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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回答说：“在成立民兵队伍时，张春桥就把这一任务交给由他们控制的‘工总司’去干，这实际上夺去了上海警备区对民兵的领导权。”
王秀珍还证实说，王洪文1976年9月23日在电话中对她说：“你们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总有人要抬出邓小平来。”王秀珍说：“所以，‘四人帮’一垮台，我们就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严重的考验时刻到了，就在上海策动了反革命武装叛乱。”
审判员问王洪文：“你多次说，要警惕出修正主义，要准备‘打游击’，这些话的涵义是什么？”
王洪文回答：“‘修正主义’指的是文化大革命被打倒的老干部（上台），所以一旦出现修正主义就上山打游击，是张春桥的思想。”
徐景贤出庭作证说，毛主席逝世以后，张春桥连续从北京向上海发出了反革命指令。1976年9月23日，张春桥派王洪文的秘书肖木到上海传话说：“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要看到斗争还有曲折，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准挂帅”。张春桥还说，上海“还有大的考验”，“要打仗”。
徐景贤还供认：“到了10月8日，当我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时，我认为张春桥的预言应验了，大考验的时候来到了。我根据张春桥9月28日‘要打仗’的指令，在上海策划了反革命武装叛乱。”
时间又过了两年。
1982年7月13日开始，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和中级法院刑事审判庭，对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八名重要案犯，连续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公开审判，有一万多群众参加旁听。在大量罪证面前，罪犯们不得不低下头来。
徐景贤供认：“我应该负策划和指挥的全部罪行。”当法警将徐景贤写下的策动武装叛乱的笔迹交给他辨认的时候，他连声说：“这是我的亲笔，是我的亲笔。”
徐景贤、王秀珍都供认：“上海武装暴乱我们是罪魁祸首”。
上海高级人民法院于1982年8月21日开庭宣判，判处徐景贤有期徒刑十八年，判处王秀珍有期徒刑十七年。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8月23日开庭宣判，判处陈阿大、马振龙有期徒刑十六年，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有期徒刑十五年，朱永嘉有期徒刑十四年。
陈阿大在他判刑的最后陈述时，预先写了六页纸。他说：
“十年动乱，我私心恶性膨胀，出于个人目的，为了往上爬，死心塌地投靠江青反革命集团，犯下了极其严重的罪行。我对一伙小兄弟讲，只要大胆造反，不怕死就能当上头头，将来能当大官。我当时己窃取了市革委常委、市委列席常委的位子。为了实现这个野心，我就死心塌地干了！”
这个陈述，不仅是他个人的自白，而且是“文化大革命”中一切野心家、阴谋家、小爬虫的内心写照。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历史的审判（1）
1980年春，我再次来到了大别山的红安县。这一带从1927年就燃起革命火焰的山野，在长达数十年的斗争里，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了这里的土地。一位身负重伤的红军战士，看到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人民江山，被糟蹋得不成样子，沉痛地说，林彪“四人帮”欠下的人民的血债，一定要清！一定要算！
一位70多岁的老赤卫队员，再三叮嘱记者，向国务院、党中央转告他们的心愿：公审江青，我们要在电视上看一看！
人民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开庭时刻
1980年11月20日，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特别法庭，在北京正义路一号公安部礼堂，开庭审判了。
这是个历史性的日子，是用极大牺牲和痛苦换来的日子。
特别法庭庄严、肃穆，银灰色的帷幕正中，悬挂着巨大的国徽，右侧墙上，挂着一幅投影罪证材料用的白色长方形屏幕，身穿灰色制服的特别检察厅厅长、副厅长、检察员，和身穿黑色制服的特别法庭庭长、审判员，端坐在审判席上，审判席的两侧，坐着五位辩护律师和书记员，四名身着蓝色新制服的法警，威严地分列两旁。
下午三时，一阵急促的电铃声响了，耀眼的强光灯，把法庭照得通亮。记者在法庭的旁听席上，清楚地看到审判台下一米左右的地方，在竖立着一排灰白色的铁栏杆上，挂着一块写着“被告人”三个字的木牌，铁栏里摆着为被告人准备的10把铁椅。
下午三时三分，特别法庭庭长江华下令传被告到庭。
法庭开出传票，交法警去候审室带被告人。随即，被告由法警押着，从右侧门进入，穿过中间过道，一个个地被押上被告席。
