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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概念，国家的发展，文化的传承等等，都有不一样的想法。在国外，你不能批判他，也不能强迫他，慢慢地就学会去包容，也学会了循着他们的思路，阐述自己的概念。
我们的流程是，采编部是负责把做菜的原料都弄过来，我们主编就要把这些新闻过滤、筛选，摘出最重要的新闻点，做头条。一般我们主编带来一个副主编，一个助理，一般两个人一个班。
作平面传媒，当文字记者，需要协调同事的地方不多，采访时，拿一只笔，我就走人了，最多带个摄影记者。我回来后自己写，写完东西属于个人的成果。但是在电视台里分工协作，大家集体合作，主编只是其中一个环节。很多像我这样的做平面传媒过来的人，欠缺合作的意识，也没有受过屏幕训练，对画面不会那么敏感。容易跟周围人的发生矛盾和冲突。有的时候发生问题以后，大家会推卸责任，有的时候会吵架，当然都是为工作的事情。
我们许多主播是台湾人，大家受教育的背景不一样，文化冲突很多。有些我们习以为常的话，台湾人听起来却比较刺耳，不好接受。比如他有很多用词不一样，我们说水平，他喜欢叫水准，把游泳圈叫水套，我们说一颗钻石，他就叫一夥钻石，我们叫一座村庄，他就念一条村庄。我们讲挟持，他们念成夹子的夹，我把字典翻出来，说你念得不对，可是他有台湾的字典，就是念“夹”。还有台湾那些所谓“总统”、“国防部”之类字眼，都需要有变通的说法。最终大家也能找到一个平衡点。这就像两个人谈恋爱，互相了解了，矛盾就少了。我们一个准则，基本上翻译的东西要以大陆立法为准，但是个别的词语，台湾的习惯用法，我们觉得可以接受的也接受了。
我从2001年7月做早班车，做了差不多3年。所谓早班车是4点起床，去到公司上班。主持人要5：30左右到，但是我们当编辑的就要4点半到。，我晚上睡觉不能睡太早，家里有小孩，休息也不是太好。4点是人睡得最香的时候，那时候被铃声弄醒了，很难受。尤其冬天的时候，天寒地冻，真的想多躺一会儿。有时我试着不响闹钟，多睡几分钟，可是不行，没起来，最后是别的同事打电话叫我起来。脸也没洗，乱七八糟地跑去上班。
为了做好早班车，我们专门请一个人，早晨到中环的报纸批发市场把主要的报纸买回来。我们到班上以后，这些拿回来的报纸还是热的，油墨香味还都在上面，刚从印刷机上下来我们就拿到了。早班车是一个小时的节目，除了直通车之外，可能是第二大重要的节目。我先后陪了鲁豫、陈晓楠、刘芳等主播。我们合作很愉快，有时候大家做完节目，早晨8点，大家一块喝茶，吃早餐，聊天，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放松。太阳刚升，别人刚刚起床，可我们的一天已经快结束了。后来，鲁豫出书送了我一本，她在上面写了几个字，说是“谢谢会霞”。
有一次8点做完节目回家，碰到程鹤麟来上班，他一看我吓一跳，说你怎么是这个样子。上午10点我赶回公司开会，梳洗打扮一下，精神了一点，他跟着我出来说，刚才的样子太惨了，蓬头垢面的。嘿嘿嘿，黄鼠狼给鸡拜年。
第三部分士的形象与情怀（1）
刘长乐开玩笑说，“凤凰聚集了一批怀才不遇的理想主义者。这里面也包括我本人。我在中央电台干了10年，做到部门主任时也才30多岁，待遇和前程都不错。我为什么选择离开呢？因为我觉得，由于当时的政策、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人们容易局限在自我设定的限制中，形成盲点，自我感觉良好。而事实上，10年按部就班的日子用一天就可以全部概括。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一次外事活动的采访中，认真考察了西方国家的传媒，受到了强烈的触动，最终我选择了离开。因为，只有离开，或许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新闻理想。而我的凤凰的同事们，也都多多少少有怀才不遇的经历，并不是说他们受过打击迫害，他们在原来的工作单位也干得非常好，许多人已经进入了管理层，但最终他们为什么选择了凤凰？因为凤凰在全球华人媒体里，是最适合有志的传媒人做梦、圆梦的地方。他们需要一个舞台。”
凤凰卫视正在试图建立一种新的“士”的形象。
被称为上海四大才子之一的学者许纪霖在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里讲，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他多么脱胎换骨，但是他的内心总是包藏着一颗士大夫的心。就是说他的内心总是受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士大夫的影响。“士以弘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中国士大夫给我们留下来的一个正面的历史精神传统。
