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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的政治压力，谁还能不表示拥护文化大革命呢？
派出了工作组
在《人民日报》社论的推动下，北京、南京、上海等地的大专院校党委都被“踢开”了，许多院校党委书记以及著名的专家学者被连续揪斗了。
“天下大乱”，首先在大专院校和中学乱起来了。
毛泽东这时仍不在北京。炎热的夏天，他仍然住在杭州、武汉、长沙等地，从远方冷眼观察着北京的动静。
为稳定局势，党中央根据以往的经验，决定向各大院校派出工作组。
5月29日，召开了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为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讨论中，多数同志认为，原学校党委不起作用了，派出工作组就代表党领导。邓小平同志同意刘少奇的意见，支持派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
报告毛泽东同意后，5月31日，陈伯达带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6月1日，张承先率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接着，中央各部委和北京市各单位，都迅速派出工作组，到大、中学校“代表党委治校”，控制运动维持局面，许多院校和机关陆续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机构，领导文化大革命。
但是，工作组到各大专院校传达时，立即遭到一部分头脑狂热发烧的师生们的反对。工作组和造反的师生普遍发生激烈冲突。北京大学工作组长张承先等，遭到造反派师生的围攻。清华、师大等声援和学习北大师生革命精神的队伍，一批批涌进北大。
北大工作组为维持校内秩序，6月7日，宣布校外人员不得自由进入北大校门，反复劝告北大师生要“坐下来学文件，要听党的话”……北大造反师生根本听不进这一套，他们秘密串联，四处活动。当听到北京邮电学院赶走工作组的消息之后，造反师生反工作组的情绪更加高涨了！
6月12日，南京大学举行“万人大会”，揪斗1926年入党的校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匡亚明“压制革命”。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欢呼“揪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匡亚明”。社论号召“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跨、斗倒。”
之后，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地质学院相继发生“6·20”事件。师范大学谭厚兰等17人贴出反对工作组长孙友余的大字报，质问《孙友余把运动引向何方？》，孙友余在广播电话中澄清了事实，批评错误意见。
在反工作组的热浪里，清华大学发生了“6·21”事件。
20岁的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出生江苏省滨海县的一个农民家庭，父母都是共产党员。6月21日，他在校内一张大字报的批语里写道：
“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回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夺权！”
6月24日，造反者在工作组召开的声讨会上批判工作组。工作组长叶林批驳说，蒯大富向工作组夺权，这是一种反革命行为。
6月26日，校内广大师生举行“拥护工作组”的示威游行。工作组进行反蒯斗争，把蒯大富定为右派学生。蒯大富为了表示自己的反抗，宣布进行绝食斗争，消息传出，清华园一下轰动起来了。
陈伯达闻讯，立即派人去慰问蒯大富。
7月20日陈伯达同江青到北京大学讲话，宣布他一个月前说的北大“6·18”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是错误的。陈伯达的话，对各大专院校的造反师生，无疑是火上加油。自此，各大学的反工作组浪潮更加高涨了。
7月22日，刘少奇说：“现在工作组还是要的。实在不行的，撤了，撤了还要换，因为没有其他力量领导。”
邓小平支持说：“北大没有个党委代替，撤工作组我不赞成。”参加会议的叶剑英、刘志坚，也不赞成撤工作组。
刘少奇、邓小平的主张，遭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恶毒攻击。张春桥恶狠狠地说：“6月20日的反动命令（指刘少奇对北大简报的批示），是想把毛主席点燃起来的革命大火完全扑灭，是彭真《二月提纲》的继承和发展。”
“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
北京发生的混乱情况，经江青、康生之手，接二连三地密报给隐居在湖南韶山冲滴水洞里的毛泽东。
滴水洞，不是洞，而是距毛泽东故居不远处的一条狭长的山谷。笔者走进幽静、清深、苍翠的山谷，鸟语花香，水声潺潺，仿佛步入别有洞天的仙境。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韶山时，曾对湖南省委书记说：等到我老了退休，可以在这里搭个茅棚子住。
1960年开始，这里开始修筑毛泽东的山间别墅。这栋舒适、安静、豪华的“茅棚”，是在三年困难时期，老百姓普遍饿肚子的时候筑成的。
1966年6月18日，毛泽东从杭州来到滴水洞。他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他小时候曾到这里放过牛，砍过柴，向大石鼓山上的一块石头娘娘，叩拜过头，在虎歇亭里憩躺过。
6月17日至28日，隐居在滴水洞的毛泽东，冷静地思考着“文化大革命”。28日他离开湖南到武汉。他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态，7月8日，在武汉给江青写了极为机密的“左右开弓”的信。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开始了进攻（7）
这封直至1972年5月批林整风时才印发的信，对林彪、刘少奇都做了批评。现摘要如下：
“……28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引者注：指武汉），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引者注：指林彪）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么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引者注：“他”指林彪。“五月会议”，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毛泽东在这封提倡“天下大乱”的信中，坦率地表达了他的忧虑和期望。周恩来、王任重看过这封信。信中对林彪有所批评。周恩来经毛泽东同意曾将信的内容转告林彪。林彪有悔改的表示，毛泽东把原信销毁了。中央档案馆保存着一份抄件。
“派工作组是错误的”
7月16日，73岁的毛泽东，在10万人的欢呼声中畅游长江，表现了“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的雄伟气概。
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当晚，刘少奇得知毛泽东归来，赶快前来求见，却被秘书挡驾了。捷足先登的陈伯达、康生，正在向毛泽东汇报。
第二天，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再次来见毛泽东。没等刘少奇谈几句，毛泽东就开始批评了。
毛泽东说，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种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群众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
7月24、25日两天，毛泽东连续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后来又增加来京的各中央局书记谈话。他说，要改变派工作组的做法。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工作组阻碍革命势必变成反革命。西安交大不让人家打电话，不让人家派人到中央，为什么怕人家派人到中央？……不准到省委，不准到国务院，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