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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爷，这会儿公园里真清静啊。”
“是啊。我经常这时候来，图的就是清静。这会儿空气更好，阳光也好。”
“大爷在读什么书啊？”
“《曹雪芹新传》，红学家周汝昌的新书。”
“您也是……研究‘红学’的？”
“哪里，我干了大半辈子理发的行当。从当学徒时就喜欢读书。现在退休十几年了，儿女都成家了，我没什么愁事儿了，更喜欢读闲书消磨时光了。”
“那您，对《红楼梦》和曹雪芹的身世特别感兴趣？”
“哪谈得上什么兴趣不兴趣的啊！随手从家里带出了这么一本嘛。读书好啊。读书使人健康长寿。”
“唔？”
“你不太信吧？我以前血压高，现在正常了。以前动不动就爱犯急，现在早不那样了。你说怪不怪？连记忆力都强多了。”
“唔？”
“读书这一件事，是越老越觉得有益的事儿。”
离开公园，回到家里，我竟巴不得自己快点儿老了。那么，我就再也不必为什么功利目的而阅读了。人眼被功利阅读所强占的时间太多太久，它对另外的书是会麻木的，它对读书这一件事是会生出叛逆的。真的，就我的体会来说，闲适之时的随意而读，才是对书的一种享受式阅读。而书之存在的必要，有一点那也肯定是为了向人类提供别样的安静享受的。阅
读其实也是我们享受安静的一种方式。一卷在手，何必非是名著？只要是有趣的书最起码是文字具有个性的书，当我们从容地读它的时候，时间对我们现代人之意识的侵略，就被读这一件事成功地抵御了。
然而，过分强调闲适的享受式的阅读，既不但是矫情的，而且还是奢侈的。普遍的当今之人不太可能拥有较多的闲读时光。普遍的中国人尤其会有这样的体会。但细究起来，我们当今中国人之某些不良的习惯，恐怕更是使我们远离书籍的一个原因。
我曾在机场候机大厅见到过这样的情形——五六名欧洲国家的中学生和五六名我们中国的中学生坐于对面两排；人家的孩子各持一书皆在读着，而我们的孩子各拿手机，皆在不停地发短信息。已坐在飞机里了，空姐已再三提醒关手机了，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女孩，仍在偷偷地按手机键。我一问才知，我们的孩子和别国的孩子是同一个夏令营的。
我问：“有意思吗？”
她说：“没劲。”
我又问：“怎么没劲？”
她说：“你看他们，参加夏令营还带着书。如果是应届考生，带的都是什么考试辅导教材，还可以理解。可他们看的又都是闲书！”
我坐在过道边的座位上，见坐在邻排过道边座位上的一个外国男孩在读一本中文书，讨过来一看，是本《成语典故故事》。
我问：“会说中国话吗？”
他说：“会。不太好。”
又问：“参加夏令营高兴吗？”
他说：“高兴。很高兴。这一本我喜欢读的书，也快读完了。”
我一将书还给他，他立刻又垂下目光读起来。一会儿，还发出了轻微的笑声。
坐在我邻座的女孩悄悄对我说：“他们都挺怪的吧？西方的中小学教育，不是快乐式的教育吗？那他们怎么还被教育得这么怪？”
我问：“怎么怪？”
她说：“到夏令营干什么来了？得疯玩啊！想读书，还不如呆在家里读！”
我说：“候机大厅是没法玩儿的地方呀，在飞机上更没法玩什么呀。”
她说：“那就看会不会玩儿了，我都给同学们转发了二十几条段子了，还没加上短信息！”
我就不由得陷入了沉思。
手机是外国人发明的。但是据说，在外国的中学里，有手机的孩子并不多。而某报有一则调查公布——在一座普通中国城市的一所普通中学里，几乎三分之一的学生有手机。转发形形色色的所谓“段子”或自己创作段子发送出去，是有手机的孩子们的开心一刻。也许，一个中国女孩和一个外国男孩对书的不同感觉并不具有代表性，但他们各自的话却具有代
表性。
这篇文字写到这儿我又联想到了另一件事——有次我到外省去，某房地产开发商非要请我去参观他所开发的楼盘，自诩他的开发“超前的人性化”。
我不得不去，见每一单元，无论两居或三居，都另外增加出了一间十
平米左右的方方正正的小房间。
我问：“这个房间既非客厅，也没法摆床，不是空间的浪费吗？”
“不浪费。不浪费。这是麻将屋。人性化就人性化在这一小间上！我预见，几年以后，麻将必成为我们中国人足不出户的第一休闲方式！超前也超前在这一点！”
开发商得意洋洋。
“那，销得如何？”
“火！人性化的思路嘛，当然更受欢迎！中国就快形成老年社会了，将来那么多老年人，不打麻将那整天干什么呀？”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我断言——在未来的世纪里，衡量一个国家的人们的生活状态是否更人性化，休闲方式将仍是一种指标。而在一概的休闲方式中，人和书的亲情关系将再度被重视，被提倡。