顿时，灯光齐明，场内的电影摄影机、录像机、照相机的镜头，全部对向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十名主犯，把全国人民久久盼望的审判场景摄录了下来。
这些曾经显赫一时的人物，终于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
这起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审判，被人称之为“超级审判”。从被告犯罪时的地位和权力看，一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林彪，是写进“九大”党章的接班人；一个反革命集团头子是有特殊身份的人物，是“第一夫人”。
受审的16名主犯（包括已经死亡的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等六人）中，有三人是共产党中央的副主席，五名是政治局常委，13名是政治局委员。
属于军界的首脑罪犯人物，包括原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总政治部主任兼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张春桥；四名正副参谋总长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及三名空军高级军官。他们还分别把持过总后勤部长、空军司令员、海军第一政治委员等职务。
王洪文被第一个押上被告席。这个从上海滩一步登天的造反司令，面容憔悴，脸色发黄，穿身灰色衣服，两只眼睛机械地眨动着，木呆呆地站在那里，望着有800多旁听席的法庭。几天前，他读完起诉书副本时，曾对审判员说：“起诉书列举的都是事实。”他表示开庭不需要辩护律师。
接着，被押上法庭的是十年浩劫的舆论总管姚文元。他光秃着脑袋，鼓出两只金鱼眼，哭丧着脸，发呆地望着审判员。这个“四人帮”的笔杆子，今日走上法庭也没忘记在上衣口袋里插上一支钢笔。他拿到起诉书的副本时，表示要委托律师出庭辩护。
江腾蛟，这个曾经组织谋害毛泽东的“第一线指挥”，戴着黑边眼镜，穿着淡咖啡色上装，双手垂放在小腹上，神情恍惚地左右张望。
邱会作，神色阴沉，步履缓慢地走上法庭。他灰白的头发直立着，双手垂在背后。看了起诉书后，表示服罪说：“对我自己盖棺论定了，我成了一个罪人。”
吴法宪，这位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空军司令，穿身蓝制服，两道浓眉，一脸横肉，厚厚的嘴唇外翻着，低垂着脑袋，像一只肥胖的笨鸭，一摇一摆地被押进法庭。他把起诉书看了几遍，说：“我深深知道自己的罪恶太大，这个起诉书写得实事求是，非常公道，是谁的罪就是谁的罪。”
曾是参谋总长的黄永胜，高大个子，背微微有些佝偻，脸上长着不少黑斑，头不时颤动着，显得特别苍老。他说：“在起诉书的48条罪中，涉及我的有10条。”
陈伯达在法警扶持下，步履艰难地蹒跚移动。他穿灰色棉罩衣，光头，鼻梁上架着一副黑边眼镜，满面是愁苦危惧的神色。这个在“文革”一开始就发出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中央文革组长”，被人民押到法庭被告席上。他在出庭前写了委托书：“我要律师，为我辩护。”
李作鹏，脸色发黄，微驼着背，他取掉了过去公开露面时戴的那副装腔作势的墨镜，神情沮丧，站在被告席的第八个位置上。他看了起诉书后说：“把康生列到里边来，非常正确，应该把他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
诡计多端的张春桥，今天在法庭上一直斜歪着脑袋。他吊着三角眼，微斜着平顶头，穿黑色中式对襟上衣，提着肩膀，敞着领口。他的灰白胡子长的有半寸长，两个嘴角向外撇着，两只眼睛左右斜视，脸上一直不住地冒汗。这个做了十年“改朝换代”黄粱梦的三十年代的狄克，在法庭递交起诉书副本时，先装着不看，后来又偷偷拿起，急匆匆地翻阅着，想知道指控他的是什么罪。他站在被告席上，还是那副阴阳怪气的模样，眼睛透出敌视的目光。
3时15分，江华庭长宣布：“传被告人江青到庭。”
在两名身穿蓝制服的女法警押送下，67岁的野心家江青走进法庭。今天她身穿黑色上衣，脚穿绒鞋，满头黑发梳得溜光，一副深色宽边眼镜架在鼻梁上。她在众目睽睽之下，像当电影演员时那样，做作地挺直身子，仰着头，把脚步放得很慢，满不在乎地左右张望，掩饰着内心的恐慌。几天前，当法庭送达员让她在收到《起诉书》副本的“送达证”上签字时，她故意发出冷笑。她由于心慌异常，竟把“十一月”写成“一十月”，送达员几次向她指出写错了，她想了好久，才改过来。
3时17分，江青等十个被告都已站到被告席上候审。每个被告席前都安装有耳机，供被告人使用。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历史的审判（2）
这十名被告，面对着即将来临的审判和亿万人的仇恨，有的神态紧张，有的故作镇静，有的低着头，甚至不敢向四周偷看一眼。
台下坐的800多位旁听者，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罪行的见证人。他们当中有中央各部委和各省的代表，有深受迫害的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