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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笔下产生的作品显然是不合她们的阅读兴趣的。但这也从未减少过我对她们的敬意。在我看来，置身于浮躁若此的时代，她们居然还能情愿地继承着人类的阅读习惯，实在已属可爱。倘连她们也不读书了，那么中国出版的末日真的快到了。何况，她们一般是不读不好的书的。偶读，也知其不好。在读书方面，她们一向是较有品味的。在一本渲染性淫的书
和《海蒂性报告》之间，她们大抵选择的是后者，且并不东掖西藏的，就那么明面地摆在她们的书架上。她们只不过是不太喜欢读愤世嫉俗一类的书罢了。因为她们自身与现实社会的关系也是既糯且软的。我认为，这是她们的一种明智的人生哲学。以时尚为纽带，她们宁愿与现实社会和平共处。而我又认真对待，社会因此应该感谢她们。
举例来说，《伤逝》中的子君，当然也是一位喜欢读书的女子。鲁迅塑造了她，而我们以子君的性情来推测，大约她是不怎么读鲁迅那一种投枪或匕首式的杂文的吧？若竟喜欢，是子君么？
子君是多少有那么点“小资”的，是想要在当时彻底成为“小资”而终究没有成为的一个。连鲁迅先生自己，也特别仁爱地引导她读《娜拉出走》，而非他那酸碱性极强的《狂人日记》或《药》。
又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冬妮娅，她之所以可爱还因为她是一个喜欢读书的女孩。而读书时的冬妮娅最为迷人。这不但是保尔的感觉，也是我们读者的感觉。而冬妮娅所喜欢读的书，依保尔看来，恐怕也是很“小资”的吧？但是连保尔也从未要求冬妮娅须得和他读同一类书。起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没有这种情节。
“小资”一词源于18世纪初叶的欧洲。那时的“小资”女性们也是追求时尚的。在种种的时尚追求中，读书是她们不可缺少的一种追求。可以这么说，全人类女性的普遍的阅读习惯，乃是由那时的“小资”女性们所影响所带动的。
女性者，人类一部分也。在人类和书的亲密关系中，“小资”女性所起的继承作用功不可没。
在中国，在今天，她们和书的关系，简直还可以说是有些难能可贵呢。
阅读是女人最优美恬静的姿态之一。
中国人应对她们仁爱一些，不可一味嘲讽她们仅喜欢读她们所偏好的书。
《未死的沙威》第一部分论人和书的十种关系（5）
八、第八种人和书的关系，好比一结至终生的婚姻。且无怨无悔，心无旁鹜，深情又专一。
他们与书的“婚姻”，仿佛是天定的。他们是些文化学者、教授或职业批评家。我此处用“批评”一词，所取乃其原本的中性含意，事实上，现而今在全世界职业的批评家已经很少很少了。批评大抵已是兼而为之的事。相对于文化现象，尤其是在网络文化大行其道的当今，批评已是人人都乐于显示的权力，而且是行使起来易如反掌得心应手之事。当代人类与
以往年代的人类之大不同的一点是，几乎个个都在文化的“改造”之下，具有着或隐或显的“艺术家人格”。此种人格的可爱之点就是，倘若无法证明自己确有艺术的天分，那么绝不会再放弃了证明自己确有艺术批评的天分的任何或曰一切机会。但批评的自由是一回事，批评家的水平是另外一回事。一位深负众望的文化的或文学的批评家，大抵同时又是学者或教
授。中外皆然。
在从前，在西方，学者和研究者是有着界定的区分的。研究者通常只着力钻研于某一方面，直到达到精深，于是成为专家。而学者，则往往不一定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但他必须在文化学社会学的多方面，都具有够水准甚至高水准的知识。故在自然科学界，其严格的职称中是没有什么学者一说的。学者是只出现在社会科学领域的人，而且那也是在从前，比如马
克思，我们今天之人也可视其为杰出的学者。培根、罗素，都是杰出的甚或可以说是天才的学者型人。丰子凯是画家，还是散文家，同时，也当得起是一位学者。他在音乐、美术、宗教、戏剧与文学方面的见解，皆是令后人获益匪浅的，他的老师李叔同，几可作学者类人的样板。
依我想来，学者应是比教授、专家、研究员们读书更多的人。他的学问不一定非要细微，却一定得广博。