因为，目前还没有别物，能像书那么有利于人之安静独处。
因为，更文明了的人，必会更加明白——为自己保留充分的独处的时光是绝对必要的；而在那样的时光里，安静即人性享受。
人智终将使人性这么化。
是的，我敢断言，故敢落字为据。
《未死的沙威》第一部分读书与人生——在清华大学的演讲（1）
主持人：有人说在清华办讲座比较困难，因为我们的学生一直学业特别紧张，没有时间来听，我们主办讲座的老师也经常会有一些担心，比如说今天。因为我们原来的讲座是安排在星期四晚上，但这个学期因为其他一些活动，比如说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教育活动，所以我们做了一个调整，调到下午。下午的时间很多同学都有课，原来担心图书馆报告厅会坐不满，没想到今天来了这么多人。表现出清华同学对人文精神的一种新的关注。
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下面请梁先生做演讲。
梁晓声：（如果有同学带餐巾纸的话，希望贡献一两张，我没带手绢，
而且还感冒了。）
非常高兴。高兴的原因不是由于人多，比这更多的场面我也坐在台上过。高兴的原因是我看到了这么多男生的面孔。男生在我们北京语言大学是稀有元素。在新生入学的时候，我们老师之间都会互相询问：有几个男生？我班上男生最多的时候也没有超过十个，最少的时候只有三四个。这是由我们大学的学科结构的性质所决定的。坐在台上，心生悔意。原因有
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文学这个话题越来越是一个“小众”的话题，读书这个话题在中国也越来越是一个“边缘”的话题。我们的人口越来越多，我们读书的人口最近几年的统计却不是上升，而是下降。尤其是2002年我调到北京语言大学之后，在我这，文学的话题由于我的职责所要求，越来越变成一个专业性的话题。这就好比请演艺界的人士坐在台上，如果谈演艺以外的事情，谈初恋与失恋，谈逸事与绯闻，谈其他种种爱好、血型、星座，显然都是饶有趣味的话题。但无论是搞音乐、美术，还是搞表演的，如果要他们把话题变成相当专业的话题，那有时是很沉重的。可是我越来越把文学作为很专业的问题来谈。所以我记得在上学期的时候，组织同学连续欣赏了一些电影。我班上的同学会说“老师，我不喜欢看这部电影”，或者“我不喜欢看那部电影”，当即遭到我的极严肃的批评。首先认为这不应该是中文学生说出来的话。其他专业的人可以这样说，大学校园以外的人也可以这样说，但是中文系的学生学的是欣赏、创作与评论，在中文系里是你必须看什么，学科要求你看什么，而不是你喜欢看什么。正因为这样，我记得二十六号上课时，我们的副院长找我有事，他在门口听了二十分钟，然后下课时对我说：“老师和老师讲课的风格真是不一样，我听了你课堂里那么安静。”那不是因为我讲课的水平很高，大家很投入，我看了全班五十多张同学的脸，甚至觉得对不起他们，因为我觉得他们需要笑。这个有十三亿七千万人口的国家，大众是那么的需要笑。恐怕在世界上，我们这个民族的笑肌是相当发达的，可是在大学里，有时候不仅仅要制造笑声和掌声，还需要激发思想本能。因此，我经常问我的学生们是否感到压抑，是否我在心理上虐待了他们。所以更多时候，撇开我上课，我尽量不讲文学的话。还有一个原因是最近身体太不好，二十四号在民族文化宫给北京的业余作者们谈文学，二十五号参加我们中国民主同盟的常委会，二十六号从会上回到学校去上课。当然，我有足够的理由取消这堂课或者少准备一次课，但是，我想本学期刚开始，我不过才上了三堂课，第四堂课就调课或者取消，接着就是“十一”，那么我所讲的内容就全部中断了。尽管那天我身体也不好。回来二十七号再开会，昨天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很晚了。这个日子正是我的同行们在美国访问的时候，因为我身体不好，就没有和同行们一起去。基于这两种情况，我一路打的过来的时候，心里有一些后悔。
但为什么我又坐在这里了呢？由于下面的事情所导致的。我们的国家图书馆启动了一次活动，关于全民读书活动。要由公众推选出优秀的书目，科技的、哲学类的、实用的，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