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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咖啡馆见面。见到按时赴约的江先生，我觉得很面熟。
“好像我们在哪儿见过……”我说。江先生不好意思地承认：“实际上三年前在刘先生的家里见过您，江志伟是搞这种工作之后使用的名字。”经他这样一说，我想起来以前在我的朋友刘先生家里见过他，说他曾在中国一个地方电视台搞过技术工作，当时到日本大概还不到两个月。怪不得他不愿意见我，相识者之间的确不大方便。
“咳，几次接到您电话，实在没法拒绝；再者，虽然和您只是一面之缘，我也不想失您的面子，所以我这丑媳妇就决定见公婆。但是，您必须保证，我讲的话至少半年之后再写出来。那时我已经去到第三国，事过境迁也无所谓了。”
江先生先讲出接受采访的条件，而我虽说采访，但还处于搜集素材阶段，还没有预定在什么地方发表，所以就答应他的要求。
正因为有以前那段插曲，所以江先生在如实地回答我的提问时，脸上还不时浮现出几分不大好意思的微笑。
来到海外的华人，谁都想保证自由往来于中国和外国的身份。但是，来到日本，除了极少数人，却得不到华侨这种身份即合法侨居资格。偷渡者就不用说了，就是通过正规途径来日的大多数学生也不可能获得华侨身份，我就是其中一员。条条大路通罗马，在日本不能获得的华侨身份，我要从其他国家弄到手。经过多方面调查，在塞班找到这条路。现在，我在塞班设立公司，从日本出口半旧汽车，到塞班销售。
在塞班获得侨居资格后，我忽然想到向第三国介绍移民。有很多和我境遇相同的华人，他们肯定也千方百计地想在第三国搞到华侨身份，我提供信息和方法，帮助搞到在第三国的合法身份，这对他们来说是求之不得的，而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不错的商贸工作。
具体的介绍方法和手段，江先生不愿谈及，我也不好深问。
偷渡者来到日本才发现海外并不是金玉打造的天堂，要想获得自由必须遵守法律，所以他们要用积攒数年的财力，即使上穷碧落下黄泉，也要把自己的“黑户口”（非法逗留者）变为“白户口”（合法侨居者）。
和当初偷渡不知法律为何物、横下一条心要闯海外而离开中国的情形相比，现在想要白户口，这或许是一种进步。在日华人偷渡者了解到他们不能获得白户口、从无法实现的日本梦中醒来，就把目光转向可能得到合法逗留资格的西欧、美国、加拿大，毅然实施二次偷渡。也有很多偷渡者奔向花钱能搞到永住权或市民权的非洲和部分南美国家。在南非的新华侨中，很多人不会英语，但日语却相当流畅。他们就是原在日非法逗留者，后来从日本赴南非，终于弄到朝思暮想的白户口。
从1992年7月到1993年5月，我在日本的华文报纸上连载有关东欧新华侨的报道，受到旅日华人社会的好评，同时还给我带来“意外的商机”，就是接到很多偷渡者的咨询，都是“请告诉我去东欧的方法”。我如果有往塞班介绍移民的江先生那种商欲，或许通过介绍移民东欧，短期就可赚一笔钱。这时，我深切地理解到偷渡者获取白户口的迫切心情。
第六章 偷渡者的成功与挫折海外华人社会的“三黑问题”
偷渡者中，也有为偿还巨额借款染指贩毒的人。1993年3月19日的《福建日报》有篇署名报道，说福建省偷渡者陈某，入境美国尽管拼死拼活打工三年，但也没有还清应该支付给蛇头的钱，最后不得不听从黑社会的摆布开始贩毒，头一回就被警察抓住。
偷渡到日本的华人中也出现了抢劫团伙。据说这两三年，由非法逗留的上海人组成的“上海帮”和由福建偷渡者组成的“福建帮”在池袋、新宿一带“跑马占荒”，为争夺地盘反复厮杀。他们住处保密，似乎日本警察也无可奈何。他们也和日本暴力团沆瀣一气，正在形成黑社会网络。
在新宿歌舞伎町，一位垂青于大款的华人女招待的弟弟，由于在弹子厅捣乱被警察抓住，了解他是非法逗留者就被强制遣返回国。但是几个月后，他又出现在新宿歌舞伎町。他为什么又能回来？令人不可思议。问那位女招待，回答说：“现在只要有钱，入境日本很简单。”再三追问，才说她弟弟委托华人秘密组织，通过日本暴力团安排的路线再次入境日本。
特别是“福建帮”经常瞄准旅日多年、生活稳定、手上有钱的华人，闯进住宅，抢夺财物；还听说“上海帮”，承揽贩毒，伸手到很多新的商贸行业。由于和日本暴力团狼狈为奸，今后恶性犯罪案件很可能呈上升趋势。
在海外华人社会中，由于偷渡者急剧增加，这几年来一直为“三黑问题”——“黑工”（非法打工）、“黑户口”（非法逗留）和“黑社会”（非法秘密组织）苦恼着。其中特别在地下秘密活动的黑社会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华人黑社会不断制造的敲诈、抢劫、杀人案件使海外华人社会人人自危。
