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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104节 什么是一流教授
（三）我要说的第三个大问题，是“什么是一流教授”以及“如何培育、选拔一流教授”。由于文章已经写得太长，只能略略谈一谈了。
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对大学各类职称的评定标准：“正教授的资格是，在你的学术领域有所创新，并开出一条像样的道路，有人选择并跟进这一条路。副教授的资格是，在你的学术领域有公认的贡献，并保持着水准以上的质和量。而助理教授的资格则是，在你初出茅庐之际，一定表现得有活力、有潜力，让人觉得假以时日，你会有贡献也有创新”。我以为这一标准基本上是合适的。我所要讨论的，是“一流学者教授”，或者说是“大师级的学者教授”。不用说他们有极为深广的学养，一般都是学贯古今中外的；而其最重要的、本质性的特点，则是他们的思想与学术都是具有原创性、开拓性的。而这样的原创与开拓的起点，又必然是对既成的思想、学术体系的怀疑、批判，以至反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真正的一流教授、大师级的学者，都有异乎寻常、不拘一格的想像力与创造力，必然具有某种异端性。特别是开创学术新路的初期，他们必要向已被普遍认同、并多少被凝固化的学术“定论”与权威挑战，在既定思想、学术秩序的维护者的眼里，他们的新思想、新学术，都是“野狐禅”，是“胡思乱想”和“胡说八道”。这就是说，一流教授、大师级学者都必然有一个从不被承认到承认，从边缘到主流的过程；而真正的大师即使在自己的思想、学术成为“正宗”以后，仍然保持着科学的怀疑精神，包括对自己的学术也在不断地反省中寻求新的突破，从而保持着不断开拓的创造活力，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仍然保持着某种异端性，对新的甚至是挑战自己的权威的异端，也能够采取宽容、以至扶植的态度。
一流教授、学者的这种与其原创性、开拓性相联系的异端性，正是提醒人们，大学要培育与拥有第一流的教授、学者，必须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与氛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真正保证思想自由与学术无禁区，并实行“保护少数”的原则，而且要写入《大学法》（为大学立法也是中国大学改革的一个迫切任务），以得到法律的保证。不然的话，就有可能压抑、甚至扼杀最具有创造力的的一流人才，而鼓励循规蹈矩的平庸之才，并且形成不敢触及思想与学术上的重大问题，不敢独立思考，谨小慎微、瞻前顾后、唯唯诺诺、人云亦云的萎靡之风，这是我们的学术多年来缺少大格局、原创性，批判力、想像力、创造力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也是在大学里必须实行“兼容并包”的最重要的理由。蔡元培对此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解说：“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厥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挥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最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值得注意的是，在蔡校长看来，影响大学的思想与学术自由的，不仅有“宗教或政党之拘束”，还有“著名学者之牵制”。
如前文所说，真正的大学者，不但自己敢于挑战权威，而且也容忍、甚至鼓励新的一代挑战自己。但不是任何“著名学者”都能做到这一点。这里有一个学术权力的问题：“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是很容易在“新媳妇”身上显示权威的，如果“新媳妇”还想反叛自己，就更要行使淫威了：这正是学术等级制度所特有的现象。这里也还有一个学术判断力的问题：真正的大学者，在面对年轻一代的挑战时，他可能并不同意、或不能接受挑战者的新观点，但却能够看出其内在的潜力，其所能提供的新的可能性，从而采取宽容与鼓励的态度；而另一些学者，他自己的学问可能做得不错，但却为一己的学术思路所拘，从而对不同于己的新的学术追求失去了判断力，常常因其存在某种不足和缺憾而予以简单的否定，而任何一个新的创造，在其草创阶段，总是毛毛糙糙，显示出某种不成熟性的。因此，提出“兼容并包”的理念，不仅是使不同的学术选择形成互补与相互制约，以实现学术的生态平衡；而且具有保护学术新生力量的作用。从我们这里所讨论的一流教授、学者的培养的角度来说，只有坚持“兼容并包”才能使具有不同的学术追求、风格的一流人才在大学校园内都能获得自己的发展空间。
