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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干部及其家属。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贺龙元帅的夫人薛明，罗瑞卿将军的夫人郝治平坐在一起，用愤怒的眼光注视着罪犯们。
记者问她们有何感想。
王光美说：“这是罪犯们应得的惩罚，我对罪犯有深仇大恨，我的直系亲属中有四人被他们迫害致死在监狱里。这次不是私仇家恨，这是国仇，党仇，是全国人民的仇恨！”
薛明说：“我早就盼望着这一天了！审判林彪、江青等人，不是个人的家仇，他们要毁掉我们的国家啊！”
郝治平激愤地说：“他们害了多少人啊。在他们手下，全国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不判他们严刑，不足以平民愤。”
现在是清算血海深仇的时候了！
是呀，请想一想，算一算吧，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猖狂的年代里，中国大地上哪一个城镇不遭受他们魔爪的蹂躏？哪一个农村听不到寡妇孤儿的哭声？有多少革命干部被迫害致死？有多少科学家、专家横遭拷打？有多少学校遭到了破坏？有多少工厂停止了生产？有多少村庄荒芜了田野？有多少工人、农民受到迫害……
在史无前例的灾难岁月里，我国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从经济到政治，从文化艺术到社会风尚，都倒退了好多年，在这伙反革命阴谋家的煽动和指挥下，真是冤狱遍全国，灾难铺大地啊！
3点20分，最高人民法院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宣读《起诉书》，铁证如山地控诉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桩桩、一件件罪行，字里行间充满了九亿人民的血泪。这篇长达两万多字的起诉书，列举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纂党夺权、祸国殃民的四大罪状，48条罪行。其中根据起诉书材料统计，林彪反革命集团在人民解放军中制造了大批冤案，使8万多人遭到诬陷、迫害，1169人被迫害致死。教育界受诬陷迫害的干部教师有近142000多人。受诬陷、受迫害的科学技术人员53000多人；文艺界受迫害的著名作家，艺术家有周信芳、赵树理、吴晗等2600多人。卫生界仅卫生部直属的高等医学院、校674名教授中，受诬陷迫害的就有500多人。
在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犯罪事实的二十天开庭调查中，法庭出示了大量的证据，从各方面无可辩驳的事实中证实了被告人的各种犯罪活动。11月24日、26日，第一审判庭调查江青反革命集团到长沙诬告周总理，阻挠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的阴谋。
26日上午9时，江青被押上被告席上，她强打精神，极力装出镇定自若、满不在乎的样子，但她怎么也掩饰不住内心的紧张和恐慌，她的两手一会儿握紧，一会儿垂下，眼睛茫然地望着法庭，女皇梦似乎还没有醒。
审判长曾汉周问江青：1974年10月17日夜，你召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起在钓鱼台11楼密谋策划，这是不是事实？江青眨巴眨巴眼睛，先说了声是，又改口说：“不知道。”
审判长问他们四人在一起策划了什么，江青摇晃着脑袋，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凶狠地说：“前面问的不知道，策划了什么我怎么知道！”
审判长宣布：被告人江青否认《起诉书》认定的事实，应记录在案。
9点15分，王洪文被传到庭作证，他再次供认24日在法庭调查的一切事实，但是做了补正。王洪文说，是他自己提出到长沙去的，江青立即表示同意，并且说，你要去，最好是在毛主席接见外宾之前去。
法庭宣读王洪文1974年10月4日，亲笔记录的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电话记录。这时江青好像相当注意，她左手扶着助听器，在木椅上坐不安宁，两条腿不时地跷上放下，歪着头倾听着，一会皱皱眉头，显得若有所思。
法庭工作人员还当场用幻灯投影了记录：张玉凤同志来电，首长说，政府报告有5000字就不少了，副总理要多几个，谁当第一副？（邓）
在26日的法庭上，王海容、唐闻生先后出庭作证。
王海容说，她到11号楼时，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都在场。会上，江青先让张春桥介绍所谓把批孔后国内财政开支和外贸·中逆差，说成是国务院领导同志崇洋媚外造成的。张春桥还把17日党的政治局会议，比作“二月逆流”。江青说，17日晚，在政治局讨论“风庆轮”问题的会上，小平同志和她发生争吵后扬长而去，致使政治局会议无法开下去。
这时，江青似乎听得津津有味。她的眼睛半闭着，微微点头，脸上露出一丝奸笑，而当王海容讲到她诬陷周总理、邓小平时，江责顿时变了脸色，马上扭过头来，恶狠狠地瞪了王海容一眼。
