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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使自己逗留身份合法化，而后把他兄弟等全族人都叫到奥地利。
刚到奥地利时，他不分白天黑夜地打工，积攒到一定程度的钱，再向亲戚朋友借一部分，就开了中餐馆。几年后，他又开业第二处、第三处。住宅也换成带有庭院、游泳池的三层楼房，据说一位刚到奥地利的熟人，看到他的豪华住宅只说句“这不是宫殿吗”，就再找不出来赞美的词语了。
这并不是什么个别的例子，山外青山楼外楼，还有很多成功者把这类老板看成“芝麻”，因为相比之下，他们的成功是“西瓜”。正因为有这些成大功、发大财的偷渡者，所以使国内的华侨神话久传不衰。正是这些华侨神话，支撑着在缅甸热带密林中下过六天人间地狱的偷渡者，无怨无悔地走完偷渡旅程，奔向那充满“希望”与“光明”的未来。
往往被我们说成是没有明天、没有未来的偷渡者，但是，只要有偷渡成功的人，在他们眼里，就无比清晰生动地看到明天，也看到未来；并且雄辩地证明即使和地狱只跬步之隔，也有着光辉灿烂的前景。正因为这些成功的偷渡，是自己过去的同乡、同学，是朋友，是亲戚，所以他们每一个成功的故事似乎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不能说偷渡志愿者的判断错了，但是人们往往忽视像那位被丈夫抛弃、被蛇头奴役、不如妓女、不如囚徒的软禁于泰国窝点的文成县女子那样的偷渡者。外国不是地狱，但也不是天堂。华人偷渡者什么时候才能明白这一点呢？
第六章 偷渡者的成功与挫折非法侨居者的梦
也有经由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香港以及南美各国流动到日本的华人。
早晨JR高田马场车站周边是寻找工作的日工聚集的场所，在那里一位接受采访的近40岁的福建人证实：
“去到美国或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华人——人数虽然不太多——为了打工，最近有不少人来到日本。由泰国或香港的蛇头引导进来的华人最多。”
另外，我还见到一位非法逗留的30多岁的上海男子，他先入境新西兰，但认为在那里干不下去，后来又用过境签证进入日本。
我还曾采访一位经由南美各国流动到日本的上海赵先生（40岁、化名）。
赵先生在上海是个体经营者，先去玻利维亚，获得定居权后赴秘鲁并搞到护照。用秘鲁护照尝试入境日本竟然顺利通过检查。赵先生来日本前还转悠过巴西和阿根廷等国，到日本一看，据说觉得月亮都比南美圆，所以决心最大限度地灵活运用入境日本这一良机，就求东京的一位朋友介绍，到达日本的第二天就开始打工，平时在工厂干，星期六和星期日在建筑工地干，休息只限于因天气不好建筑工地没有活儿的日子。
“除了逾期逗留，我严格遵守日本的法律。只要不干什么坏事，警察也不能到我公寓搜查。我想在日本干两三年，攒上800万日元，用它作资本，再去西班牙，到那里和朋友开中餐馆。”
赵先生花费一年的时间走过从中国坐飞机只三四个小时的路程。
在高田马场车站，我还和福建陈先生（25岁）交谈过。
只受过小学四年教育的陈先生，把妻子、儿子、女儿留在福建，给蛇头120万日元，在1990年4月来到心仪的日本。为了偿还巨额债务，他争分夺秒地卖力工作。他早晨来到高田马场车站找活儿，白天在建筑工地打工，下午6点到晚上10点在六本木附近一家小酒馆当服务生。
陈先生和在福建时当警察的表兄、朋友一起住在大田区的西大井。他的表兄与朋友也是非法逗留，他们说陈先生来到日本已经很久，每天去高田马场车站都途经品川和涩谷的车站，但没有下过车，估计也没去过银座。他把能利用的所有时间都用在打工上：
“所以，他不仅还清了债务，还在老家福建盖座小楼。再打一个阶段的工，估计就回中国啦，那他可就过上好日子了。”
据说他惟一的嗜好就是租看录像和喝酒，最近接连几天“白板（无日工工作）”日，常喝闷酒。我看到在饭店里默默进餐的陈先生的侧脸，也许是精神作用吧，看上去相当苍老。农民出身的陈先生，当回到中国之后，不知他将如何回忆高田马场车站、东京乃至整个日本的情景。
旅居巴黎多年的华人作家徐刚先生，曾采访过经营未注册的皮革制品厂的老板和在那里工作的女工，他这样介绍在那里的见闻：
那个工厂的老板、员工都是浙江省温州人。老板曾是温州地方的作家，七年前受到从巴黎回国省亲的伯父“到巴黎干一番事业”的鼓动，夫妇二人决定偷渡。
