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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要重新提出这个目的或目标，因为这个目的今天似乎已经被人遗忘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留学运动已经二十多年，这次留学与清末民初胡适时代的留学一样意义重大，但我们也同样有必要像当年胡适那样追问：“吾国人其果视留学为百年久远之计矣乎？”尤其在今日中国各大学纷纷以创办“一流大学”为口号而进行改革之时，我们不能不问，中国大学改革的总体目标，究竟是要尽快结束中国的留学运动，还是要把留学运动进一步地制度化和永久化？
我在批评北大方案时指出，假如北大改革的方向只不过使北大走向一代又一代的“留美近亲繁殖”，那么北大恰恰注定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而只能千年万年地成为一流的“留美预备北京大学”。这也是胡适九十年前早就提出的警告，如他所言：“今日之大错，在于以国内教育仅为留学之预备。是以国中有名诸校，都重西文，用西文教授科学。学生以得出洋留学为最高之目的，学校亦以能使本校学生可考取留学官费，或能直接升入外国大学，则本校之责已尽矣。此实今日最大之隐患。其流弊所及，吾国将年年留学永永为弟子之国，而国内文明终无发达之望耳。”
我们今天之所以需要明确提出“尽快结束中国的留学运动”，实是因为今天这种“吾国将年年留学永永为弟子之国，而国内文明终无发达之望”的危险几乎比九十年前还要严重！
我们可以注意，胡适写作《非留学篇》是在１９１２年。当时的中国还根本谈不上有任何现代大学可言，而且当时中国的总体状况如胡适所言乃一无是处：“以言政治，则但有一非驴非马之共和。以言军事，则世界所非笑也。以言文学，则旧学已扫地，而新文学尚遥遥无期。以言科学，则尤可痛矣，全国今日乃无一人足称专门学者。”但就是在这样一种中国的一切都极端落后、极端衰败、极端令人沮丧的环境下，胡适这一代中国学人却以凌云之志而高瞻远瞩地提出“留学当以不留学为目的”的目标！反观今日，我国大学无论与世界一流水平还有多少距离，毕竟已经有现代大学的相当规模和实力，其具备的条件和水平与胡适时代的中国大学乃不可同日而语，但今天的人却不但没有“留学当以不留学为目的”的文化自觉，反而在听到“中国大学改革的总体目标是要尽快结束留学运动”时，竟表现得大惊小怪，好像多么不可思议！
我以为今天的问题不是中国的大学水平有多低，而是中国人今天的精神有多低、气质有多弱的问题。可以说胡适那一代学人中占主导的是志在高远的文化自强者，而今天则有太多心态猥琐的自卑自贱者。这些自卑自贱者如胡适当年所言：“一入他国，目眩于其物质文明之进步，则惊叹颠倒，以为吾国视此真有天堂地狱之别。于是由惊叹而艳羡，由艳羡而鄙弃故国，而出主入奴之势成矣。于是人之唾余，都成珠玉，人之瓦砾，都成琼瑶。及其归也，遂欲举吾国数千年之礼教文字风节俗尚，一扫而空之，以为不如是不足以言改革也。”今天的致命问题就是这“入奴之势”似乎越来越弥漫，以致许多人心有奴意，面有奴相，言有奴音，身有奴气，这样的人不管留学不留学都只能成为一个终身“学奴”而已，绝无可能成为一个堂堂正正自主自立的“中国学人”。
问：《非留学篇》是胡适写于留学时代的作品，或许是属于少年胡适的不成熟看法。胡适成年以后是否改变了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呢？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115节 《非留学篇》
答：当然不会变。《非留学篇》的基本立场和取向并非只是胡适个人的一时看法，而是他那一代中国学人以及几代中国老辈学人共同的主流志向。抗战胜利后，胡适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正是在任北大校长期间于１９４７年发表了他著名的《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提出要建立“国家学术独立的根据地”，其意图正是我所说的“中国大学的使命是要加强中国人在思想、学术、文化、教育的独立自主，而不是要成为西方大学的附庸藩属”。胡适的“国家学术独立”主张值得在这里详加引述：
所谓“学术独立”必须具有四个条件：一，世界现代学术的基本训练，中国自己应该有大学可以充分担负，不必向国外去寻求。二，受了基本训练的人才，在国内应该有设备够用和师资良好的地方，可以继续做专门的科学研究。三，本国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如工业问题、医药与公共卫生问题、国防工业问题等等，在国内应该有适宜的专门人才与研究机构可以帮助社会国家寻求得解决。四，对于现代世界的学术，本国的学人与研究机关应该和世界各国的学人与研究机关分工合作，共同担负人类学术进展的责任。