1993年6月29日，从西班牙巴塞罗那中餐馆“皇城饭店”突然传出来“杀人啦，杀人啦”的惊呼，接到报警的警察赶到时，看到一个男人鲜血淋漓地躺在地板上。以杀人嫌疑被捕的“皇城饭店”老板朱先生面对警察的审讯，承认杀死一个姓卓的男子，但说是正当防卫。
据朱先生讲，卓及其同伙一个姓赖的男子，是西班牙华人社会的秘密组织“富华集团”的成员，以前曾多次来到“皇城饭店”敲诈勒索，要150万比赛塔（约125万日元），并威胁说：“要不拿出钱来，就杀死你老婆，要不就捣毁你的饭店！”那一天，两个人拿着刀子来要钱，朱先生早就忍无可忍，加之当时正好许多员工在场，就从守势转为攻势，厮打中误杀卓。
事实的真相如何，自有西班牙警察当局调查，但是朱先生所说的“富华集团”在西班牙华人社会中却是“顶风臭四十里”的秘密组织，伪造护照、介绍华人偷渡、敲诈勒索旅居西班牙华人，简直无恶不作，据说西班牙超过90％的中餐馆都受“富华集团”之害，每月都得支付一定数额的“地皮钱”。
那些来到西班牙但找不到正当职业的华人偷渡者，成为“富华集团”的新生力量。
同年6月初，在中餐馆“天安门饭店”发生的案件中，也有偷渡者参与，其中年龄最小的才19岁，但偷渡入境倒有好几年历史。
在纽约，这几年也频发暗杀华人案件，而且多和在美华人秘密组织“福青帮”、“长乐帮”有关。被暗杀的华人几乎全是不能支付给蛇头成功报酬的偷渡者。
1993年2月9日的《华盛顿邮报》报道，同年1月8日，在纽约唐人街红都袖珍电话公司的大门前，两名华人偷渡者被暗杀。三个月前，也在纽约唐人街，有个华人偷渡者被几个人用手枪打死。管理唐人街的第五分局的警察艾思认为，“无论哪一宗枪杀案件，都是因为偷渡者不能支付给蛇头谈好的成功报酬而引发的”。
一个姓陈的福建人，也是偷渡到美国的，在唐人街亲戚经营的中餐馆打工，还没等他还清答应支付给蛇头的25万美元的成功报酬，亲戚的中餐馆倒闭，陈某无法支付成功报酬，就被蛇头雇佣的秘密组织成员三个福建人拐骗，蛇头和秘密组织威胁陈某的亲戚说，如果不代替陈某支付成功报酬，就把他沉到河里去。
1993年7月，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中餐馆老板庄先生的家中闯进华人秘密组织成员，被抢走相当于300万日元的巨款。他接受采访时说：
“我马上报警，所以谁都知道我家被抢，可据我所知，被抢走和我同样钱财的中餐馆老板有四五家。但是，一旦惊动警察，会在税金方面引出很多麻烦事儿，所以自认倒霉，不声不响。这样，更助长秘密组织的嚣张气焰，以后他们更肆无忌惮了。”
我在维也纳采访期间，奥地利警察当局决心抓捕华人秘密组织的头头。在抓捕过程中，这个华人秘密组织的头头拒捕，他挣脱警察，跳进多瑙河想要逃走。当警察赶到岸边，用枪口指着他，逼得他无路可走，才最后投降。但是，人们认为彻底清除这些社会垃圾尚需时日。
经奥地利警察审讯得知，这个秘密组织接受蛇头的委托催讨成功报酬，把不支付钱款的偷渡者关进地下室毒打，其势力范围不仅在奥地利，甚至扩展到作为华人新的移民地而备受关注的匈牙利，其组织的秘密成员也不是个小数目。
奥地利华文杂志《欧华》第13期也撰文指出，“对于华人社会的不法分子，应该协助警察给予打击，容忍他们的抢劫、敲诈必将助长类似案件的发生”，呼吁社会各界同心协力清除秘密组织。
从这种呼吁中，我们也可以窥见揭发华人社会的秘密组织之艰难。生活在外国，不愿意和警察打交道，这种侨居海外华人的心理，是揭发秘密组织的绊脚石、拦路虎。
但是，奥地利警察当局，却好像以从来没有的坚定信念，决心清除华人社会的秘密组织。
在同年1993年9月11日凌晨5点30分，奥地利警察当局共出动400名警察，对中餐馆（包括越南人经营的中餐馆）、华人住宅总计47处进行突袭式搜查，逮捕70名秘密组织的嫌疑人。
这一搜查行动结束后，奥地利内务部长立刻发表胜利宣言，“奥地利当局在清除组织犯罪方面，取得前所未有的胜利”，对以维也纳为中心活动的华人犯罪组织“给予了致命的打击”。
经过两天审讯后，9月13日，奥地利内务部长又发表补充说明，这次搜查行动所破获的华人犯罪组织，不过是某个犯罪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被起诉的20名华人，几乎都是负责中间过程的偷渡介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