按中国文化的惯例，士为读书人，大夫为官员，士是平民。不做官，就没有发言权。所以苏东坡一方面感慨“常恨此身非我有”，另一方面又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可能退出官场这个是非之地。为什么不能“忘却营营”呢？就因为士大夫是读书人的最高理想。虽然苏东坡飘逸潇洒如同仙人，扬言要“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但他终其一生，是并没有辞官归隐的。
为什么？他需要有人倾听自己的声音。
随着现代传媒的发展，“士”终于能够通过卫星、电波，顺畅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在这个传媒里，文人的“文骨”，文人的品格，可以得到最大的张扬。
刘长乐从不掩饰自己的政治动机，甚至在他刚刚创办凤凰卫视时，就为它设计了政治目标。在某种意义上，刘长乐遵循了一个中国传统文人的政治情怀，或者说是士大夫式的政治理想，早在1996年，他在制定凤凰卫视的业务目标时，也为凤凰卫视定下了政治目标：为中华文化的弘扬，为两岸三地和整个世界华人的融合，为祖国大陆的开放，为中华民族的兴盛而效劳。因此，在某些涉及到国家利益的报道方面，凤凰卫视表现出的政治热情难免会让西方国家感到目瞪口呆。刘长乐说，我有一种使命感。我觉得中国的老百姓，甚至包括中国的政治家们也希望凤凰带头去冲破一次一次的障碍。凤凰一次一次地挑战官方新闻的底线，使得这种空间变的越来越大。
尽管凤凰卫视的评论员常常语出惊人，但是大陆政府发现，凤凰卫视的评论直接、坦率而且富有建设性。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凤凰卫视没有招致官方的反对，反而受到他们的关注。2002年“四一五”国航空难发生后，中国政府代表这家航空公司出面处理。阮次山从政府发布的声明中发现了问题，认为不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基看到了这个节目。很快，在第二天的国务院办公会上，中国政府调整了处理方式。在其后的博鳌论坛会议上，朱基告诉阮次山：我喜欢看你的节目。
如果用某个形象来比喻的话，凤凰卫视更像是这样一个男人，40岁，高大健康，开朗洒脱，干净而不媚俗，积极而不偏激，成熟而富有进取精神，宽容别人而不丧失自我，关心社稷多于放任自流，创造财富的欲望强烈但不以追求财富为目标，勤于思而敏于行，有超强的应变能力和公关能力，自强不息并厚德载物。实质上也就是新时代的一个“士”的形象。
2003年4月20日是中国新闻史上不平凡的日子。
北京非典疫情的真实情况，在这一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宣布。在这场最具新闻性的发布会上，细心的人们发现，只有凤凰卫视及时进行了现场直播：人们从画面上看到，当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高强表明了中国政府直面危机、不许隐瞒任何疫情的决心。
为什么只有凤凰卫视的直播？
原来，因事先被告知此次发布会不能做实况转播，各家电视台无功而弃，收拾家伙打道回府。此时，只有凤凰卫视不肯放弃。为了申请这一直播，北京节目中心副主任潘力一整天都在进行各方联络沟通，同时还留了个心眼，没有撤消预定卫星国际传送信号。而他的背后，是刘长乐与王纪言的努力。他们一直在与国新办的官员探讨直播的必要性和意义，并在最后一刻达成共识。接下来的一幕非常经典：新闻发布会前三分钟，国务院新闻办负责人一脸涨红，冲出来问潘力：“凤凰卫视能不能直播？”话音未落，国务院副秘书长高强已经大步流星走向主席台。即使是成功垂青有准备的人，时间也还是稍嫌短了点。可就是这短短的两、三分钟里，潘力迅速打通香港总部、北京电信局等几个重要环节的电话，然后笃定地告诉对方——凤凰卫视已经启动直播！
这一次，央视用了凤凰的画面。
第三部分士的形象与情怀（2）
4月20日，既是中国大陆直面疫情的转折，也注定是凤凰卫视打赢这场抗击“SARS”战役性报道的良好开端。人们发现，凤凰卫视的播报战场已经从硝烟滚滚的伊拉克，转向了中国的北京抗SARS第一线，凤凰人在用镜头为中国的医务界谱写《新儿女英雄传》的时候，他们自己，也不知不觉成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4月29日下午才从伊拉克的巴格达返回香港的闾丘露薇在当晚就接到高层的电话：
“明天你去北京参加“非典”报道，怎么样？”
“没问题。”
当晚，闾丘没敢跟女儿告别，悄悄地离开了。尽管女儿戴着大口罩到机场去接她的模样儿让她有点心酸。
5月1日凌晨6∶30，北京街头悄无人迹。五辆采访车从凤凰会馆驶出，他们将分五路遍访正处在抗击SARS病毒严峻考验的北京城，报道北京市领导、普通市民、医务人员和患病者的一天。
闾丘这天的采访内容是，追踪报道代市长王岐山察看居民社区、学校，了解民情。8∶30，当王岐