按当时的行情，谈妥支付给蛇头6万法郎（当时的外汇牌价约折合200万日元）承包到底。很走运，他们跟随蛇头，一切顺利。首先利用蛇头搞到的别人的旅居意大利的签证进入意大利，然后坐着观光汽车堂而皇之地偷渡入境法国。
他们现在已经弄到合法旅居资格，公开身份是服装店的老板，但实际上经营着未注册的皮革制品厂，生意相当红火。曾经身为作家的老板，据说是这样谈论自己的信念的：
“现在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有趾高气扬的日本人和台湾人，因为他们有钱。有钱能使鬼推磨，那么当然也可以买到安全和尊严。世俗总是阿谀权势和金钱，成功还是失败，关键取决于有多少钱。”
在设于地下室的这个皮革制品厂，温州女工每天得工作10多个小时。
“习惯这种生活吗？”徐先生问。
“生活在外国，关键是能不能挣到钱，习惯不习惯并不重要。每月月初就发工资，节假日加班给双工资。这很不错了。”女工回答。
“但也不能总这么非法逗留吧？”
“攒下钱，总还有办法的。万一在西欧干不下去，老板说带着我们转移到东欧。就是最后没有挣到那么多钱，但年轻时能到世界各地走走不是也很好吗？”女工豁达地回答。
到世界各地走走，这就是温州年轻女子的梦想吗？
不仅在巴黎和纽约，无论在哪个国家，只要有唐人街，就能看到像这家皮革制品厂的老板和在那里工作的女工那样的华人偷渡者。
据侨居纽约的朋友说，在唐人街的街角，常常看见拉着自制的两轮摊车的华人，他们多是像巴黎皮革制品厂老板那样的无证非法经营者，为了逃避警察的取缔，每天利用警察出动之前的清早，贩卖从香港或中国本土进口的便宜服装、日用品和中国乡村快餐，在唐人街的中餐馆或被称为“血汗工厂”的缝纫厂打工的华人是他们的常客。到警察快要出勤的时候，这热闹的市场就像风卷残云似地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这种地方被称为“天亮街”，即“黎明市场”之义。
在“天亮街”的非法老板中，有很多曾是中国国内的厂长或处长级别的干部、工程师或知识分子。据说昔日广州某重点高中的校长就在这“天亮街”上卖鱼。
他们，还看不见明天的光明。
在“天亮街”卖油炸豆腐的广东省台山县30多岁的摊车老板苦笑着说：“家乡的人都以为我是阔老板，住着一栋漂亮的洋楼，开着锃光瓦亮的新车——你看，车倒是有，就是这摊车！”
第六章 偷渡者的成功与挫折谋求白户口的“老”偷渡者
来到日本的偷渡者，大都像在高田马场车站遇见的陈先生那样，离开中国之前已经确定一定目标，就是拼死拼活干几年，赚上2000万～5000万日元，然后依靠这笔钱，回国度过一生不必劳动的幸福生活。当他们挣到钱后，就用各种办法把钱送到家中，建起豪华住宅。按既定方针，到这时他们该回家享清福了。但是，这时回头一看，他们大多数人发觉当初的目标太渺小，于是人生目标也水涨船高，又升一个台阶，不是回国，而是在海外经营贸易公司或中餐馆，成为可以自由周游世界的华侨。
但是，这样改变人生目标的在日华人偷渡者，却发现日本不像欧美那样，没有大赦制度（通过大赦给非法逗留者以合法侨居身份），非法逗留者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改变身份，即永远不能获得合法旅居资格。只要没有合法旅居资格，哪怕富可敌国，也不能经商。
逗留日本数年并且手上积攒下钱的“老”偷渡者们，为了走出这种尴尬的境地，好像商量好了似的踏出第二步，筹划用钱确保自由周游世界的合法身份。
1990年前后，发行于日本的华文报纸，不厌其烦地刊登以这些偷渡者为对象的广告，几乎都是介绍向第三国移民的。如“免检可以入境几个国家”啦，“即使所持中国护照逾期或没有日本侨居签证也可以获得第三国的合法侨居资格”啦，以及“两年后可以合法入籍第三国”啦，等等，而所谓第三国则是对偷渡者的母国中国和现在侨居的日本而言的第三国。
这究竟都是些什么国家呢？从家中保存的1989年到1993年的《留学生新闻》里随意取出一份，是1991年8月号的，数一数上面刊登的介绍移民第三国的广告，合计有12则，介绍的国家和地区是加拿大、匈牙利、美国、奥地利、荷兰、塞浦路斯、塞班、英国、西欧各国、南美各国、莱索托……居然遍布欧、美、亚、非各大洲。
后经采访证实，其中虽然有钻法律空子进行移民介绍的公司，但大多数是骗子刊登的以介绍移民为诱饵行骗的虚假广告。
这时，我给一位向塞班介绍移民的名叫江志伟的人打电话，要求面谈一次，但他就是不答应。经过三番五次说服，好不容易约定在新宿小田急商场上面的咖啡馆见面。见到按时赴约的江先生，我觉得很面熟。
“好像我们在哪儿见过……”我说。江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