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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条”传达下去，对稳定军队起了一定作用。但是，反军事件仍然连续发生。
1979年2月9日下午三时半，笔者在景山附近的一座庭院里，再次访问聂荣臻元帅。年已80高龄的聂帅，靠在躺椅上，一边服药，一边详细分析了反军浪潮的起因。聂荣臻说：
林彪、江青一伙为达到篡党夺权乱军的目的，他们制造了一个破坏性极大的反革命舆论，胡说党内已经形成一个资产阶级，鼓吹“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歪曲人民军队的本质，并且诬蔑“解放军资产阶级化了”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为着一个反革命目的，想要搞跨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
他又说：“我们党经历了长期、艰苦、复杂的斗争，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在这样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干部和党员，他们不仅有民主革命的觉悟，而且绝大多数还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觉悟，怎么能说他们是民主派呢？”“至于军队，那是我们党一手创建的，并且一直在党的领导之下，经历了革命战争考验，具有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怎么能说是资产阶级呢？”
老帅巧借东风
1967年2月10日，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江青、王力开会。毛泽东就陈伯达突然宣布打倒陶铸的问题，批评陈伯达说：“你是十一届中央全会选出的常委，陶铸也是这次会议选出的常委。这件事，你跟谁商量了？跟我商量了，还是跟林彪商量了，还是跟总理商量了？都没有商量！一个常委有什么权利打倒另一个常委！”毛泽东接着说：“你这个陈伯达，过去专门在刘少奇和我之间进行投机！不是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
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也批评江青：“你眼睛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没有别人的事！”
会上，毛泽东做了两个决定：第一，由王力负责，立即把张春桥、姚文元从上海调来，开文革小组会议，批评陈伯达和江青；第二，以后在这里开会，增加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徐向前、关锋、戚本禹、谢富治、肖华、杨成武和叶群。
会后，陈伯达找到王力说，那个打倒陶铸的会，是江青组织的，事先他一点也不知道，他是从被窝里被叫去讲话的。
陈伯达并且对王力说，江青逼得他活不下去了，他决定要自杀了。
王力劝他不要自杀，要请求总理帮助。后来周总理到了钓鱼台14楼，找陈伯达谈了几小时，陈伯达才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1967年2月11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会议室里，由周恩来主持，召开当时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同志和中央文革成员的碰头会议（即扩大的政治局碰头会），会议原定的议题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等。
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保持军队的稳定等几个关系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大问题，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全面摊牌。
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首先站起来讲话，对陈伯达一伙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叶剑英对坐在对面的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人说：“军队要是再稳不住，天下就要大乱了！我请诸位帮帮忙吧，不要再把军队搞乱了！”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二月大搏斗（5）
坐在叶剑英旁边的徐向前同志，激愤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了？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如果不要，我们这些人干脆回家种地去！”
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在冀南打游击时，因受伤被俘。第二天押解途中，我军事先在敌军经过的路上设下埋伏，突然袭击敌人，从敌军中抢救出刘志坚。徐向前对陈伯达说：“刘志坚不是叛徒，根本不存在叛变问题。”
但是，陈伯达却蛮横无理地说：“刘志坚叛徒一案已经定了，再也不能改变了。”
徐向前当即质问他：“凭什么给定案，没有证据怎么能定案？”他还针对陈伯达在三座门接见群众代表时说：“我不光保你们也得保徐向前”的话，拍着桌子问陈伯达：“谁要你保，我有什么要你保的？”
叶剑英接着又质问他们说：“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全国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叶剑英嘲笑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聂荣臻也在会上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都是反动保守分子，进行打击迫害，纵容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批斗他们，有的还关押起来，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干部，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是不安好心！”
2月14日下午，中央文革在钓鱼台16号楼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
王力约关锋一起到8号楼去催康生到会。康生拍着桌子，说：“都是江青搞的！陈伯达给她逼得要自杀了。”
关锋哀求康生说：“康老，可不能发火哟，要顾全大局呀！可整不得江青同志呀！”
这次批评会，江青借口有病，不参加。会上，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集中批评陈伯达，一句也不批评江青。
毛泽东在中央会上对陈伯达、江青的批评，以及文革小组开会批评江青、陈伯达，直接推动并鼓励了老一辈革命家对江青一伙的斗争。毛泽东后来也说：老同志“大闹怀仁堂，是借我批评文革小组的东风。”
面对面的搏斗
2月16日下午三时，周恩来总理继续在怀仁堂主持扩大政治局碰头会，会上出现了更激烈的争论。
前来参加会议的谭震林，在门口碰到操纵上海“一月夺权”的张春桥。谭震林问他：陈丕显来了吗？
谭震林所以提出陈丕显来京的问题，是因为一些省、市委书记被游斗之后，毛泽东连续在三个不同场合，一再指示，要把各省、市委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大区和省委书记宋任穷、李井泉、王任重、叶飞、江华、黄火青、王鹤寿等先后被接到北京。可是仍有一部分在当地被无理扣押着，陈丕显同志就是一个。
张春桥听了，铁青着脸，打官腔说：我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
谭震林说：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
张春桥仰着脸说：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谭震林一听，怒火顿起。他激愤地指着张春桥说：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啊！？
谭震林一走进会场，再次提出陈丕显回京的问题。他说：“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陈丕显要是反革命，杀了我脑袋！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谭震林同志见张春桥推脱责任，马上打断他的话：“什么群众？老是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谭震林接着又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要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整，四十年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谈到一些干部子弟被冲击时，谭震林说：“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血统论来反对反动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
谈到造反派时，谭震林说：“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1966年12月初，农林口决定一部分渔轮轮流回港学习，抓革命、促生产。这本是很正常的事，可是，因为没有经过中央文革，陈伯达就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谭震林说：“捕鱼问题，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有一点反对毛主席！”
这时，谢富治插话说：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是多次保谭震林同志的，从来没说过什么“反革命”。
谭震林一听，更加气愤。他说：“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谭震林愤怒地站起来，拿了文件，穿了衣服便走，要退出会场。他边走边说：“让他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要他回来，不要走。
陈毅也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
谭震林走了几步，回转身子，面向会场说：“陈老总，我讲就不怕，怕就不讲，我哪也不走！”
在艰苦的年代，陈毅、谭震林是并肩驰骋江南、华东的老战友。他们在风雨里，在炮火下，在一条战壕里，度过多少春秋！今天，他们和其他老同志，又面临着一场新的战斗。
襟怀坦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