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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周恩来总理像参天的大树，保护着许多革命的干部和民主人士。
一天下午，周总理在中南海的紫光阁召开会议，议论当前国家生活中一些紧迫问题。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等几位副总理都到了，可是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却被揪走了。
总理和副总理们焦急地等待着。这些为建立新中国而并肩战斗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谈到被破坏的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谈到好端端的国家乱成这个样子，怎么不痛心呢？想到党和国家的命运，想到亿万人民的生计，周总理情不自禁地流泪了！几位副总理也流泪了！
“他们要把我们的国家，引到哪里去？”
“无产阶级的天下，难道就这样断送在他们手里吗？”
黄昏时分，谭震林、陈毅、李先念同志来到李富春的住处。他们面对眼前的混乱情况，议论说，这些家伙把老干部打倒，把几个副总理和老帅打倒，下一步就要打倒周总理了。把毛主席架空了，国家就要大乱了。半个世纪用无数先烈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无产阶级天下大乱了。
几个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相对而坐地谈论着：
“能允许他们把党和国家搞垮吗？不，不能，决不能！”
“他们想搞什么？不是很清楚嘛！”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二月大搏斗（3）
陈毅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
“他们不光是反对几个副总理和几位老帅，还要反对周总理，这一定是反革命要搞垮我们的党。他们这样搞，决没有好下场！”
他们谈起不久前的一件事：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江青狂妄放肆地叫嚣：“毛主席，不让群众起来，我要造你的反！”
这件事，引起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极大愤慨。谭震林当场痛斥江青：“毛主席是全党的主席，全国人民的主席，今天是中央会议的主席，在这里，你有什么权利胡闹呢？你是什么东西？岂有此理！”
人民解放军的领导机关也遭受冲击了。军内外造反派狂叫要“揪军内一小撮”，要批判“带枪的资产阶级路线”。国防部和各大军区，无不遭到冲击。
1967年1月3日，一些军事院校群众组织的头头，向叶剑英和陈毅发起了进攻，策划要在1月5日召开十万人大会，批判这两位老帅。
革命军事家贺龙，早在1966年8月间就遭到林彪一伙的攻击。他们炮制了一个所谓“8·25”反革命事件，要追后台，把矛头指向贺龙，诬蔑贺龙是“黑线人物”，“要篡党夺权”。江青还窜到清华，在群众会上煽动说：“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要把贺龙端出来！”接着，贺龙同志全家被抄了，儿女流落离散了。
保卫人民的天下
面对着这些令人痛心的“无法无天”的罪行，饱经风霜的老帅们决心行动起来，决不让人民打下的天下，葬送在这伙坏人手里。
1978年12月5日下午4时，笔者来到后海边一座二层黄楼里。刚动过手术的徐向前元帅，身穿黑色制服，右臂支着木拐杖，在女护士搀扶下，坐在玻璃窗前的沙发里，同笔者热情地谈到“二月逆流”问题。
他先从自己当全军文革小组组长谈起。徐帅说：“1967年1月6日，杨成武同志向我传达毛主席的指示，由我担任全军文革小组长。我说，我多年有病，这个工作我干不了！杨成武说，不行啊，这是江青提议，毛主席批准的。听到是江青提议，我愈加莫名其妙，就说：我的确干不了，你还是把我的意见报告主席吧。后来，有一次我见到主席，当面又向他表示我确实干不了。”
毛主席说：“天塌不下来，你就干吧！”
徐帅满头白发，头脑清晰，声音朗朗，追忆着当时的情景。
“我刚上任，正赶上‘一月风暴’。全国掀起夺权浪潮。各大军区、各军兵种、中央军委、国防部都受到了冲击。许多领导干部被揪斗，各单位的告急电话一个接着一个打来，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原有的两部电话不够用了，又新增加两部，还是不够用。”
受冲击的福州军区司令员报告说，首都红卫兵在福州闹的战备工作搞不下去了。他说：“如果再这样下去，我就要上山打游击去了。我怀疑主席身边有坏人！”
南京军区有八个领导干部被揪斗，有一个连队跑到军区机关闹事。许世友司令员气愤地说：“如果有人敢来揪我，我就开枪！”
面对十万火急的情况，徐向前站在电话机前，像在战争年代的火线指挥部里一样，一次一次在下达命令，对来自全军的问题，做出决定果断的回答：
“军队不准串联！”
“不准打砸抢！”
“军队不准成立战斗队！”
“军队不准搞大民主、乱抓人！”
1月11日，军委“文革”小组成立的当天，叶剑英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稳定军队的发言。他说：地方越乱，军队越要稳。不然敌人乘虚而入怎么办？
