚打开公寓的门，她就愣在那里，房间里有四个戴着大墨镜的男子。她还没来得及呼救就被按住，嘴被贴上纸胶带。然后，扒光衣服，用刀子按在她的乳头上。
一个歹徒命令道：“告诉我们现金卡暗码。数字说对了就点头，弄错一个，就把这奶头割掉！”
A女士无奈只好告诉他们暗码。早晨，两个歹徒到银行取款，这期间留在房间的两个歹徒强暴A女士。不久，取款的两个歹徒回来，拎的包里放着A女士的存款830万日元。
四个歹徒临走前威胁说：“想要报警，那随便。但可别忘了，警察抓我们之前，要先把你送回去！”结果，A女士没敢报警。
正像在第四章指出的那样，在海外的华人社会，现在到处都为“黑工”（非法打工）、“黑户口”（非法逗留）、“黑社会”（指具有秘密组织性质的地下组织）这“三黑问题”感到头痛。其中，特别是秘密组织性质的“黑社会”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大问题。
华人所说的“黑社会”，并不是像暴力团伙那样组织严密、具有上下指挥系统的集团，多是活动能力强、穷凶极恶但人数较少的犯罪团伙。多发的盗窃、敲诈、抢劫、拐骗、杀人等恶性案件多是黑社会所为。
其中明显增多的是“黑吃黑”现象，即“黑社会”犯罪集团“吃”“黑户口”的犯罪。“黑户口”被抢劫巨款，因为怕强制遣返，所以不敢报警，打掉牙只能咽到肚子里。“黑社会”抓住“黑户口”的这条“小辫子”，更为所欲为地肆无忌惮地敲诈同胞的钱财。他们袭击的对象主要是做招待员的女性，说什么“反正她们赚钱容易”，狼总能找到吃掉小羊的理由。
“黑吃黑”现象不是现在开始的。从20世纪90年代初“黑户口”这类人开始增加的时候，这种新的犯罪形态也开始腐蚀在日华人社会。但是，随着经济萧条程度加深，这种形态的犯罪也与日俱增。这期间，由于加大取缔伪造弹子游戏卡和伪造电话通话卡犯罪的力度，伪造卡变成废纸片儿，背面ROM也很难安装，几年前还红火着“多种经营”的“黑社会”集团，现在陷入断绝生财门路的窘境，所以就把“黑吃黑”当做生财之道，而且手段越来越恶劣，因为他们已经不能挥洒着汗水劳动了，终于在新宿歌舞伎町一带发展到无日不发“黑吃黑”案的程度。
再说那位A女士，被敲诈三个月后，那四个歹徒又侵入公寓，她冷静地说道：“不碰我的身体，我给钱，今后也好商量。”歹徒对这位知趣的女士十分感激，说“就按大姐说的办”，取出A女士三个月积攒的100万日元离去。
A女士毫不犹豫地报告给警察。歹徒们见她没有搬家，以为她没有反击手段，几个月后又打电话，说要借300万日元。自然是刚到约定地点，就戴上“铁手饰”。
只要日本需要单纯劳动力，并且贯彻不接受单纯劳动力的原则，只要中国人口压力不解除、出国热不降温，那么华人偷渡活动就不能根绝。只要华人偷渡问题得不到釜底抽薪的解决，那么恐怕蔓延于在日华人社会的“黑吃黑”的犯罪案件就无法断绝。
鉴于日本社会特别是警方的歧视亚洲人、无视在日外国人人权的言行，反而助长了这种犯罪倾向。众多的奉公守法的在日华人为什么不能积极地协助警方破案，问题的根源就在这里。
对于在日华人社会的犯罪，只要大多数华人不针锋相对进行斗争，单凭警察的力量是无济于事的。只有认清这个问题，无论警察还是日本社会都从根本上改变歧视亚洲人的态度，尊重在日外国人人权，同时获得在日华人社会广泛的协助，才能使华人社会的秩序向着减少犯罪乃至杜绝犯罪的方向好转。
另一方面，为了创造光明的华人社会，为了创造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在日华人也应该深刻理解早日扫除猖獗的犯罪集团的必要性，必须做出应有的努力。为了获得周围日本人的好评，每一个在日华人都应该展现出其出色的生存形态。
华人偷渡今后还将继续，日本政府、中国政府以及在日华人和日本人，为了根除偷渡现象，必须携手并肩，竭尽全力，继续奋斗。
第八章 偷渡在继续当《蛇头》出版文库本之际—后记
1994年，草思社出版本书时，我在后记中曾这样写道：
本书按预定计划，应该在1994年3月列于书店。但是，因为种种原因，直到7月过半，才好不容易付梓。
为什么那么在意3月份呢？这是因为每年春节（1994年春节是在2月份）一过，华人偷渡者又将开始奔赴海外的旅程，一到4月份，偷渡在日本就变成热门话题。所以我想在日本读者最需要了解华人偷渡问题时，向他们提供不为某些媒体耸人听闻报道所迷惑的确切情报。
无须重申，偷渡都是无视中国法律、无视经由国法律、更无视目的国法律的盖棺论定的违法行为。包括我在内，侨居海外的华人对这种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迁居海外的华人都持批判的态度，反对偷渡的行为，特别是对以介绍偷渡为业的蛇头，更不惜罄南山之竹，书穷其罪；决东海之波，流尽其恶。
为了完成组织偷渡这一违法行为，蛇头往往借助于偷渡中转地或目的地的秘密组织，而有的蛇头本人就属于秘密组织的成员，这样，人们很容易把所有蛇头都和秘密组织等量齐观，相提并论。特别是对于日本记者来说，或许上天有路，但采访蛇头无门，结果个别自诩为中国通的日本记者，就以虚构笔法，描绘出来头脑里想像的“真相”。加之喜欢惊世骇俗消息的报刊推波助澜，居然特写出来蛇头与秘密组织关系如何如何的镜头。因此，对华人偷渡如此屡禁不止、屡杜不绝这一重大问题，只能喧嚣于远离本质的报道。
偷渡问题，虽然展现出复杂的一面，但更有意外简单之处。例如，像本书出现的蛇头球老蛇那样，在偷渡中转地被华人歹徒抢劫，这不是个别情况，而是屡见不鲜的实例。诚然，也有属于秘密组织的蛇头，但其中多数似乎应该定义为以介绍偷渡为“主业”的一种“商人”，只是应该指出蛇头为了达到其“经商”的目的，有的时候、有的地方与秘密组织或是沆瀣一气，或是狼狈为奸。
另一方面——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偷渡者也不是绝对的受害者。迷信“华侨神话”，千方百计奔向海外，几乎所有的偷渡者都是不值得同情的确信犯。
在1994年6月号的《留学生新闻》上，刊登一篇偷渡者的来稿，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