胡适当时从这一“国家学术独立论”出发所提出的十年计划，就是希望“在十年之内，集中国家的最大力量，培植五个到十个成绩最好的大学，使他们尽力发展他们的研究工作，使他们成为第一流的学术中心，使他们成为国家学术独立的根据地”。不难看出，胡适这个建立一流大学的主张，与今日许多人说的建立一流大学，恰代表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今天许多人所谓建立一流大学压根儿没有“国家学术独立”的概念，反而试图以“留学近亲繁殖”使中国成为“年年留学永永为弟子之国”，结果必然导致中国对西方的“学术依赖”更加制度化永久化；而胡适主张的则是要建立“国家学术独立的根据地”，从而强调中国对于西方的“学术独立”，力图做到不但中国学子的基本学术训练“不必向国外去寻求”，而且艰深的科学研究同样可以在国内大学继续进行，由此克服“出洋镀金的社会心理”。但这里当然需要指出，主张学术独立并不等于主张学术孤立，并不等于主张中国学术不要与国外学术交往，更不是不要中国人出国留学。这里讨论的问题是中国大学的发展方向和目标问题，特别是中国是否应该长期甚至永远地依赖国外大学来培养中国一流大学的教授和研究人才，还是中国必须致力于自己培养本国一流大学所需要的人才。胡适在这篇文章中因此特别强调必须改变“大学”的概念，亦即只有本科的大学不能算真正的大学，只有朝“研究院”方向发展的大学方能成为“国家学术独立的根据地”。因为很显然，如果中国大学只有本科，没有发达的研究院，那么中国学子仍然得走留学之路，从而仍然无法改变“年年留学永永为弟子之国”的状况。
问：但这种希望“国家学术独立”的强烈主张是否中国人所特有？美国人从前曾长期留学德国，他们是否从不担心美国会成为“年年留学永永为弟子之国”？
答：许多人大概没有读过美国文明史的一个必读经典，这就是爱默生的《美国学者》（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这是爱默生于１８３７年在哈佛大学向当年的“美国大学优等生联谊会”（Ｔｈｅ Ｐｈｉ Ｂｅｔａ Ｋａｐｐ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年会发表的著名演讲，以后《哈佛经典丛书》的爱默生卷将此篇列为第一篇并非偶然。为什么这个演讲题为《美国学者》？因为爱默生要提醒这些美国优秀青年学子，他们今后不是要成为在美国的德国学者、英国学者或法国学者，而是要成为立足于美国生活的“美国学者”。他向这些美国青年学子指出，美国人倾听欧洲的时间已经太久了，以致美国人已经被人看成是“缺乏自信心的，只会模仿的，俯首帖耳的”（ｔｏ ｂｅ ｔｉｍｉｄ， ｉｍｉｔａｔｉｖｅ，ｔａｍｅ）。他希望这些有资格成为“美国大学优等生联谊会成员”的青年学子树立一种强烈的自信心：未来将属于“美国学者”。这个演讲开头的一段话最为有名，以后不断被美国人所引用：“我们依赖的日子，我们向外国学习的漫长学徒期，就要结束。我们周遭那千百万冲向生活的人不可能总是靠外国果实的干枯残核来喂养。”
爱默生的这个讲演后来常被说成是先知的预言，预言了美国学术和大学终于执世界牛耳的地位。但在当时其实这个演讲同样是空谷足音，至多被人看成是一种良好愿望，因为当时美国在文化上根本不可能与欧洲相提并论，因此当时的美国人正纷纷去德国留学，而且这种留学德国的过程一直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才最后结束。可以说爱默生演讲时美国人“向外国学习的漫长学徒期”不但远未结束，而且正方兴未艾。但是，如果美国人只是像日本人印度人那样“年年留学”，却没有心存爱默生呼吁的结束“依赖时代”、结束“向外国学习的漫长学徒期”的高远自我期许，那就绝不会有以后的“美国学者时代”。
今天的有些中国人最喜欢谈美国如何如何，但因为这种谈论往往出于一种自卑心态，因此恰恰永远学不了美国文明最基本的立国精神，这就是“独立”的精神。美国文明本是一场“独立战争”的结果，但仅仅有一场军事上的独立战争虽然可以使美国在政治上独立于英国，但却并不足以使美国文明自立。美国开国初期更深远更长期的独立战争乃是要使“新大陆”在精神上文化上心理上独立于“旧欧洲”。因此《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们在呼吁北美十三州联合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时指出，欧洲长期来支配了亚洲、非洲和美洲，已经习惯于以全世界的主人自居，甚至认为欧洲的狗都比美洲的狗高级，因此“美国人应该抬起头来为全人类的尊严而教导欧洲人放谦虚点”！这就要求美国人应联合为一个强大的统一的美国，从而今后有可能最终迫使欧洲列强按照美国的条件来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