为了稳住军队，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常委会议。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同志一致认为，无论如何都要稳住军队，军队不能乱。
军队不能乱
1月14日，中央终于发出了《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但是，冲击军队的事，仍然连续发生。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廖汉生，总政治部主任肖华，都连续被揪斗了。
1967年1月19日下午，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碰头会上，围绕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的问题，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同江青、康生、陈伯达、姚文元争论起来。
江青一伙认为，军队不能搞特殊，应和地方一样开展“四大”，在军队全面搞大民主。参加会议的几位军委副主席，异口同声地同他们辩论：
“党政机关都乱了，不能再把军队搞乱！”
“军队搞乱了，天下大乱，保卫国防靠什么？”
1月19日晚上，北京军区文工团抄了肖华的家。肖华从后门出走，穿过几个胡同，在总政傅钟副主任家要了一辆汽车，跑到西山叶剑英住地。
1月20日，军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继续开会时，坐在叶剑英左侧的江青，明知故问的挑逗说：“昨夜总政主任肖华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
叶剑英听到江青有意火上加油，厉声说道：“他昨夜半夜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承当！”
叶剑英拍桌子严正警告江青一伙：“谁要想搞乱军队，绝不会有好结果！”盛怒之下，把右手掌骨震开了一条裂纹，造成第五掌骨远端骨折。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二月大搏斗（4）
这时，肖华赶到会场。徐向前听了肖华谈他昨晚被抄家的经过，气愤得猛力拍桌子，茶杯盖子震落地上。徐向前说：“刘志坚同志怎么会是叛徒？肖华同志怎么会是资产阶级政客？军队的干部跟我们打过仗，难道说我们还不了解吗？”“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人民军队难道就可以叫你们几个毁掉吗？”
这就是所谓“大闹京西宾馆”的真相。
为防止反军恶浪蔓延，1967年1月24日晚上，徐向前直闯毛家湾林彪的住地。在铺满绿绒地毯的办公室里，没有一张办公桌子。只有一个巨大的地球仪，孤零零地竖立在屋角里。怕风、怕光、怕声的林彪，在拉上窗帘的房子里，背着手，低着头，踱来踱去。
徐向前一见林彪，立刻向他开门见山地讲了军队的混乱情况。徐向前说：“军队不能允许建立战斗队，军队这样乱下去不行，要尽快搞个条条和规定。”
林彪听了连连点头，当即表示同意徐向前的意见，并且随即请来叶剑英、聂荣臻到毛家湾共同研究。
叶剑英说：“地方到处夺权，夺到军队头上来了！这怎么行呢？”
徐向前说：“我建议马上搞个法，立个章程，军队不稳定，天下必大乱。”
聂荣臻说：“是呀，赶快制定措施吧，不然军队一垮，你国防部长不成光杆司令了吗？”
经过讨论，林彪当即向秘书口授了“九条”。军委会议还确定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到钓鱼台，请中央文革小组再加讨论。徐向前还特意打电话给陈毅元帅，请他也到钓鱼台参加会议助威。
老帅们到钓鱼台时，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全在，周恩来总理也来了。经过讨论把“九条”改为“七条”。陈伯达把通过的“七条”，装进徐向前的口袋时说，已经通过了，你赶快回去吧！
徐向前即刻把通过的稿件送到林彪办公室。当他回家时已是黎明四点钟了。
林彪看了“七条”，马上报送毛泽东主席。
毛泽东当即批示：“所定七条，很好，照发。”
鉴于昆明军区曾反映有的高干子女曾参与抄家活动，影响不好，毛泽东又在原“七条”的基础上批示：“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问题。”
这样，军委搞了八条命令，送到住在京西宾馆的各大军区领导人讨论。
1967年1月28日下午五时，由林彪、徐向前一起到中南海报送毛泽东。
1月28日，毛泽东当场批示了“八条”：“所定八条，很好，照发。”并且提出要加上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戴高帽子的规定。
毛泽东说，那种落后、野蛮的方式，共产党怎么能采用呢？必须严令禁止。
《中央军委命令》，亦称《军委八条》的中心是稳定军队，例如“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单位”，军队内部“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军以下单位“坚持正面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