这里还涉及一个评价机制的问题。在这次讨论中，许多朋友都强调要建立以本专业的国际、国内的权威学者的评议为主的评价体系，这是我也能同意的；但我想补充的是，为了避免蔡元培所说的某一或某些著名学者的偏见而产生的“牵制”现象，还需要对权威教授评议实行某种制度性的制约，例如必要的“回避”制度，申请人的申诉权等基本权利的保障等等。
在我看来，这次北大教改中提出的“避免近亲繁殖”的原则，也是一种制约性的规定，尽管执行起来也会产生新的问题，但其基本精神我还是赞同的。在一流教授的聘选中，还有一个校长与系主任的权力与作用的问题。蔡元培校长当年凭着梁漱溟的一篇论文就聘请这位连大学学历都没有的年轻人来北大任教的例子，是人们经常提及的。这至少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大学人才的评选，当然要有一定的制度与程序，但又不能将其凝固化与绝对化，变成“制度万能”，而必须以“不拘一格选人才”的做法作为补充。这实际上是对校长与系主任这些掌握了一定学术权力的学术领导人和组织者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需要更广博的学养，“兼容并包”的胸襟；他们自身不一定是一流学者，但却需要有很好的学术判断力与决断力，能够识才，用才。这同时涉及校长与系主任本身的民主选聘的问题。这个问题，特别是大学校长的民主选聘，目前似乎还没有提到中国大陆大学的议事日程上来，这是与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校园民主改革问题相联系的，这里也不能详尽讨论了。
在结束这篇长文时，还要简单地说及我的言说立场。在我看来，任何言说，在有其特有价值的同时，都会有其限制。我的这篇文章首先是一个思想者的言说。我曾经说过，“思想者”和“实践者”是有各自不同的逻辑，因而发挥不同的作用的：思想者着眼于新的教育理念的建设，并从自己的教育理念出发，对现行教育的弊端做出批判，从而形成一种思想和舆论的压力，并为其所呼唤的改革提供思想资源；因此，要求思想的彻底，并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因而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而不考虑现实的操作。实践者所面对的是教育的现状，不仅感受到改革的必要性与迫切性，更要考虑在现实的主客观条件下，改革的可能性与有限性，因而奉行“逐步推进”的改良策略，这其中也包括必要的妥协，而不可能像思想者那样“彻底”。这样，改革才可能稳步而有效地进行，最大限度地避免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很明显，对于中国的教育改革，思想者与实践者都是不可缺的，他们既互补又相互制约：如果没有思想者所提供的大视野与新理念，及其锐利的批判所形成的巨大冲击力，改革或者根本不可能进行，或者只能在既有框架内打转，变成换汤不换药的表演，而改革如果没有理想主义作为支撑，更可能变成鲁迅所说的“盗寇式的破坏”与“奴才式的破坏”，并且会陷入一味的妥协而在事实上维护了既得利益，从而产生根本变质或走到主观愿望反面的危险。反之，如果没有实践者对思想者的理想的调整和具有可行性的操作和试验，也会因思想与实际脱节、过于超前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我因此提出了“思想要激进，行动要谨慎”，“开始要早，步子要慢”的主张，就是试图将思想者与实践者的逻辑统一起来。
我的言说，是理想主义的，同时又是怀疑主义的：可能是受鲁迅的影响，我总不相信表面宣传的东西，要追问背后可能隐蔽着什么；对任何事情，我更多的是想到它的负面，即可能存在的陷阱。特别是当“改革”、“与时俱进”成为一种时髦的时候，我更想提醒人们注意其背后可能存在的危险。我赞同、可以说渴望北大的改革，因为在我看来，北大的积弊已深，再不改，真的要被时代所淘汰；但我又忧虑于北大的改革，我担心改革如果不能对症下药，甚至下错了药，就会旧病未除，新疴又至，北大就真的承受不住，连那点老底都要赔进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候冷一冷，看一看，保守一点，也不见得不好，北大不要任何时候都领天下风气之先。心有所惧，不得不言：我所说的是“可能”，而非“已然”与“必然”。或许是杞人忧天，我自己也但愿是杞人忧天；也许有人会认为是危言耸听，我也只希望人们能认真听一回，在这个“欢迎喜鹊，憎厌枭鸣，只检一点吉祥之兆来陶醉自己”的时代，听听不祥之音是有好处的。其实不过是说说而已——我对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