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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央？……不准到省委，不准到国务院，为什么这样怕？毛泽东又说，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
毛泽东在谈话中，明确指出要撤出工作组。他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满清镇压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蒋介石镇压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北京大学陆平、彭佩云镇压学生运动有好下场吗？清华大学蒋南翔镇压学生运动有好下场吗？派去的工作组，有些又镇压学生运动，也没有好下场。当天，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会即决定撤消工作组。
26日晚，陈伯达来到北大，在全校大会上提出撤销张承先工作组。他说：“工作组是压制同学们革命的盖子”，“要搬掉这个障碍物”。他号召师生“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革命”。江青在会上用已经嘶哑的嗓子说：“毛主席最了解群众，最关心群众，最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
7月27日，陈伯达、康生带领文革小组成员，到北京师范大学召开批判工作组大会。他们号召大家：“甩掉保姆，踢开绊脚石，自己解放自己，彻底革命。”
7月28日，江青还在一次会上煽动武斗。当时有人向她反映社会上出现许多人打人、“喷气式”等野蛮行为时，她竟笑笑说：“我们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又说：“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
7月29日，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会。李雪峰宣读了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后毛泽东修改、以北京市委名义公布的撤销工作组的决定。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作了检查性的讲话。邓小平、周恩来在讲话中都说，“文化大革命”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刘少奇在讲话中说：“党中央热烈支持北京高等、中等学校革命师生和革命员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
刘少奇讲话刚刚结束，当时住在人民大会堂118室的毛泽东，突然从主席台幕后快速走到前台上来。据亲眼目睹现场的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穆欣回忆说：
“在刘少奇讲话结束的话音未消，还未来得及拿起放在桌上的讲稿走开的时候，毛泽东突然从后台走出来。疾步行走带出的风，把刘少奇的讲稿扇到地毯上。刘少奇正弯腰去拣拾，毛泽东已到舞台的前沿向众人招手（他没有说话），全场响起震耳的欢呼声。”
工作组被撤销以后，全国各地普遍发生了揪斗工作组长的事情。北京航空学院造反派为揪斗工作组长，在国防科委静坐28个昼夜，轰动全国。各地学校相继发生“踢开党委闹革命”，“踢开工作组闹革命”的浪潮。从此，几乎所有的学校都陷入无领导、无组织的无政府状态。学校门窗玻璃被打碎了，雪白的墙壁被涂污了，桌椅被打烂了，校长教师被揪斗了，读书声听不见了。在正常人看来已经乱得不能忍受的时候，江青、陈伯达一伙人却认为乱得还不够，乱得不深，乱得不透，他们到处奔走鼓动，要乱深乱透，越乱越好！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开始了进攻（8）
1966年10月5日，经毛泽东、林彪批准，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紧急指示》，明确宣布要取消“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要为“反革命”平反，要把“坏家伙”揪出来，“彻底斗、彻底批”。《紧急指示》还明确宣布取消院校党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取消总政治部过去的有关规定。为贯彻执行这个《紧急指示》，10月5日、6日分别召开军队院校10万人和地方院校的10万人大会。
1966年10月，《红旗》杂志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提出：“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从此，全国各地广泛开展了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周恩来不同意“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提法，并向毛泽东表明自己的看法。经毛泽东同意，最后改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毛泽东主持下，10月9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重点，对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指责他们提出了一条“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说这是反对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在10月16日人民大会堂的全体会议上，做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讲话。这个讲话以“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纲，高度评价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点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批判“怕群众，怕革命”，把党的领导污蔑为“国民党的‘训政’”，鼓吹“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否定党的领导作用，煽动群众“踢开党委闹革命”。
1966年10月23日，刘少奇、邓小平被迫在大会上做检讨，承认在派工作组等问题上有“错误”。为了不使批判祸及他人，邓小平说：“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
10月25日，林彪讲话说：“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说什么“一个是群众路线，一个是反群众路线，这就是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对立”，根本否定党的领导作用。
中央工作会议后，全国掀起大规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凡是过去认为是正确的，现在都被造反派看作是“反动”的。真理与谬误，正义与邪恶，善与美，是与非，全被颠倒了。抄家、殴打干部、捕人等非法行为，可以不受约束地任其横行，而干预制止不法行为的正当措施，却被扣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全社会普遍陷入无政府的混乱之中。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党政、企业领导干部受到批斗，各机关团体和企业普遍瘫痪、半瘫痪，党的基层组织活动都陷于停顿。
毛泽东对这种严重的社会混乱状态，不但不加制止，反而认为是“合理”的，采取肯定的态度。认为天下大乱会达到天下大治。在他看来，“乱”表现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一幕丑剧：《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
1966年7、8月，烈日炎炎。首都市区蒸腾的热气，闷得令人喘不过气来。
通往北京大学的公路上，坐公共汽车、骑自行车和步行的红卫兵，混交一起，践踏着焦干、滚烫、发烧的道路。笔者挤在汗水淋漓的人群里，听人们谈论着新近贴出的一张大字报：《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
北大青年团的一名干部，公然在大字报里说，北京卫戍区派人来北大联系，要在44号楼里住一部分军队，还要在人民大学住一部分军队。他说，这是贺龙、彭真、刘仁企图搞“武装政变”的准备。
在那些日子里，一些被“怀疑一切”迷魂药弄得神经过敏症和近乎癫狂的年轻人，热衷于从书刊的封面上，发现反毛泽东的敌人；从报纸印刷正面和反面的缝隙里，发现反革命的可疑踪迹，以致闹出一幕幕造谣惑众的丑剧。这篇“政变”大字报只是其中之一。
大字报的“政变”消息，迅速传到海淀区武装部，传到北京卫戍区司令部，传到各机关团体，闹得北京满城风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北京卫戍区的同志事后告诉笔者，事情真相是这样的：
1966年2月4日，中央军委指示，为加强地方武装，决定北京军区新建一个团给北京卫戍区，承担民兵训练和维持社会治安任务。卫戍区为集中训练新兵，先派人到房山、大兴、通县等地为部队寻找住房，均没有适合住地。这时，海淀区武装部同志建议说，现在有些大学的学生到农村参加四清，有些空房子可以暂时给部队借住。负责找房子的同志，先后到了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石油学院等校交涉借房。人大副校长、党委书记郭影秋认为，军队住进学校，影响学生的学习，同时，参加四清的学生也要很快回来学习，学校没有空房可以借出。
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政委刘绍文也感到，军队住在学校不大合适，决定让部队在南苑部队营房里，挤出一些房子给新建的团队。他们还通知学校，军队不再进学校借房了。
这件极普通的事，却被野心家当作煽风点火的热点了。
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的一个学生，看了从北大抄来的“政变”大字报，马上又写了另一张大字报。《郭影秋是什么人？》，质问当时己调任北京市委书记的郭影秋：彭真阴谋搞政变，要在人大驻兵，这事你知道不知道？他认为，从中央到北京市委都有人在搞二月兵变……
当时在北师大担任工作组长的孙友余，认为这张大字报是造谣、挑拨，在大会上对大字报进行了批驳。
野心家康生听到这件事，马上抓住这个捕风捉影的材料，在7月27日赶到北京师范大学，不经任何调查，在师大群众大会发表蛊惑人心的演说：
“今年二月，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