公诉人要求发言。他说，从长沙告状这件事的过程可以看出，江青是主谋，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当时，王洪文是中央的副主席，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姚文元、江青是一般的政治局委员。江青为什么能够使这些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如果他们不是一个反革命集团，不是公认江青是他们的头子，这是不可能的。
12月3日上午，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审问江青直接控制专案组，诬陷和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他的夫人王光美的罪行。江青出庭时穿一身黑衣服，外穿黑色毛背心。她在法庭上，多次否认这个专案是她直接控制和指挥的。她狡辩说，在专案组工作是“受了委托”，只是个“助手”，
到底是“主管”还是“助手”？
办案人员走访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工作人员。他们证实，谢富治等曾经多次当面交代，专案组是江青亲自抓的。
办案人翻阅了刘少奇、专案组整理的几百本案卷，公诉人出示了1968年2月26日，公安部长谢富治在“王光美专案组”一个报告上的批示说：“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起诉人估计到江青很可能狡辩说谢富治的批示与这无关，又查到江青的亲笔信。她在信中强调刘少奇专案是“我负责的专案”，批评没有送原材料给她，是对她的夺权。她说，只把材料摘录送给她，是对她“有夺权的现象，如果我不尽责任或犯了大错误，撤我的职好了，否则你们就要做出自我批评，认真改正”。同是专案组负责人的谢富治和汪东兴，赶忙写出书面检讨，说“特别对江青同志主管的专案，首先向江青同志汇报和请示不够，正如林副主席指示的，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重大的组织原则和政治原则问题”。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历史的审判（3）
法庭工作人员给江青看了检讨复制件以后，审判员问江青听清楚？了没有，有什么要说的？
江青点头说：“我没有记忆，没有印象，忘记了，对我写的也没有记忆。不过那是我写的。”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江青不得不承认这些事实，然而她又狡辩说，召开“批斗刘少奇大会”，抄刘少奇的家是“合理的，合法的”，抄家不是犯罪。江青摘下眼镜紧握右手，打断审判员的话，说：“破四旧必然抄家，是革命行动。”
江青问审判长曾汉周，我是否可以拿“九大”报告？
审判长说，“九大”、“十大”报告，你已经没资格看了。
江青说：“为什么？”
审判长说：“你是罪犯，你只可以在起诉书的范围进行申诉、辩论。”
江青顿时破口漫骂。审判长警告她侮辱法庭，将成为新的罪行，江青像泼妇一样，大闹法庭了。她说，“我就是无法无天，我不怕你呀。……没有我这个道具，你这场戏能演成功吗？我是孙悟空，我能变几个脑袋，砍一个，我能多长几个……”
审判长再次按响铃声，警告江青不要胡言。
公诉人在发言中对江青的狡辩进行反驳。指出《16条》中没有任何一条，可以作为对一个国家主席进行批斗和抄家的依据。黄火青指出，按国家组织法第36条规定，全国人大代表非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许可，非经人大常委许可，不能逮捕或者审判人大代表。他说，对于一个人大代表是如此，对人大会选出的国家主席，江青几个人有什么权力决定在群众大会上批斗他呢？这完全是违法行为。
法庭还出示了江青批准拘留、审讯王广恩、丁觉群和孟用潜，采用“小型批斗会”等残酷手段，逼迫他们承认刘少奇是“叛徒”的证据。江青等为陷害刘少奇，1967年7月组织三百多人，历时三个多月，清查沈阳地区敌伪档案245万多卷。结果仍没找到一点刘少奇“自首叛变”的证据事实。江青为制造刘少奇是大叛徒的证据，刑讯逼供1927年在武汉同刘少奇一起搞工人运动的丁觉群。丁不久就翻了供。1967年9月25日，丁觉群在狱中写给专案人员的信中声明，他是“打破事实框框”写的。
孟用潜曾任原满州省委组织部长，1929年8月，他同满州省委书记刘少奇在沈阳奉天纱厂同时被捕。江青诬陷刘少奇是叛徒，连续逼供孟用潜。他在狱中二十多次写信声明，他写的关于刘少奇的材料，都是编造的，没有事实根据，但均被扣押不准上报。
江青为诬陷刘少奇是叛徒、王光美是特务，从1967年5月至10月，擅自决定逮捕关押的还有河北省副省长杨一辰，天津市民王广恩，刘少奇的厨师郝苗等11人。
在刘少奇家当过十几年厨师的郝苗，12月3日也出庭作证了。郝苗是经江青批准逮捕的，可她却说：“不记得了”。法庭出示了1967年6月8日，江青批准谢富治逮捕审查郝苗的报告，江青批示“照办”。
江青歪着头，看了批示原文，承认字是她写的，“是我批的，是我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