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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6月15日在日本发行的华文报纸《留学生新闻》上，刊登一篇以“蛇头”为笔名、题为“我有何罪”的怀疑理智与常识的大块文章，仅从标题和署名就令人感觉到那种向法律和社会常识挑战的汹汹气势。而且，阅读该文，更会明了文章的执笔者所署之笔名符合其真实身份。奇文共欣赏，抄录一段如下。
去年，我回到生我养我的地方。它已经不复当年那离别时的模样，几乎使我误认故乡是他乡！一排排单门独户的西式住宅楼，一条条水泥铺修的马路，一辆辆风驰电掣的崭新摩托车……这些变化，大概就是我的“极恶大罪”吧。我在银行问职员，从1990年到现在人民币和外汇的存款增长了多少倍？银行职员高兴地告诉我，至少是200倍，如果保持这种势头，那么五年后，这个市将成为全国首富。
我拜访了100多户人家，他们都把我当贵客招待，甚至有人说，能过上今天的好日子全仗着我了。在日本我也出席过很多结婚典礼，在那里也有很多人感谢我使他们夫妻偿相思之愿、谐百年之好。
想要到国外的人，都是大人，理智健全，海外有亲戚或朋友，我们互相帮助，互相商量，把事情办好，我绝不骗人。
我向摇笔杆子的人（这是指著书批判蛇头行为的我）进一言，请到我的家乡福清和长乐走走，看看那里人们的生活，了解我们蛇头和偷渡者！我们为了使自己的故乡变得更美好才这样做（介绍偷渡）的。我的功大于过，时间终将证明这一点。
实际上，这篇文章是针对我批判蛇头的言论所进行的反驳。
而且，时至今日，支持他们行为的这种论调，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甚嚣尘上。这样，他们就把自己的犯罪行为合理化，仍然不断地向日本输送偷渡者。
事有必致，理有固然。劳动力从多余的地方向缺少的地方移动，即使从经济原理、市场原理看，也是固然之理，必致之事。只是中国改革开放，日本“计划接纳100万名留学生”，在围堵中国剩余劳动力的堤堰上，先穿透蚁穴，后打开缺口，把涓涓细流变成滔滔大水引向日本，从而促进、加速了这种劳动力的流动。而人为地去制止，往往是徒劳的。
截止到1998年，具有正式侨居资格生活在日本的华人23万，加上非法逗留的华人超过30万，倘若算上偷渡者，那么这个数字还将增大。日本的华人社会在这种内外形势的作用下，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急剧膨胀。
这种形势在日本迎来泡沫经济的鼎盛时期，适合需要大量劳动力的现状。
东京入境管理局曾在筑地市场展开集中取缔非法就业者的作战，拘捕在那里工作的59名外国非法逗留者。
在被称为“东京厨房”的筑地，包括周围的店铺，多的时候常常有600名外国人工作，其中非法逗留者和偷渡者主要是华人，占一多半。大家对东京入境管理局的取缔行动都胆战心惊。尽管是3K工作，但计时工资较高，若丢掉这里的3K工作，那么今后只能喝西北风了。
逼上梁山的华工互相串联，组织地下工会，罢工一天。那天没有上班的华工相当多。接受我采访的福建省华工头头这样说：
“我们罢工，最吃不消的是支撑日本人饮食生活的日本企业。老板们采取对策，派出日本职员侦察，在筑地入口监视入境管理局的人员是否准备出动，保护我们的安全。对于筑地来说，我们是不可缺少的劳动力。”
在工作现场，我曾采访很多非法就业者、偷渡者以及雇佣他们的老板，前者根本没有犯罪意识，说什么：“逾期逗留和偷渡入境的确不好，但除此之外，我们没有违犯日本的法律。凭自己的劳动赚钱，这有什么不好？”
后者也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说：“因为日本的年轻人不来干这活儿呀。”和前文“杏仁”老板的理论同一口径。
或许很多日本人在想，日本正处于严重的企业倒闭、人员解雇的困境，难道不因人浮于事而苦恼吗？事实的确如此。但是，分什么地方。在3K工作现场，却依然如故，人手不足。千叶县铫子市是日本屈指可数的渔场，担负大量水产品加工与流通的重任，素有“东京厨房”的美誉。但是，那里竟有700名华人研修生在非常恶劣的环境下工作。工资也被黑心的水产工会从中揩油，每月只3万日元左右。雇佣中国研修生的水产品加工公司，也对水产工会从中揩油的行为背地敢怒而当面不敢言。原因很简单，倘若触动水产工会的逆鳞，失去华人研修生掮客的欢心，那么今后还能雇佣到廉价的劳动力吗？
另外，接受我采访的华人研修生也这样证明：
“我所在的水产品加工公司，三个月内雇佣五名工人，其中三人只干一个月多一点儿就不干了，剩下的二人是巴基斯坦人。”