总而言之，以上诸类人，不但与书有着亲密的，更有着共生共死般的关系。他们最初也许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同样是怀着相当功利的想法与书结爱的。但是越到后来，他们与书的关系越来越趋向于自然而然。终于功利目的淡出，成为了一种特别纯粹的习惯。书彻底改造了他们，使他们本身“书香化”，根本无法再与书分开。读书已是他们的一种日常生活方
式了。
一想到人和书居然会结下此种不是爱情，胜似爱情的关系，我每大为感动。既感动于书对人的长久影响，亦感动于人对书的长久眷恋。
然而依我的眼看来，在当今，在全世界，尤其在中国，在人和书的关系中，那一种代表古典意味的学者类型的人，已是凤毛麟角矣。
当代中国的教授们、研究员们，和书的关系分明已变得极其狭窄，如同一线系之。究竟会狭窄到什么地步呢？——若同是中文系的教授，教当代文学者，很可能对近代文学的所知一鳞半爪而已；反之亦然。而教古典文学的，论唐胸有成竹，言宋就未必心中有谱。
文化也像科学一样，被一把角色分工的卡尺卡得触类而不旁通了；或再比喻为超薄之刃，将原本有着千丝万缕之联系的文化，切成了一片片比鹿茸片还薄的薄片。
文化人士仿佛皆成了“片文化”的传承者和播讲者，自身也都薄得可
怜了。
是时代将人和书的关系变得如此这般的逼仄了。
然而，我认为，也有人自身的原因，就是太容易满足于那么一种狭窄又逼仄的关系了。而只要一满足，知识似乎还很够用，甚而自认为绰绰有余。
故我对从前年代的已然模糊在历史中的那样一些职业读书人的身影，总是会情不自禁地投以仰慕崇敬又惭愧的目光……
九、这一种人之和书的关系，如我。一言以蔽之，属于杂读者。
以前我与书的关系，第一从阅读兴趣出发；第二基于习惯。偶尔也功利性的一读，但那一种时候极少。即使在我成为作家以后，功利性阅读的时候也是很少的。比如我决不会忽而某日心血来潮，试图现代一把，于是便找一本什么西方的现代派小说，认真研读，决意摹仿。我之从前的功利性阅读，也无非是当笔下将写到什么真人真事时，恐自己记忆有误，翻翻资料书，核实一下而已。
现在的我不一样了。自从调入大学以后，因备课需要，功利性阅读上升为我和书的第一关系了。既须读某些绝非兴趣使然的书，有时还得将某些概念、时间、人名抄在卡片上，更有时还要求自己背下来。
除了背诗，另外再背其他一切文字，对我都是厌烦透顶之事。
我虽喜欢读书，但功利性阅读，却不能带给我半点儿愉悦。尽管也使我增长了一些从前所忽略的知识，但那只不过是一些死的知识，并非我自己希望获得的知识。故即使获得了，也少有获得的满足。相比而言，倒是在兴趣阅读或纯粹习惯性的闲读时，我偶然所获的某些知识，更能使我思考。而不太能促使我思考的知识，我一向认为那应是别人所需要的，非我
所需。知识是因人而异才成为知识的。
在兴趣阅读和纯粹习惯性的闲读之间，现在我最惬意的是后一种阅读。因为以前挺感兴趣的一些书，现在竟不那么感兴趣了。比如推理性侦
探小说、探险小说、科幻小说等。现在依然还感兴趣的，只不过是具有史海钩沉一类属性的书了。在这一类书中，我又尤其偏好中国近当代内容的那些。因为我这一代人的头脑之中，曾被硬塞入，所以也就印下了许许多多不真的事实。如今这每令我恼火。多读点儿史海钩沉属性的书，有利于匡正假史伪实。我可不愿头脑中存留着种种的假史伪实死掉。我希望我死
之日，想要清楚想要明白的某些世事原委，比较的清楚，比较的明白。我承认，即使我之兴趣阅读，也是多少体现功利心的。
纯粹习惯性的闲读，使我所获颇多。
比如倘无闲读习惯，我便肯定至今也不会知道，原来当年是张学良亲自下令处决了邵飘萍。
倘无闲读习惯，我便肯定至今也不会知道，蔡元培还应毛泽东之恳请，到毛在湖南创办的文化学堂去演讲过。
倘无闲读习惯，我便肯定至今也不会知道，毛泽东在评价到我们民盟创史人之一张澜先生时曾说过“老臣谋国”的话。
闲读令我体会到，有时某书中的某几行字，确乎足以像钥匙一样，帮我们打开我们看待世事的另一扇门，使我们承认我们以前自以为清楚明白的了解，其实是很局限的。
《未死的沙威》第一部分论人和书的十种关系（6）
十、某日下午，我在元大都土城墙遗址公园里散步，见一位老先生坐在长椅上，戴副花镜，正微垂其首看着一本书。斯时四周清静，初夏温暖的阳光照在老先生身上，情形如画。想不到老人读着书的姿态也居然那么的美。
我忍不住走过去，坐于其旁，于是我和老先生之间有了如下对话——
“大爷，这会儿公园里真清静啊。”
“是啊。我经常这时候来，图的就是清静。这会儿空气更好，阳光也好。”
“大爷在读什么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