这就是日本的现实。只要需要单纯劳动者，在日本偷渡者就不会绝迹。
第八章 偷渡在继续奇异的地下银行机制
在媒体采访中还有一个常常被提出来的问题，那就是华人偷渡者在日本打工挣到的钱是如何寄回中国的。
用下面的案件说明这个问题。
1997年6月，一个住在大田区的28岁华人男子，被其他华人犯罪团伙袭击，抢走现金317万日元和现金提取卡将近160张。负责搜查的警视厅蒲田署很快就以抢劫伤害嫌疑逮捕两名歹徒。从歹徒潜藏的地点大阪市内的公寓查抄到罪证。
逮捕了罪犯，查获到罪证，看来案件应该了结。但是又出现新的疑点，就是被害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现金卡呢？经过进一步审讯，案情又有了新进展。原来这个男子是在日中之间进行非法汇款的“地下银行”汇款员，三年半汇款金额高达20亿日元。
这两年，在日本媒体的报道中，常常出现“地下银行”这一词语，这种“地下银行”与日本人毫不相关，但是对于生活在日本的很多华人特别是非法逗留者、偷渡者以及蛇头、盗窃集团等犯罪团伙来说，却是不可缺少的机构。非法逗留者和偷渡者没有正规的身份证，他们的住处也不想让别人知道，所以通过正规银行往家乡汇款很不方便，这样，作为汇款的手段，他们就使用地下银行。蛇头或盗窃集团等犯罪团伙，汇款的金额都特别巨大，倘若通过银行，就可能被警察发觉，这样，他们汇出非法获得的大笔资金，当然也乐于使用地下银行。
地下银行用一个人或极少的几个人，把数十亿日元的巨款，在极短的时间内汇到中国大陆或香港地区，之所以能够稳如泰山地运作，也是有其特殊方法的。
日本人肯定认为人们绝对不会委托不知底细的人汇款，但是问问那些通过地下银行汇款的福建人，他们却说地下银行比正规银行手续费低，送达时间极快——一般委托汇款后一两天内现金就到家乡，确认家里接到现金后，再把钱如数存到地下银行有关人员指定的银行户头就可以了，绝对安全可靠。
地下银行当然是违法的，但是，每当进行有关地下银行的采访时，我都大惑不解，就是地下银行进行的海外汇款便宜、迅速、安全三好俱全，那么日本的正规银行为什么做不到呢？
实际上，地下银行的存在远不是始自今日，但以前几乎都是台湾人开设的。众所周知，台湾地下金融业非常发达。走在台湾的街道上，常常看到“钱庄”招牌。所谓钱庄就是一种非银行金融机构。这些钱庄在众多台湾企业打进的地方积极设立分店，帮助台湾企业把不入账的利润汇到海外。
在日本也有这样的钱庄，位于JR大久保车站附近的钱庄，福建人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就开始利用。那么为什么只有福建人利用这种钱庄呢？这是因为台湾的钱庄只在台湾企业打进去的多、有可能开展业务的地方设立“分店”。
一部分打进福建省的台湾企业，为了欺骗当地税务部门尽量不把利润入账，这样就可以减轻税金的负担。但是，不把赚得的钱弄到海外，这笔钱就变成“死钱”。于是，钱庄就从日本寻找往福建省汇款的人，把他们汇出的金额用台湾企业不入账的钱支付，而把汇款人汇出的钱转到香港或台湾企业指定的其他户头，这样，打进福建省的企业就达到把资金转移到海外的目的。
地下银行从人在日本的汇款者和福建省的台湾企业两家收取手续费，所以能够以对汇款人来说比银行便宜的手续费承担海外汇款。
在利用这种钱庄进行汇款的过程中，福建人逐渐了解其机制，就自己尝试设立类似的汇款系统，这就是今天所谓的“地下银行”。而所有这种地下银行的经营者，之所以几乎都是福建人，原因也就在这里。
第八章 偷渡在继续幽灵与盗窃团伙
深夜。黑色轿车在日光街道向北疾驰，来到JR常磐线的一个车站附近，驶入小道，在寂静的住宅区不断左拐右拐，终于无声地停在一栋二层楼前。
好像在那里等着车停一样，楼门轻轻打开，出来一个中年汉子。这时从车里走下一个戴眼镜的男子，他打开汽车工具箱，取出两个旅行手提包，在中年汉子的引导下，进到楼内。15分钟后，戴眼镜的男子从楼里出来，对后面的中年汉子挥手说声“晚安”，车轻声启动。放在车里后排座位上的旅行手提包，一个已空，另一个里面有内装1500万日元的茶色信封。
这是平时进行的销赃活动的一幕。戴眼镜的男子在东京周边地区，作为销赃中人而名声远播。他是华人，来自上海，性格稳重，办事谨慎，据说平时喜好读书。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作为就学生来日本，现在经营公司，公开的业务内容是贸易，实际主要搞销赃介绍。但是，他本人绝对不染指盗窃，与华人盗窃团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